这样的优惠，只能通过非正式的金融体系解决资金问题。
政府对某些产业、某些企业吃偏饭的态度，既害了吃偏饭的那些企业，也不利于本地形成合理而高效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工合作链条。通过优惠政策，确实可以勉强扶持起若干企业，但未必能对本地经济发生多大整体拉动效应。而本来合乎本地资源优势却遭到政府歧视的那些产业，可能因此而得不到正常发育。温州形成合理而高效的产业群体的成功经验证明，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产业链条，应该让市场、让当地企业家去探索、发现和创造。
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
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靠优惠政策吸引回来的留学生们，大多不是企业家，甚至可能不具备企业家的潜力。他们在海外基本上没有创业的经历，大多数从事技术性的工作；即使从事管理工作，也是在大型企业内部从事日常管理。这样的背景，对于创业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创业需要的是企业家精神。
相反，如果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他是不会仅仅因为优惠政策才回国创业的。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本地的资源和市场、本地的宏观商业环境，比如法治的水平、政府管制的范围等等。而一个人如果不能为自己的产品找到投资，不能解决本企业的资金问题，也无法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市场，那他就不能说是一个企业家。同样，一个人如果不能面对中国的社会环境不能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恐怕也不能算是企业家。
所以，也许对于那些失望地离开的“海归”们，我们没有必要格外地惋惜，毕竟，在同样的环境下，各地已经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成功的企业家。当然，政府应当汲取教训，致力于创造更健全的制度框架和经商环境；但这绝不单单是为“海归”们，而是为所有具有创业冲动者。
“什么样的‘海归’能升值呢？”我特别需要了解这个情况。
“海归”派分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在国内有经验、有学历背景的，他们出国进修或者在国外有工作经历，也就是真正“镀金回来”，是很受外资公司、民营、国有企业青睐并高薪聘请的，其薪酬的增值幅度最大，翻几倍都是正常的。第二种是在国外留学、没有专业工作经历的“海归”们，他们对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经营管理、电子商务方面比较了解，但他们通常的想法是由于出国“投资”比较大，一回来就想快速把“成本”收回来，因而对薪酬的期望值也比较大，甚至要三五万美金的年薪。而国内这几年发展得很快，不少大学生的外语也很好，如果“海归”能把自身价值放在国内市场上衡量，先将基础打好，增值也是很快的。第三种就是在国外瞎混的，包括一些高中生，学习也不怎么好，未必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有钱、有机会能出国混个洋文凭回来，但混的结果是，有的甚至连外语说得都不利索，他们的前景就比较令人堪忧。
我的大学同学Karan现在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猎头。她告诉我，先选择有利于自己职业生涯的学校和专业出国留学，并最好先在国内同一领域积攒一些工作经验，毕业后争取在所在国锻炼一段时间，回国时以一名业内国际化专业人士的身份出现，才可能让“海归”这两个字增值。
我以为，吸引留学生归国，最主要不是个人的待遇，而是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环境——投“智”环境。这个整体的环境涉及政治、法制、经济以及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中，海龟们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创业和发展，真正展示自己的才能。中华人民共和国闯荡北美
第8章 昔日的石库门（1）
我又回到了我的故乡——上海。
漫步在通往老家的弄堂里，小巷依旧。临街的二层楼老石库门房子里，铺着坚硬冰凉的水泥地；白色石灰剥落的墙壁，露出风吹日晒后泛青的砖块；站在小天井里抬头仰望，一根根整整齐齐的竹竿上，呼啦啦地晾着参差错落的衣物。夕阳渐渐西下，跨出天井，昏暗的路灯下，过往的行人和自行车在光秃秃无遮无拦的马路上穿梭，清脆的铃铛声交融在一片嘈杂的谈话声中，和谐入耳。我顺着街道飘忽到十字路口，在亮起日光灯的小烟纸店柜面上，抓过一包“大前门”烟；然后来到老虎灶旁，将热水瓶灌满了热水；回过头又出现在南货店的蜜饯玻璃罐前，双手往里面掏着用白纸包起来的一小包一小包话梅、杨桃、橄榄、盐金枣、加应子。真是想什么有什么，而且越来越多，我心里那个乐啊！藏到哪儿去安全呢？不如先吃吧！我张开嘴巴刚想吃，突然那些蜜饯全都不见了。我急了，飞出店门，找啊，找！我想飞得高一点儿，飞得再快一点儿。可是无论我怎样地使劲儿，两手怎样地拼命划，人却越飞越低，越来越往下沉。我急醒了……
这情景，不知在我梦里重复了多少回。日子流逝得越久，距离变得越遥远，人生经历越沧桑，往日的记忆就会变得越甜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慢慢地变幻为一幅幅油画，看上去既朦胧又美好。待静下心来细细地品味，画面似乎又化成了清晰的线条，越看越真切。十几年前离开时，那儿并不雅观，景观也不那么的美好，甚至还嫌她丑陋、世俗、丢脸，但这些却占住了记忆的一部分。刻意封存的往事，清晰地再现于睡梦里。当我旧地重游，回到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时，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泡热水的老虎灶不见了，小烟纸店拆走了，那一片石库门房子和南货店也一同走进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往日的所有一切都只好到记忆中去搜寻，到旧时的四邻街坊、昔日的同窗好友和亲人们的中间去寻找了。
一个城市有她的灵与魂。如果说马路和房子是城市的魂，住在房子里面的人便是灵。上海有数不清的马路和数不清的弄堂，可谓曲径通幽。九江路是上海开埠后，与大马路（南京路）同时开辟的早期通向外滩的马路之一，俗称二马路。九江路并不长，十五分钟便可走完全程。它东起外滩中山东一路的黄浦江畔，西至西藏中路。从云南南路到西藏中路的九江路上，曾经有过七栋连成一片的石库门房，九江路774号恰巧在正中央的第四栋。她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共有十八个房间，分左右三开间上下东西厢房，连带上下客堂间，上下亭子间，外加两间夹在一楼和二楼的腰房，以及楼上横卧在后东西厢房中间的晒台和楼下靠大门的小天井。这栋石库门，见证了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一个梨园世家几度秋凉后的琐碎忧伤。流言和传奇与石库门同时产生，又一同变为废墟销声匿迹。四处漂泊的灵，如今只能在梦中找寻他们的魂。
这石库门的第一任主人叫赵君玉（1894—1943），出身于上海的一个梨园世家。他“艺承家学，幼习花脸，艺名大奎官。改习小生、武生后，始名君玉。民国初年在上海新舞台改演小生……一次因反串《翠屏山》中之潘巧云大获成功，而被视为旦角之绝妙人才，由此渐走上由生而旦的艺术道路……”摘录自《上海文化艺术志》人物篇。他父亲是著名武生赵小廉（生卒年不详）。爷爷是江南琴鼓圣手兼编剧赵嵩绶（约1850—1915），一生编排了无数剧目和培养了许多京剧名角儿。赵嵩绶“曾在太平军创立的科班中学艺，工老生，艺兼徽昆……他鼓艺娴熟且六场通透，会戏极多，为南方著名的鼓师。清光绪二十七年梅雨田抵沪，三次造访赵嵩绶，凡有所请益，赵嵩绶均尽心指点，两人遂成契友。赵嵩绶所编新戏，关目清楚，情节紧凑，唱做并重，故深受欢迎。尤以编写的灯彩戏更为吸引人。以《洛阳桥》一剧为例，剧中设计了‘点金石’、‘水晶宫’、‘采莲船’等场面，新颖逼真，使沪上观众争相观看，各戏园纷纷效仿，一时灯彩戏之风大盛。赵嵩绶在以后各新剧中均有灯彩并不断创新，终使之发展成以后的机关布景，因此赵嵩绶实开了机关布景之先。”摘录自《上海文化艺术志》人物篇。
赵君玉得益于家学渊源与自身的悟性，年纪轻轻就搭班于1908年创立的新式剧场——上海新舞台，并且崭露头角。辛亥革命后，受新思想影响，在1912年与周信芳合演了《民国花》、《新三国》，宣传革命、谴责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丑态；1913年3月28日，他和父亲赵小廉又与周信芳同台首演了《宋教仁》（又名《宋教仁遇害》），痛斥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现代剧。他们的演出受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也立刻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于是派了军警到剧院盯视。这出戏只演了八场便被迫停演。同年，他与南下献艺的谭鑫培，在新舞台合演了《珠帘寨》、《御碑亭》和《武家坡》，颇受谭鑫培的器重。由于赵嵩绶和谭鑫培交情甚厚，谭鑫培对赵君玉既倾心指导，又破格提携，使年轻的他旦角技艺更上一层楼。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则小故事。一天，谭鑫培想演《汾河湾》，而自己的班底又全在北京，思来想去由谁来演柳迎春这个角色呢？当时的上海新舞台只有赵君玉可以试试，但他不会这出戏。尽管他拥有扎实的花脸戏与武戏的幼工根基，然而旦角戏还没学那么多。可是，梨园行里讲的就是江湖义气：“传、帮、带”。为了提携他，谭鑫培临时向赵君玉说了这出戏。赵君玉天资聪敏，悟性极高。“他上台以后，非但没有出一点的差错，而且跟老谭言来语去，针锋相对，极为传神地表现了夫妻二人‘斗嘴’的情景。”②
赵君玉是二十世纪初上海京剧艺坛的全才演员，他在主演旦角戏的同时，还能反串演出小生戏、花脸戏、武生戏乃至丑角戏。而且各行戏艺均属上乘，深得观众的喜爱。他扮相秀丽，集了天下美男子和美女子的精华于一身，梅兰芳曾视他为劲敌。在演技上能博取各家之所长，“他的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细腻而不琐碎；文武兼备，唱做俱佳，善于塑造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比如饰演《龙女牧羊》里的洞庭公主，她出宫时的雍容华贵，牧羊时的贫而不卑，成婚时的喜而不露，均能曲尽传神，刻画入微。几次赴京献艺，皆载誉而归，遂成为南派旦角中的突出人物。”③③摘录自网上一位不知名的撰文者。
在荣享“江南四大名旦之首”和“北梅南赵”的声誉后，他和一大批海派戏曲改革人士，如：夏月珊、夏月润，以及戏剧家欧阳予倩一起，编排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改编的《新茶花》、《黄慧如》和《阎瑞生》等时装戏。演时装现代戏，不像古装戏，有辅助性的手段，比如花旦穿的水袖和老生嘴上戴的髯口。时装现代戏对京剧演员的艺术技巧和基本功的要求就更高，需要演员有过硬的唱、念、做、打全面功夫。而赵君玉就具备了这样的功夫。
1922年，在新舞台主演时装戏《阎瑞生》时，赵君玉饰演王莲英。戏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当上海名妓王莲英被失业在家的买办阎瑞生劫财、诱至郊外的麦田加害时，她苦苦相求，不愿做屈死鬼。而在这段情节中；赵君玉将整个过程，有节奏、层次分明地演绎得淋漓尽致。由于这出戏题材新颖，他的表演富有生活气息，连续一百多天满堂。根据当时新舞台的分红制度，赚到一百元，每股每月可以分十六倍半。赵君玉的包银一个月是一千六百元，他得二万四千六百元一个月。真可谓赚“疯”了。但发了“疯”的戏迷，更不可理喻，天天往戏院跑，疯狂起来竟然褪下手指上戴的金刚钻往台上抛。他的跑腿跟班在散场之后清理舞台时，常常能串起一长溜儿的钻戒。这个“疯狂”的时代，是京剧近代化新戏潮流的时代，赵君玉正赶上这股潮流，并走在了风口浪尖上，成了名角儿。
当九江路的石库门一交付使用，赵君玉便用为数可观的黄金把774号给买了下来，用雕花红木家具和祖父、父亲的古董收藏，把东西上下厢房、客堂间都装饰布置了一番，带着大大小小一家子住了进去。旧时候的艺人，闲暇时喜欢泡澡、逛玉器店、喝茶聊天和养鸽子，来调节压力和紧张的舞台生活。石库门的地段和小天井使他毫不犹豫地买下这房子。南京路上赫赫有名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了“小巴黎”的美称。吃、穿、用跨出一步就都齐全了。他夜晚下了戏后，大脑神经往往还处在兴奋状态，便到近在咫尺的南京路上逛逛，吃点儿甜点宵夜后，再慢慢悠悠地踱回家。早上起床后，他可随意地在天井里叫叫嗓子，松动松动筋骨，逗弄一下他养的鸽子。赵君玉曾养了一对无一根杂毛，名叫玉娇娘的鸽子，从头到尾，其白胜雪，名贵至极。当然，他深知自己误场的恶习，是痛煞了剧场管事的头，跑酸了催戏的腿。现如今，住家与舞台只隔了两条马路，紧跑慢跑只需两分钟，他就可以从云南南路二马路的石库门，赶到云南南路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今逸夫舞台），也算是照顾跑腿的了。俗话说救场如救火，他天赋有救护误场的绝技，那就是赶场。只要跟班在他耳朵边儿上一报：赵老板，到点儿了。他人到后台，出不了六分钟，拍粉、点胭脂、贴片子、梳头、登跷、穿行头、保管舒舒齐齐的上场，其速度之快无异于当今上海的磁悬浮铁路，使所有误场的“大亨们”瞠乎其后，望尘莫及。
上海旧时候邀角儿唱戏一演就是一个月，付的是包银，究竟是谁订下的规矩已无从得知。京城里凡南下上海演出的，多大的角儿都认可了。谁要是连唱一个月体力应付不下来，就只能靠吸大烟提精神。没有一个艺人愿意将自己打小吃尽苦头练就的“好玩意儿”，葬送在体力不支上。梨园行的角儿们在舞台上献给观众的每一分钟和他们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用血汗换来的。演员生活的特殊性，使他们活跃在多姿多彩的舞台上。舞台情绪，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