墼缇蚈vervalued，甚至“Extremely Overvalued”。那为何房价不跌反涨呢？他们反复问我房价何时会跌呢？
其实有没有泡沫和何时跌是两个概念。有没有泡沫是可以用以上三个方式来确定的；而有泡沫的房地产并不是立刻就会跌的。耶鲁大学教授希勒曾准确预测了美国网络股泡沫的破灭。可他第一次预测的提出是在1996年，离网络股泡沫真正的破灭还有五年之久。就是在这五年间，网络股的指数又涨了百分之一百五十！我觉得判断房地产有否泡沫可以用数学的统计方式；判断何时下跌则要用心理学。纽约时报有一个最精辟的论断：“当消费者不再相信住房的价格将上升时；价格将下跌。”其实这和
股票的何时下跌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房价跌的话，会跌多少：
既然是泡沫，一旦破灭，房地产的价格便会回归其合理的价位，也就是回归至前面已提到的合理的“房价租金比”和“房价收入比”。前两年，香港的房价连1997年的百分之三十都不到，东京有些地区房价只是最高峰时的百分之十。纽约的房价这两年虽然飞涨，但有些地区还没有1988年高。多伦多、温哥华、加州也一样……
中华民族是吃苦耐劳的，多数人明白财富的积累是个长期的过程。不过也有许多人急功近利，或分不清“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据说国内好些人先是炒股，结果一百个人炒九十九个被套，现在又觉得房子是不会跌的，越贵的区域越去追高。目前在海外，凡华人社区的房价总是涨得最快的。华尔街有一句话：“There is no tree can grow forever。”（没有一棵树会永远往上长。）和海外相比，国内的房产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房子所有者不是Landlord（地主）。按投资常识，房子本身是不会增值的，就像汽车一样，每年在Depreciation（折旧），能增值的只是土地，因为只有土地是有限的，不能再生。有一个说法很流行，就是中国的富翁百分之七十以上与房地产有关，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就是破产的人当中也有百分之七十与房地产有关。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香港在1998年开始房价下跌，突然出现了无数个“百万‘负’翁”，也就是所谓的“负资产”，即“按揭”（房子的抵押贷款）超过房子本身的价值，于是好多人几个月都不付房贷，宁可让银行将房子收去拍卖，结果令香港房价如推倒的骨牌一样。
任职于摩根士丹利银行的谢国忠认为，“中国各个城市应该把保持房屋的每平方米均价占居民家庭年收入的百分之十甚至更低水平作为目标”。若按这个标准，上海普通家庭的收入大约是三到五万吧，那一平米也就在三到五千之间。国内有好多人已经尝到股市大跌的滋味了，但绝大多数人可能还没有看过房市的大跌。
我有个朋友多年前曾在海南买了一套三十万的公寓，后来一度涨到五十万。他以为还会涨。后来，在海南不景气时，开价二十万都没人要，结果才卖了十二万。他曾向我绘声绘色地形容道：“房价上涨时如上楼梯，一步三跳；而下跌时如坐小孩子玩儿的‘滑扶梯’，一路到底。”
如今在美国有关房市的信息就如同当年的互联网一样。电视上充斥着房地产投资的节目，“轻轻松松就可以在房地产投资上获利”的言论铺天盖地，就像当年人人都投资互联网股票一样“发狂”。我无法“算”出美国的房价何时下跌，但我要引用当年华尔街一个大腕儿的一句话：“当一个擦皮鞋的老头儿都在谈论买卖股票时，你就该退出股市了……”
华人特别注重子女的教育，为了孩子而“孟母三迁”。有孩子的家庭在买房子时一般以学区的好坏做为首选。好的社区总是白人居多。我在多伦多有个朋友小林，1995年初在士嘉堡买了一栋房子。士嘉堡在多伦多是个一流的社区，百分之九十是高收入的白人，他的新居所在的小学在加拿大属于Top Ten的。小林的大儿子Tony当时三岁，他以为几年后Tony就可以上一流的小学，可以和白人做同学，将来可以“真正”融入主流社会。没想到，四年后，当小林带着Tony去报名时，突然觉得怎么周围的人好些和他一样，是新移民，不是“老中”，就是“老印”。再一问，这几年，大量的新移民和小林一样怀着让小孩上一流学校的目的搬进士嘉堡，原来住在那里的白人则趁着房子涨价，卖了个好价钱，搬到其他地方去了，那所小学也早就不在Top Ten之列了。现在的士嘉堡在多伦多已成了中国城的代名词。
位子／思进／
谈了房子，再谈一下“位子”吧。
虽然是否拥有成功的事业，是见人见智的。不过我想在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的心里，由于几千年文化的烙印，一谈到事业上的成功，会很自然地想到“金榜题名时”、“学而优则仕”，多半会觉得只有成名成家或升官发财才算成功。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在“事业”上多半处在瓶颈状态，或多或少地撞上过“玻璃
天花板”。同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好些回国探亲的留学生们，突然发现留在国内的同学朋友们在事业上到达的“境界”，是我们这些海外游子们很难望其项背的。（这一点，我在前文《何年何月是归期》中也提到过。）
在北美生活十几年，常听到有人说，对美国人而言，只要干着自己想要干的事就是成功了。我开始不信，想那只是说说而已罢了。后来有三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
在皇后学院读书时，我曾在一家意大利餐馆打工，认识了一个美国厨师Rob。一次闲聊，讲到自己的未来，我直言不讳：“有朝一日，我会打入华尔街去！”一份体面的工作，一笔体面的收入，在国外不感到卑怯，回大陆能赢得无数羡慕的眼光，也就是中国光宗耀祖的文化传统。然而，Rob竟露出了奇怪的神情，问我：“你毕业后有什么设想？”我不假思索：“当然最好是马上进跨国大公司，前途和钱途都有保障。”Rob却说：“我没问你的前途和钱途，我问的是你将来的工作志趣和人生志趣。”当时，我真不知该怎么回答了。因为那时我心中的前途、钱途和工作志趣、人生志趣就是一码事，是无法分别的。所以紧接着Rob讲的话更让我吃惊和难解。
Rob叹息地说：“要是经济低迷餐馆歇业，我就只好去当银行家了！”这话听起来有点荒唐，就像在说“我要是走投无路，找不到职业，那就只好去当总统了”一样。Rob看着我惊诧莫名的模样，连忙解释：“我以前就在华尔街银行上班，日出而作，日落却无法息，每天都在午夜后才回到家门，我终于厌烦了这种劳苦的生涯。我年轻时候就喜欢烹饪，看着亲友们津津有味地赞叹我的厨艺，我便乐得心花怒放。一次午夜两点多钟，我结束了一天的例行公务后，在办公室里嚼着令人厌恶的汉堡包时，我开始下决心辞职去当一名专业
美食家，这样不仅可以满足自己挑剔的肠胃，还有机会为众人献艺。”
几年前，我的朋友Brian告诉我一件事。一次他到老美同事Peter家参加Party。在他家里，我的朋友看到一张Peter和一男一女的合影。那个男的很像一个人——比尔·盖茨！
Brian出于好奇忙问：“Peter那是谁？”
“比尔·盖茨。”Peter淡淡地答道。
“谁？微软的比尔·盖茨？”Brian问。
Peter道：“是的，他是我的BrotherinLaw（姐夫）。”
Brian还是不信，以为Peter和他开玩笑呢。因为Peter在他们公司做work，工资不过五六万而已。比尔·盖茨的小舅子？！没有搞错吧！第二天上班，Brian一连问了几个老美同事，得到的都是肯定的回复。Peter真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小舅子。公司里好些同事都知道，可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比尔·盖茨多次让Peter去微软上班，他不去，说会不自在的。
我在BRUT ECN任职时，有一个做
股票的Trader（交易员）同事，每年至少赚五十万美元。9·11后，他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不让9·11这样的悲剧重演，毅然辞职参军。两天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他接受CNN的采访，他目前正在阿富汗。看到他穿着野战服的样子，和做Trader时真是判若两人。我不禁扪心自问：要是符合当兵的条件，我会像他那样吗？恐怕不会。
在我周围的中国人朋友中我最佩服的是大刘。他毕业于纽约大学新闻系。十四年前开了一家保险事务所，做得很好。可他一不买房，二不养车，两年前办了一本中文杂志。他的理想是将它办成北美第一流的杂志。现在很多文化名人都在供稿支持他，像北美的董鼎山、李安、严歌苓；国内的名导赵宝刚、冯小刚，以及陈凯歌等。最近，大刘想在国内找一家杂志搞合资，办一本像《文摘》或《读者》那样的杂志，以海外的文章为主。由他负责在这边翻译、组稿，由国内负责编辑发行。我衷心地祝他早日成功！
在“新经济”泡沫爆破，全球经济普遍萎缩的情况下，“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经济几经考验依然蒸蒸日上，一直保持着百分之七以上的高增长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史无前例的经济起飞大发展中，在加入WTO同国际接轨的新形势下，中国民生大幅改善，国力迅速增强，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于是，所谓的“中国梦”出现了，“海归热”逐渐升温。我在纽约有一帮好友，经常聚会，一起出外旅游，在各种餐馆聚餐，到各家唱歌跳舞，谈天说地，我们号称EClub。在聚会时，我们曾聊起到美国来的缘由和回归的梦想。虽经历各不相同，观点也有所异，可有一点却相似：我们在国内时就已经过上了很好的生活。出国后，从零开始历尽坎坷奋斗十几年至今，和出国前比较，在生活水平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高低，最多只是各有千秋而已，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后悔当初的选择。如果“美国梦”就是那几个“子”的话，我们真大可不必出来。可见“美国梦”决不是什么“五子登科”。一次我们聚会时，我们又谈论起“美国梦”、“海归热”和“中国梦”。我提到了比尔·盖茨的小舅子，提到了大刘，提到了我在BRUT那位上前线的同事。大家异口同声道：“Yes！That’s what I want！”（“这才是我想要的！”意思是干自己真正想干的事）。
什么是真正的“美国梦”呢，我觉得那就是“Freedom of Choice”（自由的选择）。一旦你能够“Do whatever you like and go wherever you want”（干你喜欢干的事情，去你想去的地方），从所谓“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你的“美国梦”就真正实现了！
车子及其他／思进／
多年前的一天，在纽约公车上，看到了绿色和平组织的一则大幅张贴：“Riding Bike；Saving the Earth！”（请骑单车，拯救地球！）我一愣，骑单车和拯救地球有什么关系？后来了解到空气污染对地球造成的伤害，而百分之七十的空气污染是私人汽车造成的。
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城市化”。当时纽约全力发展公共交通，结果纽约的地铁像蜘蛛网一般。各种其他的交通工具包括长岛铁路、新州铁路、去上州的Metro North、公共汽车、Express Bus等等，应有尽有。居住在纽约的人根本不用开车。曼哈顿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养车。每天早上，四面八方驶向曼哈顿的地铁线有二十五条。不管年薪两万的勤杂工，还是年薪百万的高级白领，都可能站在你的身边。后来，美国的汽车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游说政府，阻挠开发公共交通，以至于美国其他的城市，没有车便像没有腿一般。
在克利夫兰的公车是每半小时一班。由于公共交通太差，车便成了必需品（Necessity）。自己不开车和没有腿是一样的。可私人汽车非常浪费资源！当你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几乎每辆能坐五人以上的车，只坐一人时，你就可以感觉到了。统计资料显示，美国人口只占全球百分之三，但却消耗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资源。
我自从看到了“请骑单车，拯救地球！”的告示之后，凡一小时以上的路程坐地铁或公车，一小时以内的骑自行车，半小时以内则步行。在多伦多，我们住在皇后公园，离我上班的Bay Street只要半小时的步行。其他的生活设施大都在十五分钟的步行圈内。于是双腿成了我和小玲在多伦多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在长周末或假期时，我们才会租一辆车，开到郊外散散心。恩格斯说过，行走是人与猿的分界线。走路是最好的运动，最好的健身方法。的确如此。每当遇见那些多年不见的朋友，他们的第一句话总是：“Wow！思进，你怎么一点儿都没变！”而我总说：“XXX，你看上去成熟了，像成功人士！”他们多年前的“社会主义”体型早已不见，一个个成了“中广”身材啤酒肚。虽说和年纪有关，但成年累月习惯开车，不常走路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目前，国内的人大都还是骑自行车，这其实是非常好的。特别在大城市里，由于塞车，开汽车并不比骑自行车快。（在曼哈顿，开汽车有时还不如走路快呢。）骑车即锻炼了身体，又避免了污染，何乐而不为呢？记得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中国不适合发展私人汽车。我时常在想，等什么时候中国私家车的比例和美国一样时，这个地球的寿命大概就快到了。北美因为汽车普及而“郊区化”，人口渐渐地往郊区迁移。而中国正在“城市化”，城市人口激增。像上海、北京的交通状况已不是很好了。如果百分之十以上的居民拥有汽车，整个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停车场。谁都动不了。而农村的收入毕竟不高，有多少农民能买得起车呢？
如果中国能像印度一样，将发展汽车的劲头用来发展软件产业，那就好了。由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