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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连续做了三个月，盼来了妻子小玲。当小玲也开始打工赚钱了，我充满底气地炒了“邱生”的鱿鱼，总算出了口憋了三个月的恶气。
妻子小玲，在我出国后仅四十三天就获得陪读签证（F…2）来到美国，速度之快，可能可以进入吉尼斯记录了。
我到美国的第二天就交了学费，十天后拿到了给配偶的I…20B。我立刻用FedEx（特快专递）寄给小玲，她四天后收到专递马上办了护照。我当年出国是碰上“大胡子”理事周恩至一次签出，此次小玲出国也是碰上“大胡子”理事周恩至一次签出。当时陪读只有百分之十的签出率，而且多半是配偶已经在国外学校读了一学期以上的才能签出，她这么快签出，真是奇迹！
不过我还是让小玲暂缓一个月再过来，要知道，当时最快乐幸福的就是像她这样得到了签证，将出发而未出发之人了，让她在国内充分享受一下那样的“快乐”吧……
和思进团聚在克利夫兰／小玲／
1990年12月7日，星期五。经过不到三个月的短暂分离，我和思进终于在美国克利夫兰机场重逢。
那时已是晚上八点多，我忘却了坐飞机的不适和疲劳，怀着一颗无比兴奋的好奇心。当飞机在空中朝地面降落时，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朝舷窗外望去，期望在飞机落地前能看见地上水晶宫般的城市夜景。
在离开上海前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朋友侃侃而谈。他形容外国的机场在夜晚时灯火通明，星星点点地远近连成一片，可达方圆好几里。从上往下看，简直与水晶宫像极了。不像我们国内的机场，乌漆麻黑，什么也看不见。其实这个朋友并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坐过飞机，不知打哪儿听来的。我没有看见所谓的水晶宫般的夜景，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阵阵耳鸣和头晕目眩。我只能紧闭双眼，等待着和思进的重逢。
飞机平安地降落了。离思进越近，心就更怯。在飞机上，渴了不敢拿水喝，晕机不知道找药吃。一路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担心他是否会按时接我。这时身体的疲乏根本不算什么，对不懂英语的我而言，那些例行公事的报关和进关，才是活受罪呢。在底特律转机时，需要报关，眼看着排在我后面的人一个个地过去了，而我却被一个海关人员拦住。他问我拿护照，我硬是没听懂。幸好有个中国女孩替我翻译，才没让我太难堪。
此时，我懵懵懂懂地随着人流去拿了行李，又出于本能地跟着人群朝出口走去。出口处好不热闹，只看见接机的和下飞机的人们热情地接吻拥抱，不亦乐乎。我一眼从人群中认出思进，这才暗暗地松了口气。他一看见我之后，显得很拘谨，只说了句：“你来了！”然后介绍我和站在他边上的女孩认识。她叫陈静，和她的名字一样，挺文静的。陈静的出现，是他出国前我们所无法预知的。我不得不掩饰住再见到他时的喜悦和埋藏在心底的无数问候，装作落落大方的模样回应了她一声。看到思进抢着来拿我的行李，才发现他没有带来象征我们幸福团聚的鲜花。这和我们在上海演练了很多遍的机场团聚大相径庭。
十二月的克利夫兰已经刮起了刺骨的寒风，我们推着行李车朝陈静停车的方向走去。互相寒暄中我方知她已经读完了第二个硕士学位，正在家待业找工作。她得知思进需用车接太太，便毫不犹豫地载着他来到机场。陈静是公费
留学生，不用打工挣学费，并且用全额奖学金念完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她以前学的是俄语，英语是在美国自学的。了解到这些，我对陈静简直是仰视，佩服到了极点。我马上想到必须过的英语关。即然她行，我也应该能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和陈静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我们的车在通往市中心的
高速公路上奔驰，车窗外是一片安静的黑色。一路上，我没有听见一声汽车喇叭叫唤。这和上海此起彼伏的按喇叭比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约半小时左右，我到了在美国建起的第一个家。这是一幢小小的木结构房子，有上下二层。思进分租底楼中的一小间，大约十平方米。其他两间房分别住着小邓和小程。他们一个学的是机电专业，另一个是学的经济学专业。
跟着思进到了里边，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厕所连着厨房尾端，里面有个大澡缸，热水二十四小时随开随用，这让我兴奋了好一段日子。从此，我与公共浴室告别了。厨房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小房间，白色的墙壁衬着粉红色的地毯，整个房间看上去还算干净，里面唯一的家具——一个旧床垫，还是陈静帮着思进从街上捡来的。我对这间可以遮风挡雨。有充足暖气的小房间很满意。毕竟是住在里面的他，让我感觉踏实，使这个空荡荡的房间像个家。
我没有料到思进马上就要去餐馆上夜班。陈静为了让我们有片刻的时间独处，叮嘱我好好休息后便告辞了。这时思进递给我一盒饼干，面带愧疚地对我说：你先吃点饼干，洗个澡、睡一觉后，可以到餐馆吃晚饭。我打开盒子，望着黑乎乎的饼干——这种在上海我们根本不会去碰的低劣食品，使我才意识到他一个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赶紧对他说，你放心去吧，我饿了会吃的。他这才安心地离去。
我们在上海设计好的Romantic重逢，被无情的现实冲洗得干干净净。
新的旅程／思进／
晚上十点，将小玲接到了我们在美国的家。
而此时，我到餐馆里打工的时间就要到了，我顾不得许多了，连话也没说几句，就让她先休息一下，我说：“我得马上赶到餐馆去……”
看到小玲那理解的眼神，我悬起来的心终于放下了，我知道小玲来美国以前所想象的我的处境，肯定要比眼前的景象好。现在，她的想象也许一下子从天上摔到了地上。
我出国前带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以至小玲连这次到美国的飞机票钱都凑不齐。我并非不想与小玲尽快地团聚，因为我不愿让她看到我在美国的现状。我想顺势让小玲在国内多呆几天，多享几天福，以便等我打工凑齐了机票费再寄去。现实的美国肯定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
小玲获准签证后又在上海等了一个月，后来实在呆不下去了，她向最好的朋友郑筱春借了五千元人民币，自己买了机票来了。
在去餐馆的路上，我还在想，落到如此这个地步，难道是选择出国的抉择错了吗？如果我呆在国内，我会这样匆匆离开刚从万里之外飞来的妻子前去打工吗？本来我是应该好好陪着爱妻的呀！我不禁想起了出国前的一切。
记得柳青在《创业史》里说过：“一个人一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人年轻时候的几步……”
1989年的时候，我迈出了人生的紧要一步。
我想出国！
我想出国的动机很简单：寻找突破口。
我一生总在寻找突破口。
我是个思定之便笃行之的人。既然准备了要出国，那就行动。
考TOEFL、GRE、联系学校都很顺利。
托福考了六百零三分，GRE考了一千八百六十分，在当时都是高分。
联系学校后，我被六所院校录取。
然而，我却不能尽快出国，主要的问题在于一直找不到担保人身上。尽管我外婆有不少亲友在美国，无力的爱莫能助，有力的又无助人之心。就像穷人需要帮助，却少有愿意帮助的，富人谁都愿意帮助，却又不需要帮助。于是我入学的日子只能一拖再拖，从1989年冬季班拖到1990年春季班。
有一天，我无意中在报上看到美国宾州大学的终身教授杨忠道先生是自己的同乡——浙江人，特别是他曾帮助过许多青年人
留学美国。我一阵激动：何不找他试试！就权把死马当活马医吧！
就这样，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我提笔冒昧地给杨老写了一封信。
没想到的是，杨老竟给我回信了！
信中说，他6月2日要到天津讲学，要我到时候去见他。
我和小玲兴冲冲地按时赶到天津，下了火车也顾不上歇息，径直奔向
南开大学教授楼，忐忑不安地去与杨老见面。也许是天生有缘，也许是我的精神气质让杨老感觉到很满意，见面后不到十分钟，杨老就爽快地答应担保素昧平生的我了。这种幸运让我和小玲都感到相当吃惊！临走时，杨老还特意问了从未出过远门的小玲到没到过北京，建议我带她去北京玩一玩儿。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浑身别提多轻松了。我接受了杨老的提议，带着小玲畅畅快快地在北京来了个一日五游……
我办出国签证也是出奇的幸运。那时正是出国低潮期，自费留学签证率只有百分之二十。那天碰上的是领事“大胡子”周恩至，我一次签出！“大胡子”是当时有名的“杀手”！要知道，那时申请签证去美国的人，前赴后继地连续四十八个小时在领事馆门口排着队呢！
那天是1990年8月31日，星期五！
又是一个幸运的“星期五”！
“星期五”对我来说是一个幸运日！
1990年6月2日我得到杨先生的担保承诺是星期五。8月31日拿到签证是星期五。1990年11月2日妻子小玲拿到陪读签证也是星期五。1990年12月7日妻子小玲来到美国也是星期五！
我办理签证那天，上海下着罕见的大暴雨，我和小玲打着伞在美国领事馆门外排队。突然刮起一阵巨风，领事馆门外平时给警卫遮太阳的落地伞，拔地而起，飞过高高的围墙，再跌落到围墙的里面。
出来时，风雨就更大了。我们沿着乌鲁木齐北路走回家，路上满是一尺多深的积水。我索性扔掉了雨伞，在大雨中跳起了舞，就和“Singing in the Rain”电影里的情景一般。
平时只需十分钟的路程，那天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
我大声地在雨中喊叫：
“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新的旅程就要开始了！”
好在雨中没有多少行人，要不然别人准会把我当作疯子的。
小玲赶紧制止我：“快别喊了，快别跳了！别把身体淋坏了！”
“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我兴奋不已。
那个晚上，我感到新的事业开始了，前程如画，一切都充满了诱惑力……
是啊，人生就是旅行（Life is a journey）。就如同从旅行的起点到达新的驿站，环境在不断地改变，而人需要不断地适应、进取、挑战不同的环境。停在一个地方风景可能很美，但只有到了新的领地才会发掘出新的风景点……
那场暴风雨会不会预示着我到美国后的跌宕起伏呢？
不知不觉中餐馆到了，我的思绪也跟着回到了现实。
钱／小玲／
凌晨五点多，思进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家了。
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今天的小费不错。接着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把皱里巴拉的钱和分币，然后径直往地毯上一坐，表情专注地开始数起了钱。咦，这是怎么回事儿啊？为了等他归来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于是把房间整理得更像个家的样子：我换上了新床单和新枕套；箱子叠着箱子，还特意铺上了外婆曾经用过的那块绿白相间的小台布，它俨然成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我俩的合影以及思进最爱吃的上海城隍庙五香豆；那个小拉门衣橱里挂着给他带来的新皮夹克。在“小桌子”的上方，我贴了一幅朋友画的、给我们留作纪念的山水画。然而，这一切他却视若无睹，不闻不问。以往，他对外婆的东西和新衣服都特别敏感，此刻，眼前的他却对钱表现出赤裸裸的热衷，那神情与巴尔扎克笔下的欧也妮·葛朗台像极了，好像除了钱之外，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事情了。这还是我熟悉的思进吗？
带着疑问，我顺手抓了些还不怎么认识的分币，看上去挺新鲜的，拿在手上的质感和人民币不太一样，滑溜溜的，掂了掂比人民币沉。于是，我心想这美金不是那么好赚的。我就让他教我如何分辨这些分币。思进就说，好吧；我现在给你上一课。他先从外形上教我分辨一分、五分、一角和二角五分的；然后再教我认这些英文字。思进接着告诉我：“在美国，你是不能向别人借钱的，也没有人会白白借钱给你；别人借钱给你，首先要看你是不是有Credit（信用），然后再计算利息，包括亲生父子也是如此。我们要付房租，付昂贵的学费，还有生活费，所以我们不仅要开源而且要节流。今后我的学费就靠这一个个Penny（一分钱）攒起来。”没想到，我到美国的第一天，最生动的英文课居然是从认钱开始。思进的一番话，让我意识到了钱的重要性。我开始理解了他对钱的迫切感，也后悔在底特律换机时花去的十多块钱。
打从娘胎里出来，到来美国之前，我不知道坐飞机是什么滋味儿。以前在银行上班，看同事们出差在空中飞来飞去，还挺羡慕的。这次轮到自己亲身体验，才明白坐飞机不是想象中那样，置身于云海中，随手摘下一朵白云的浪漫。十几个小时睡不能睡，吃又吃不好，那些盛在考究器具中看起来繁花似锦、颇有食欲的快餐，放到嘴里竟味同嚼蜡。就在我周围的旅伴们津津有味儿吃完它们时，我却毫不怜惜地全浪费了。以至于在底特律换机时，顿感饥肠辘辘，难以忍受。
我在机场的小吃部花了十几块钱，对着非洲裔售货员，朝食品
橱柜里指指点点地要了我喜欢的可乐、巧克力
蛋糕和土豆片。要是知道思进打工这样辛苦，吃得又像是“猪狗食”，并且我们以后每个星期的生活费只能用八块钱，我是无论如何不会随随便便乱花钱的。
从此，我像吸烟者戒烟那样，戒掉了二十几年吃零食的嗜好。
回想起我们在中国优越的生活环境：住在思进外公外婆留下的花园洋房里，家务事有保姆去做，拿的是月薪，看病有劳保。我的前程也很好，组织上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