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天津也是个不小的城市，如何找到孙传芳呢？
母亲每天出去寻找仇人，没时间照顾我们，她就把哥哥送进一所租界幼儿园。这座幼儿园也是条件稍好的人家才能上得起的，母亲那时虽然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但一是外祖父去世时有一笔抚恤金，二来大舅施中诚和父亲也时常寄钱来补贴家用，所以我们还能维持一定的生活。
没想到，这一送又送出一条线索——有一天，哥哥无意中告诉母亲，孙传芳的一个女儿孙家敏跟他在同一个幼儿园。此后，母亲就注意在幼儿园留心观察孙家敏，看她上哪个人的车，车号是什么。通过孙家敏，母亲不仅知道了孙传芳的车牌号，还打听到孙传芳经常会在周末出去看电影或看戏，于是，影剧院门口，几乎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
有一天，母亲终于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到了孙传芳那辆车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她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等，一直等到电影散场。过了一会儿，她看见孙传芳的女儿从台阶上蹦蹦跳跳下来了，后面跟着一男一女，然后三个人一起进了汽车。母亲意识到了眼前这个人正是孙传芳，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她追踪多年的杀父仇人。但因为担心伤及周围无辜，犹豫间孙传芳已经上了汽车绝尘而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3）
这段时间，母亲也知道了孙传芳的住处，但到那儿一看，周围壁垒森严，上面都是电网，门口有警卫，她自己根本没办法进去。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外祖父去世10周年的祭日。母亲不敢在家里哭，怕外祖母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外祖父。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母亲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当时华北局势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孙传芳也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他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1933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一座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当时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
母亲便化名“董惠”，混进了“居士林”，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孙传芳的信息，也知道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母亲特别细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别留心一些细节：比如注意观察孙传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从哪个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母亲预计下手的日子，但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还没停。母亲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大衣也没穿、枪也没带，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而且下面听经的人也不是很多。母亲以为这一天又没机会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孙传芳可能要来了！没过多久，披着袈裟的孙传芳走进佛堂——据说那天孙传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书房里练书法，吃过午饭，他准备出发到居士林，他的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还是出了门。
母亲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那一年我哥哥6岁多了，看见母亲回来，就跟在她后面，“娘、娘”地叫，母亲也没多回头，很快叫了辆车又去了。
15点半，母亲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母亲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母亲又朝他脑后和背后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母亲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写着：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外祖父施从滨。。 最好的txt下载网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4）
见孙传芳已死，母亲让人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死，而母亲持手枪站在原地，也不敢贸然行动。不久，警察到来，将母亲带走。
行刺前，她给家里留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一是告诉家人，留了一笔钱给我和哥哥，以后让姨母抚养我们俩。二是嘱咐家人把自己葬在外祖父旁边。母亲是抱着必死之心去的。她的复仇计划，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母亲的大弟弟施则凡。母亲毕竟是旧社会环境里长大的，传统观念很重。她觉得男的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已经去世，如果弟弟再有什么意外，家里的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执意自己行动。决定行刺前，她专门把外祖母送到南京，然后和舅舅仔细商议了行刺计划，包括如何写传单等细节。她事先买来油印机、印好传单以便散发，还特地拍了一张照片，以便复仇成功后给新闻界使用。
母亲能行刺成功，表面上看，她确实有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运气。但如果考虑到这是她用10年时间寻找出来的线索和机会，与其说她幸运，不如说她更有恒心和毅力。
自由
刺杀事件轰动了天津。当天下午，天津的许多报纸都发了号外，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在头条位置上刊登了这条消息，一时全国轰动。
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母亲在法庭上说：“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那时，支持孙传芳的一些人也在四处活动，希望置母亲于不利境地。孙传芳虽然下野，但结拜兄弟很多。尤其讽刺的是，当年外祖父等于是替奉军的张作霖作战而被孙传芳处死的，但若干年后，张作霖与孙传芳又“前嫌尽释”，“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与很多人，包括张学良等，关系都比较近。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母亲大多持支持态度，毕竟孙传芳也是个作恶累累的大军阀，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也都予以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赦母亲。法庭一审判决母亲有期徒刑10年；母亲不服，上诉到天津高等法院，又被改判为7年。母亲仍不服，再上诉到南京的全国最高法院。在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母亲。
为母亲特赦起主要作用的是冯玉祥。冯玉祥并不直接认识母亲，但他早年曾与母亲的叔叔施从云一道参加过反清运动，他闻讯后立即联合李烈钧、张继等30余位党政要人，呈请国民政府要求特赦。结果母亲服刑不到一年便重获自由。出狱那天，媒体拍到了一身男装打扮的母亲，其实这也是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举动。孙传芳毕竟不是一个普通之辈，他还有很多党羽，母亲被特赦后也收到过匿名信和恐吓信。
母亲被释放，但社会还存在一些猜测：施剑翘哪来的枪，她怎么学会开枪的？等等。外界普遍觉得这么一个刺杀行动，不可能由她独自完成，肯定幕后有更深的背景。其实这些疑问，母亲在庭审时都曾一一解答过：行刺用的手枪，是舅舅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朱其平买的，一直暂存于施家；因为从小就常拿外祖父放在枕头下的枪玩，她很早就知道如何装子弹、如何射击等。
但是这些回答仍然未能打消一些人的疑问。孙传芳的一位部下曾写文章言之凿凿地说，刺杀孙传芳的真正幕后主使是蒋介石，蒋介石通过施中诚给了母亲一笔钱，然后让母亲以替父报仇之名刺死孙传芳。这种怀疑也不是空穴来风，比如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就因与日本人暗中勾结而被军统人员杀死。孙传芳当时也是日本人极力拉拢的对象，蒋介石想除掉孙传芳也顺理成章。沈醉1961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所知道的戴笠》，文中提到施剑翘是戴笠的座上宾，这更加重了“中统”或“军统”参与刺杀孙传芳的怀疑。至今还有一些文章在提及这段往事时，称它为“民国谜案”，意指母亲只是台前活动，真正的谜底、幕后策划人还没有浮出水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5）
时至今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母亲的刺杀行动很简单，她就是要为父报仇，从没有其他势力参与其中。对于沈醉的文章，母亲很是气愤，1963年，她专门写了一份《施剑翘手刃父仇经过》的说明材料交给全国政协。后来母亲的干女儿沈渝丽专门找过沈醉询问此事，沈醉回忆，戴笠在训练手下那些女特工时，经常拿施剑翘做榜样，所以他误以为戴笠和施剑翘很熟。其实母亲与戴笠从无交往，戴笠只是赞赏她的气度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现在也有一些人对母亲的复仇行为提出不同看法。但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弱女子想要依靠法律途径报仇，显然是不现实的；选择刺杀这种方式，也是特殊历史时期决定的吧。
孙家后人当然对这一段历史仍很介意。上世纪80年代时，我写了一部《女杰施剑翘》，拍成电视剧，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据此拍了电影，由著名电影演员孙飞虎演孙传芳。电影未公映，《大众电影》先登了这条消息，不知怎么传到国外，被孙传芳的后代看到了，他们写信给国内有关部门，上级部门后来发话：人都死了，都是历史了，就不要再提了。电影后来改编了一下，全都换成虚拟人物，名字也变成了《女刺客》，“八一”厂为此也损失不少。
母亲出狱后，带着我们与外祖母一起住在长沙的舅舅家。这时，正逢“七七”事变爆发，母亲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写了封信，只有8个字：“我要求做抗战工作。”张治中随即接见了母亲，安排她为湖南省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
1941年7月，我们一家又辗转到了四川合川县。那里被日本轰炸得很惨，母亲又在那里开始募捐工作，她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当时母亲已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靠着她的影响力，短短几个月，她就筹集到了足可以购买3架崭新战斗机的钱。当时主要负责筹建中国空军的宋美龄特别感动，为此还特地约见母亲，让母亲参加空军的工作。
母亲当年在长沙为抗日募捐时，结识了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她后来又认识了邓颖超和周恩来。当年，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到了延安，刘家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陷入困境。周恩来多次派人送钱都因刘家已被监控未能成功。母亲见周恩来很着急，就提出利用自己在空军的特殊身份，替共产党给刘的家属送钱。完成任务后，母亲向周恩来提出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回答说：你在党外更合适。母亲后来成了无党派人士，这也是她最大的遗憾。解放后她总感觉自己有劲使不出来，母亲在台湾那边旧故比较多，就向*部表态，愿意做工作，但也没什么结果。
余音
小时候经常有亲朋好友上门，都会让母亲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我断断续续了解了一些。家里也一直摆放着外祖父的像，小时候哥哥淘气、学习不好，母亲并不打他，只是让他跪在外祖父像前，渐渐地，我也知道了母亲那段特殊的经历。但若非外人提及，母亲很少主动讲自己的故事，当年田汉还要为母亲写剧本，但都被母亲拒绝。
印象中的母亲衣着朴素，生活非常俭朴。我记得她平时连牙膏都不用，只用牙粉漱口。我很小就住校，在昆明，回一次家要走10多里路，那时也没有车，走回家腿都肿了，后来改为两个星期回一次。我哥哥上了小学，有时他一人回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住在大庙里，半夜醒来害怕极了。母亲性格刚烈，对我们要求极严，但我们也并不怕她。 。。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6）
母亲很少向我们提及父亲。当年她决意自己动手刺杀孙传芳，离开太原去天津后，她和父亲的婚姻已名存实亡。坦率地说，母亲当年同意与父亲结婚，也主要是希望他能为自己报仇。结婚之后，父亲常年住在部队，彼此的感情也很淡，但囿于社会成见，她始终未同父亲离婚。
1947年，已是少将参谋长的父亲到南京开军事会议时，顺便看母亲，但母亲一直对他冷淡。母亲后来又让我小舅舅带我去见父亲，那时母亲没有收入，她列了个清单，希望父亲给我们兄弟俩买些食品、衣服之类。我记得那天穿着布鞋去见他，虽然和父亲10多年没见过，但父亲见了我并不亲热，未置一辞，也没给买任何东西。相比之下，父亲对大哥比较好，哥哥比我大5岁，在父亲身边生活过几年，长得也像父亲。
这应该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次见面。太原战役前，母亲曾写信劝父亲和平起义，但被父亲拒绝，不久他被解放军俘虏，关在济南解放军训练团。那时我已进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母亲让我写信劝他，以为这样效果会更好。但父亲的回信不到50个字，说得很冷淡：你进步了，以后别来信了。60年代初，父亲那批战俘被改造得差不多了，释放前他试探性地写信给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