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了苔藓，墙壁竟钻出了芦芽。
赫定想不明白，在他离去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竟使这个古朴好客、固守旧俗的村落全然失去了一两百年、六七代人聚敛的蓬勃生机？
赫定的老朋友、昆其康伯克的儿子托克塔阿洪已经听说“海丁图拉”又回到罗布荒原，他相信赫定一定还要来喀拉库顺，一定还要来阿不旦渔村，一定要来拜会昆其康。他也在等候赫定的到来。湖边不息的篝火，终于引导赫定见到了在此露宿的托克塔阿洪和其他几个罗布人。
这时赫定才获悉：昆其康伯克是于他离去的两年后——1898年——去世的。经历了昆其康的去世，罗布人似乎突然失去了亲和力与约束力，延续一个半世纪的阿不旦也因为地下水位上升太快，出现了盐碱沼泽，不得不被放弃了，并且从此被称作老阿不旦——考纳阿不旦。老阿不旦废弃后，由昆其康家族作世袭首领的这支固守旧土的罗布人就像蓦地散了板的木桶，分居三个村落。由于新的伯克买买提·尼牙孜住在玉尔特恰普干，玉尔特恰普干就袭用了“阿不旦”这个名字，也就是新阿不旦（最后的阿不旦）。
有两个赫定关心的问题始终没有答案，为什么托克塔阿洪没有继承父亲的伯克职位？昆其康伯克到底安葬在何处？
昆其康毕竟是无法替代的。赫定当时不可能意识到，随着昆其康伯克去世，老阿不旦废弃，罗布人已经失去了特有的凝聚力；随着新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的建立，罗布人迈出最终离开罗布泊的第一步。
四 走进悲剧（5）
可以说，从20世纪开始，罗布人就走上了一条与祖辈迥不相同的道路。这并非出于罗布人的选择，而是历史发展、环境变迁的必然结果。
赫定又以新阿不旦村为自己考察罗布荒原的依托，开始作新的探险考察的准备。托克塔阿洪取代了阿布都热依木的位置，成为赫定探险队的向导。从1900年赫定为新阿不旦村主要村民拍摄的一帧相片分析，当时托克塔阿洪大约35岁到40岁之间，但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1906年见到托克塔阿洪时，说他是35岁。那他应该出生在1871年，他出生时，父亲昆其康已经60岁了。
“昆其康”是个来源古奥的名字，它也许是出自吐火罗语，含义是“日出”或“朝阳”，赫定在自传之中将其称作“旭日之王”。“托克塔”在突厥语中是“等待”的意思，但在罗布方言里，“托克塔”也还含有“最后的”这一层含义。可以肯定，他是昆其康晚年所生的儿子。但他的卒年，现存的罗布人就说不具体了。可惜在艾买提（托克塔阿洪的孙子）生前我竟没有想到要问他这一点。从昆其康到托克塔阿洪，是罗布人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难道在他们的名字里就隐含了玄奥的契机？
1984年8月，我向罗布人库万问起斯文·赫定，他回答：“你说海丁图拉呀，他没在阿不旦久留，租了骆驼，由托克塔阿洪带路到南边的大山里去了，到阿尔金山去了。”
赫定在甘青新藏交界的处女山度过了1900年整个夏秋和冬季。1901年1月1日，他的营地移至安南坝。1月24日，赫定从安南坝委派托克塔阿洪带6匹擦了掌的疲马，折回已经从英格可力挪到卡尔克里克（即今若羌县县城）的大本营，给留守的“队长”斯拉木巴依捎去严格的指令：要他立即派一支支援分队前往喀拉库顺北岸，驻守等待。从3月13日起，必须保持篝火日夜不熄，以便接应从阿提米西布拉克（“60处泉水”）方向过来的探险队。
结束了安南坝的工作，赫定开始了从东方直抵罗布荒原那“60处泉水”的新探险。在这个方向上雅丹遍布，增加了行进的难度。这一路不仅没有水，连干柴也非常罕见。一次宿营，为了烧开一壶水甚至把一根帐篷杆子折巴折巴塞进了炉膛。这次赫定做了破釜沉舟的准备，他是绝不会再回头了。
在雅丹地区是打不成井的。好在去年阿布都热依木把这路上3处隐秘泉水的地点一一告诉了赫定。
1901年2月19日，已经12天没有饮水的骆驼纷纷强行卧下，拒绝再负重前行。全靠追蹑野骆驼的足迹，才找到了阿布都热依木指明的泉水。
计划一直执行得像时钟一样准，2月24日清晨，在启程时赫定下令放弃多余的辎重，他宣称，今天落日时分，他们将再次在阿提米西布拉克的灌木林扎下营帐。
太阳已经骑在了地平线上，连赫定本人也开始怀疑行进路线是否出了偏差时，驼队的骆驼竟与十几峰野骆驼迎头相遇在枯黄的芦苇丛中，骆驼“表兄弟”们这“历史性的会面”就像是谁特意布置的，家、野骆驼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屏气凝神足足对视了几分钟，壮硕的公野骆驼居然在一峰役用骟驼的木鼻钮上蹭了蹭痒。
原来，历尽艰辛的探险队已经驻足在阿提米西布拉克绿洲了。
罗布人的方向感再次得到证实。1901年3月3日，一座残高近10米的土堆拦住赫定一行，赫定把新的营地安排在土堆的脚下。就着夕阳的余晖，赫定看出这个突兀的土堆竟是一座佛塔，一片沉静的遗址就依地势分布在佛塔面前。他马上想起了奥尔得克捡拾的佛教造像木雕。佛塔纯是天竺风格，是这片气势宏阔的遗址最壮观的建筑物，后来成为楼兰古城的象征和“城徽”。而这片遗址，就是西域探险史上最有名的古城——楼兰城。这是西域第一个由探险家发现的、史册又有明确记载的古城。从此，在历史上淡出了十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又回到了人间。
四 走进悲剧（6）
楼兰古城的重新发现，意义远远超出了历史、考古范畴。
中国的典籍载明，楼兰城是濒临古罗布泊——蒲昌海——盐泽而建，而现在既然已经在喀拉库顺东北方的荒漠上找到了楼兰古城，那么中国史籍上的罗布泊和喀拉库顺并不是一回事，就成了不争的事实。楼兰古城的发现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它是斯文·赫定理论的支点，它的发现，就是赫定1899~1901年罗布荒原探险考察的“质量评估”，就是历史向挑战者、发现者、实践者颁发的金奖。确定了楼兰古城的位置，就等于确定了汉唐时期罗布泊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丝绸之路热，很大程度上就是楼兰热或罗布泊热。应该承认，直到发现了楼兰古城，楼兰文明和罗布泊历史地理，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纪之谜，才具有不为岁月磨灭的魅力！
赫定对罗布荒原的探险考察历时两年（1900~1901），他以近万个数据证实，在喀拉库顺的东北方的确存在另一个古老的湖盆，由于楼兰古城就峙立在古湖之岸，它无疑就是真正的、中国史籍记载的罗布泊。对罗布泊游移的规律，他也提出了相应的假说：在历史时期以来，罗布泊就交替使用南北两个湖盆，而这一游移的周期，大约为1500年。
经过赫定1899—1901年的探险考察，罗布泊位置之争已经有了结论。此后欧洲学界一般都接受了赫定“游移湖”说。
应该承认，赫定的结论虽仍然是个假说，而且1500年的周期说，也几乎是无法验证的，但最使人感到震惊的，则是通过对塔里木河下游水系的考察分析，赫定得出了喀拉库顺已经“老龄化”，湖水即将北返汉唐故址这一预言。在我看来，这才是他的为人所忽略的惊人的一笔！可以说，这一推测给我留下的印象比他游移湖的学说还强烈。可以说，仅这一个成就就足以确立他在西域探险史上的先行者地位。
此后，中外学者和探险家纷纷把罗布荒原作为自己的人生“高程”。
1905~1906年，美国气象学家亨廷顿来到罗布荒原，对罗布泊和罗布人作了考察。他就此行写出了《亚洲的脉搏》、《气象与文明》等著作。他是第一个在罗布荒原发现楼兰王国古墓葬的人。
1906~1907年和1914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两次来罗布荒原作考古探险。他为此行所写的《沙埋中亚废墟》是他最成功的著作之一。斯坦因对罗布荒原当时已经发现的楼兰王国遗迹作了统一标号，从~，一共20个，并被沿用至今。
1908~1911年，日本释子橘瑞超为访求佛教东渐古迹遗物，开始了新的“西游记”。他曾几次路经这一带，1911年，他在前往新阿不旦途中过了元旦。他是目前已知的最后一个探访新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的外人。不过，我最近产生了一个想法，也许在他的发现物里，向罗布人购买的要比他在《中亚探险》等书中提到的多得多。
斯文·赫定以后的探险家，比如亨廷顿、斯坦因、橘瑞超，都并不知道他们抵达的阿不旦并不是昆其康伯克的阿不旦——老阿不旦。
1927年，赫定在重返中国后，和他的中国同行一起组建了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①，并率领这支现代化的探险队前往中国的西北。
1928年2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路经吐鲁番时，赫定意外获悉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罗布泊已经北返故地。此后他最主要的愿望，就是在自己有生之年，亲眼看看北返的、复活的罗布泊！
由于人的一生和1500年的周期相比，短暂得可以略而不提，所以尽管赫定提出了游移湖说，假设了游移的周期是1500年，甚至还力陈使湖水南移至喀拉库顺的塔里木河河道水系已经老化，已经处在“北返”的动态过程前夕，可他绝没有想到，就在自己有生之年，竟能亲眼看到湖水返回北方的“老家”。但命运钟情于一个人时，会作出什么惊人之举，早已为许多许多的先例证实。只是命运绝不会轻易对哪个人情有独钟而已！
1901年的岁末，斯文·赫定即将完成这次历时三年的探险考察，由喀什噶尔离境回国。在告别时，他对送行至此的罗布人奥尔得克郑重表示：“再见了！我一定会回中国来，罗布泊再见！”
1934年，赫定已经是即将过70岁生日的古稀老人，而奥尔得克则也有72岁高龄了。
他们的约定还在时效范围之内吗？
他们还能够再次见面吗？
赫定的梦境是：在复活的罗布泊接续起楼兰王国的风景线，作一次处女航；作1600年间的第一批乘船从水上拜访楼兰城的贵宾，它还有机会变成现实吗？
这，要由斯文·赫定自己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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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没带地图的远行人（1）
枯立在乌鲁木齐机场候机室的落地窗前，我凝视着开阔的停机坪。
满天阴霾，使人很容易忽略时间在逝去。天空是能放大压抑感的铅灰色，一度相当繁忙的停机坪空落落的，就像节日过完的广场。随着一遍遍的广播，候机室里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坐立不宁的、准备飞往和田的旅客。在第三次推迟起飞时间之后，终于取消了今天的和田航班。理由一如以前：风沙太大，能见度太低，和田机场不能降落。我知道，在新疆南部一场席卷塔里木的风暴已经疯狂肆虐了三周之久。
旅客陆续离开了候机室，只有我还站在窗前。窗外景色单调乏味，再说我本已呆望了一天。我只是需要就何去何从作出判断。一切都是匆忙决定的，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
最近几年间，我一直在筹备将于乌鲁木齐召开的国际会议。会期是1992年10月，会议由中国和瑞典联合举办，主题是“20世纪西域考察研究与斯文·赫定的遗产”。会后由六个国家的学者组成的联合探险队将沿着斯文·赫定的探险路线作一次学术考察旅行。开这样一个会议，组织这样一次探险，是我多年来的宿愿。1992年4月14日，“92国际会议筹备组”在北京例行会商时，瑞典朋友提出希望派专人去一趟塔里木。3天后，我就抵达了乌鲁木齐。可抵达乌鲁木齐之后却获悉，由于天气原因前往和田的航班已经停飞一周。本以为今天能飞抵目的地，结果又事与愿违。不能按计划立即飞往下一站和田，使我一时不知该何去何从。
以往的困顿挫折给我的教益是，生活中常会遇到的无路可走的绝境，其实那往往只不过是无路可退而已。这两者看似一样，实则差别极大。
我轻轻擦去前额的汗珠，换了明天凌晨飞且末的机票。拿上新的机票，仿佛才掂量出它的分量。可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乌鲁木齐飞往且末的班机是“双水獭”，只能乘坐一二十人，机舱狭窄。没有安全带，没有扶手，没有往来穿梭的空姐，没有轻柔的音乐。活像“空中中巴”。从舷窗向下看，飞机的投影依冷峻刻板的天山峡谷缓缓南移。途中，我不想与好奇的乘客交谈，不想读书报，甚至也不愿去想此刻自己身在何处。除塔里木的历史命运和环境变迁，脑子里什么也塞不进去。
据议定，我的任务主要是来拍摄和田、民丰、且末、若羌一线的风光。这是今年10月国际探险考察队即将路经的。没有助手，也没有同行者，而且必须在20天内返回北京。为等待和田市气候条件好转，我已经耽搁了3天，此行所有的机动时间都一次性地消费光。既然不能直飞和田，我打算飞到且末，然后从陆路抵达和田。
选择这个路线，不但得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思想准备，还得具备应变能力，随时能拿出对策来应付不时会出现的意外。只要在哪个地点迟误一天，至多两天，不但此行毫无意义，也必然会对今后的一系列安排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没人可商量，也用不着等待指示。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这一直是最可信赖的；还有运气——这就不那么靠得住了。但不管怎么说，在塔里木地区一场罕见的晚春飓风的风头刚刚过去之后，我不能死等天气情况好转再直飞和田，我太熟悉塔里木的春季了。我做出的决定——从陆路抵达和田——绝对是下策，可这也是目前的情况下能拿出来的唯一对策了。
五 没带地图的远行人（2）
天山上空气流激荡，飞机机身上下颠簸，四壁像筛糠一样哆嗦着，机体似乎随时会訇然解体。天使和死神恍若就在舷窗外比翼齐飞，时而对我怒目而视，时而又灿然一笑。而“我”只是瘫坐在椅子上的空空的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