嚣，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明目张胆地反对“老三届”；其次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明旗手江青同志，他污辱江青同志的人格，不称她为同志，叫她为毛泽东的老婆；最后是反对突出政治，胡说什么军队成天突出政治不抓军事还叫什么军队，等等。第二方面是生活糜烂。这方面的内容除了大字报外，还有实物为证。一是喜新厌旧，抛弃结发妻子，找了个和自己女儿年龄一般大的小老婆，是典型的陈世美；二是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迷恋舞场，喜爱西方音乐，追求时髦打扮，展出了他的一副太阳镜、一顶帽盔，许雅君的绸质睡衣、白色皮凉鞋、化妆品，以及一张24寸彩色结婚照，等等。许雅君看过这类大字报后，并没有产生心惊肉跳的恐惧感，对这些揭发她早有心理准备。但对另外一些捕风捉影、颠倒是非、胡说八道、恶意中伤、伺机报复的大字报，她是越看越气愤。例如，其中有张大字报是位女干部写的，她说黄晓东利用工作之便，找她个别谈话时有不轨行为。这事儿许雅君听晓东说过，是她想得到提升重用，主动送上门儿来，被他严词拒绝。此人一直记恨在心，现在她终于找到了发泄私愤的机会。
红卫兵让许雅君看揭发黄晓东罪行的大字报，原本是想让她认清丈夫的反动与腐朽的庐山真面目，启发她的阶级觉悟，让她回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勇敢地揭发黄晓东的罪行，彻底与他划清界限。不曾想事与愿违，看过大字报后她更坚定与丈夫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特别是见到那些实物后，更增加了她对他的思念与关切，每一件实物都记载着他俩的爱，都饱含着他俩的情，都是他俩幸福岁月的见证。
初进囚室时，她还有些不知所措、六神无主，看过大字报后，她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这时她想起了他多次对她讲过，而且在姚玉兰与贺铭婚礼上重复过的那段话，“只有能共患难的夫妻才是真正幸福的夫妻”。是呀，当他有难时，当亲朋好友都与他保持距离时，他所爱的人依然守在他的身边，有什么事能比这更让他感到幸福的呢！作为她，在他有难时，能用自己的爱去温暖他那颗孤寂的心，给他战胜逆境的力量，使他在黑夜之中看到光明，体现妻子的最大价值，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在囚室里她才真正悟出了一个道理：夫妻之间的幸福不仅体现在欢娱里，也体现在苦难中。感谢苦难，给他俩提供了一个体验这种幸福的机会。想到这里，许雅君忘了自己是在囚室之中，仿佛是转身在新房之内，她的这种思想变化，红卫兵们是万万想不到的。
第二天，红卫兵将保姆和快满三岁的儿子带到了许雅君面前，儿子一见妈妈，便扑进她的怀里哭起来：“妈妈，你为什么不回家看我，爸爸也不回家，我想你，我想爸爸。”“好儿子，爸爸妈妈也想你。我们都有事，不能回家，你要听阿姨的话，明白吗？”“小朋友，你妈妈可以回家，只要她把你爸爸干的坏事儿说出来。”“我爸爸没干坏事儿，我爸爸是好人。”“好儿子，你说得对，你爸爸是好人，没干坏事儿。”雅君激动地搂着、吻着儿子的头，热泪夺眶而出，这是她被关押后第一次流泪。
1967年1月的某一天，司令部龚副参谋长把姚玉兰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她说：“小姚，你到营房股把家属区第三排第四号房子的钥匙要来，找几个公务班的战士把那套房子打扫干净，安好床板和炉子准备给许雅君住。”“她在空军大院儿不是有房子吗？”“那房子已被红卫兵查封了，孩子与保姆被撵了出来，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你只管把房子整理好，不要和她多接触。我知道你俩是好朋友，好姐妹，他们两口子还参加过你们的婚礼，但她爱人已被打成‘三反’分子，她又不愿与他划清界限，她现在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一定要与她保持距离，千万不能感情用事，这是政治问题。”姚玉兰明白，黄副主任绝不是“三反”分子，这是天大的冤假错案，心里虽然不满，但不敢有丝毫的流露，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
她一面打扫房子一面寻思：雅君落难我该如何面对呢？和以往一样与她相处，领导一定会干预；冷淡她？又于心不忍。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两全之策，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管她今后处境如何，我决不落井下石，决不说违心的话，决不做违心的事儿。现在我要给她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炉子包括风斗安装得好好的，给她拉足蜂窝煤，让雅君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蓝天姐妹的一片温暖。
许雅君搬到西郊机场后，姚玉兰与贺铭偷偷去看过她几次，问她需要什么帮助。令人钦佩和吃惊的是，除了那丰满的身材略略消瘦了一点外，人的面部表情看不出任何变化，没有悲戚，没有哀怨，有的只是自信与坚毅。她一点儿都不像是一个坠入深渊的落难者，她大度地对他俩说：“现在是群众运动，说啥话的人都有，我一点儿都不在意，我坚信黄晓东不是反革命，我也坚信他的问题终有一天会搞清楚，这一辈人搞不清，后来人会搞清。有人让我与他离婚，那是屁话，就是坐牢我也要陪他坐到白头到老，就是枪毙我也陪他上刑场。有人拿停飞要挟我，说不与他划清界限就停我的飞。我是热爱飞行事业，这是我一生的追求，但我不能在他蒙受奇冤时，为了我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而置他于不顾，那还算什么患难夫妻。”“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现在我的门前是非也多，你们俩以后少来，特别是玉兰，更改家庭成分后，你的日子不会太好过，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说是不唯成分论，实际是很唯成分论的。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一身体好，二心态正，再困难的环境也能适应，我会顽强地活下去的。”开始本是姚玉兰两口子去安慰她，后来她反倒安慰起他俩来，真是个女强人。
“贺铭，你一定要善待玉兰，她为你受了不少委屈，你可不要辜负她的一片深情；玉兰也一样，千万不要有居高临下的心态，夫妻一定要平等相对，你也要格外珍惜贺铭对你的那份情，我多次和你说过，贺铭是男人中的极品，在我身边的男人中，只有晓东与贺铭的心我能看透。要不是你玉兰捷足先登，咱们姐妹的鸳鸯谱儿还不知道怎么写呢？”“你这话不实事求是，你都双飞双宿了，我才飞‘双机编队’，我怎么是捷足先登？”“你别忘了，在我们姐妹中，第一个喜欢贺铭的是谁？死心塌地地等他那么长时间的是谁？说句玩笑话，你不要介意。”说到这里她笑着拍了拍玉兰的肩膀：“你可别真吃醋！”真是位奇女子，身处地狱之中还有心说笑话，还关心着朋友的家长里短。
半年后，当黄晓东被押往湘西武陵农场劳动改造时，师政治部的郑副主任找许雅君谈过一次话。“许雅君，师党委让我最后和你谈一次话，给你最后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与黄晓东划清界限，你可以留在北京，也可以继续飞行；如果死心塌地和他搅在一起，那你就留下军籍、党籍，与他一道儿去农场劳改，何去何从，你认真考虑考虑。”“我早就考虑好了，老黄走到哪里我都跟他到哪里，就是刀山我也跟着上，火海我也跟着跳。”“党把你培养成一名飞行员多不容易啊！现在你也飞出来了，成了一名全天候机长，正是为人民服务的黄金年华，为了一个‘三反’分子而抛弃这一切，你觉得值吗？不可惜吗？”“郑副主任，话不能这么说，如果黄晓东真是反革命，不用你们劝，我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开他，可他不是，他是被冤枉的。如果我这时为了飞行而背叛他，等于出卖我的灵魂。不是我不想飞，是那些造反派剥夺了我飞行的权利，这笔账应该记在他们头上。”“黄晓东是不是‘三反’分子，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应该相信党组织的结论。”“党组织？真是天大的笑话。如今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党委都被踢开了，哪里还有什么党组织？那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有些连党员都不是，他们能代表党组织吗？”“许雅君，你真是中毒太深，无可救药。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你尽管放心，我许雅君从不吃后悔药。就是陪老黄坐牢掉头，我也无怨无悔！”
当得知许雅君真的心甘情愿地与黄晓东去农场劳动的消息后，程大姐专程从沙河机场赶到西郊机场来劝她，挽留她，但仍没能将她留住，最终许雅君选择了苦难，与黄晓东一道被发配湘西劳动。在农场劳动时，她替他干重活儿、脏活儿、苦活儿，从身心上给他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在农场他们还生了一个女儿。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1967年7月18日中午，姚玉兰执行送武汉各造反派“司令”回江城的任务。17点40分左右，他们在江城机场安全着陆。机场里一片刀光剑影，四处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不时有流弹从空中呼啸而过。落地后，“司令”们对机场的异常现象全然不顾，他们都匆匆离去，机组在机场待命。流火的7月，本来就奇热难当，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江城这座火炉大有爆炸之势。由于有人煸风点火，江城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关键愈演愈烈，局势已经完全失控，到处涌动着全副武装的军民，各种口号声和武斗的枪声不绝于耳。虽已近黄昏，太阳仍旧很毒，飞机里面跟蒸笼一般，机组人员只有在机翼下站着休息，不敢坐，水泥地面的温度能烤熟鸡蛋，男同志都脱掉布飞行服，上身只剩一件背心儿，姚玉兰可就惨了，再热也得让那件黄飞行服捂在身上。她今天没穿衬衫，飞行服里面只戴了一只乳罩。不久，场站食堂给他们送来了稀粥、咸菜和馒头。大师傅说，市面太乱，买不到副食蔬菜，只有委屈大家了。姚玉兰他们已经饿得眼冒金星，哪儿还管饭菜的质量，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领航员小汪边吃边调侃：“这饭不错，比当年朱皇帝吃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强多了。”这时有几只蚊子叮在他胳膊上，他笑着驱蚊道：“娘的，你们也敢跟老子争食！”
夜渐渐深了，一轮将圆未圆的月亮昏昏沉沉地悬挂在夜空，星星们不愿见到人间无谓的械斗，都远远地躲进了宇宙深处，风儿怕受流弹的伤害，也收起了轻盈的翅膀。只有本该寂静的大地在颤抖，在燃烧，在喧嚣。姚玉兰机组仍在飞机下待命，忍受着闷热的炙烤和蚊虫的叮咬，再加上没有水喝，渴得嗓子眼儿里直冒火。11点过去了，12点又过去了，机组中的年轻人实在熬不住了，有的竟趴在起落架上睡了起来。姚玉兰来回在飞机下巡视，凡发现睡觉的就将他们摇醒，怕影响任务。姚玉兰所遭的罪比男同志要多得多，她连个方便的地方都没有，晚上在野外上“1号”时还得找个站岗的，要多别扭有多别扭。男同志到夜里累了，找个东西往地上一铺，可以躺会儿，她只能坐着。她是又热、又渴、又累、又困、又害怕，害怕不长眼的枪子儿找上她。真是漫漫长夜，度秒如度年啊！
凌晨3点左右，六辆解放牌儿卡车满载着红卫兵来到了飞机前。在朦胧的月光下，隐隐约约看出他们全都手持钢枪，他们下车后就将飞机围了起来。其中三个肩挎手枪的红卫兵走到机组人员跟前，这时才看清她们全是年轻的姑娘。她们都身着绿军装，头戴解放帽，脚穿解放鞋，腰扎深红色人造革腰带，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手里捧着毛主席语录本儿，左手臂上佩戴着红卫兵袖标，衣袖都高高挽起，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你们中间谁是负责人？”“我是机长，我是负责人！”“我们是‘三八战斗兵团’的革命战士，要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请你们送我们去北京。”“你是说要坐我们的飞机去北京？”“不错。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相信亲人解放军一定会按最高指示办事，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们得听从上级的指挥，没有上级命令，军人哪能随便行动，你们应该先找机场的航行部门，让他们给我们下达飞行任务。没有他们的通知书，我想帮你们飞也是鸡圈里的鸡，飞不起来。”姚玉兰同样用最高指示回应最高指示，并告诉她们办事的程序，这也算是对她们的支持。
“机长同志，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革命或反革命，由你自己选择。”“我当然选择革命喽！”“很好，那你马上起飞，送我们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没有机场航行部门的通知单，我们不能擅自飞行。”“既然你们不愿站在革命派一边，甘愿和保皇派为伍，那你们就是革命的对象，就是反革命，就必须对你们采取革命的行动。战友们，把这个保皇派女头头给绑了。”她的话音未落，一群如狼似虎的造反派就用麻绳将姚玉兰五花大绑。姚玉兰一面挣扎一面怒斥：“你们这是革命行为吗？你们这是强盗行径，是反军乱军行为。”她的怒斥引来的是一顿凶狠的打骂。机组成员见机长被绑，都上前解围，但寡不敌众，他们被红卫兵用枪逼退了。
黎明前的夜越来越黑，姚玉兰的心也越来越暗。面对黑沉沉的夜色，阴森森的枪口，多次空中历险的她也深感恐惧。生死关头，在空中，她无暇他顾，身心都在驾驶盘和仪表板上；在地面，情况正好相反，她有足够的时间追忆人生的酸甜苦辣。此时，她最牵挂的是那不满周岁的儿子。她仿佛看到了贺铭怀里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苗壮。突然他挣脱父亲的怀抱，挥舞着胖胖的小手，喊着“妈妈、妈妈”向她奔来。小苗壮长大了，会跑了，会喊妈妈了！她激动地向儿子迎去。正当她要拥抱儿子的时候，一阵嘹亮的语录歌声将她从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