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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庆听后颇有感触：“你的建议很有价值，这些故事的确很感人。在唐山抗震救灾过程中，女飞行员无论在空中还是地面，都向唐山人民交了一份写满爱心的答卷。回去后我会认真修改脚本，力争更全面、更真实、更生动地反映女飞行员的战斗生活。不过，主线不会变，姚玉兰同志的主角地位不会变。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为确保电视片的质量不应避亲，你要多提供有关姚玉兰同志的情况，除了她本人外，你最有发言权。”贺铭笑了笑，没吱声。整个拍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王天庆带着摄制组跟随姚玉兰机组执行过几次任务：一次是去昆明接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代表；一次是去福建前线帮助歼击机部队转场；一次是给内蒙古遭受雪灾的灾民运送救灾物资。他们拍摄了姚玉兰机组执行任务的全过程，从飞行前的下达任务到飞行后的讲评，每一个飞行环节都没放过。除此之外，摄制组还到徐州采访了住院的伤员，到唐山灾区拍摄了现场实景，也采访了俞素梅、许雅君、刘晓云等女飞行员。
为了全面反映女飞行员的战斗生活，王天庆提出要拍一组姚玉兰家庭生活的镜头。一天傍晚，王天庆一行五人来到了一号楼一单元三层306号姚玉兰的家。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贺苗壮已经放学，贺叶青也从幼儿园回到了家。王天庆先在姚玉兰家转了转，他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拍摄画面。姚玉兰的家也是贺铭的家，三室一厅一卫一厨，使用面积70平方米。厅很小，不到10平方米，实际上是一个小餐厅。三室是一大两小，最大的一间也只有20多平方米，姚玉兰两口子住，这既是他俩的卧室，也是客厅。另外两小间分别由保姆和孩子住，保姆与贺叶青住一间，贺苗壮自己住一间，他住的这一间也是他与妹妹的学习室和书房。王天庆转悠了一阵后，最终确定用贺苗壮住的房间做拍摄现场，和摄像机全架在这间房子里。王天庆决定用书房是因为他被三个大书柜吸引了，他惊异地发现，姚玉兰家不仅书多，而且保存得非常好，每本书都包上了书皮，还分门别类地编上了号。
“贺副科长，我听说你的藏书全部被收走了，你又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书？除《艳阳天》、《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红岩》和《青年近卫军》、《战争风云》等小说外，《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现代人》、《你到底要什么》等苏联小说都是内部发行，只有省部级干部能弄到，你怎么神通这么了得？你不怕对你进行第二次‘革命’？”“你们当记者的，眼睛最亮，耳朵最尖，鼻子最灵，最能嗅到社会上的气息，你难道没有感到最近风向在变？”“今晚咱们不讨论国家大事，你还是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这些内部书店刚发行不久的苏联小说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搞到手的？”“怎么，你想抓我的小辫了？可惜本人谢顶，没有几根儿头发，不怕你抓。”“不是抓你，是求你。这些书我也想看想买，就是找不到门路。”“王记者，你算求对人了，北京城有几座城门，有几条大街，他肯定回答不出来，但你要问他北京有哪些书店，他都门儿清得很。海淀和魏公村书店的工作人员都成了他的哥们儿、姐们儿，我出差时弄回来的烟酒，他全孝敬他们了。”姚玉兰嘲讽道。“贺大科长，我以后买书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要不给我买，我就拿你的。”“买书的事儿以后再说，你还是抓紧时间拍电视吧！”
贺铭说完王天庆便进入了导演的角色，他安排姚玉兰坐在书柜前接受采访，两个孩子坐在书桌前学习。正要开机时，王天庆发现书桌上空空荡荡的少点儿摆设，就让贺铭拿盏台灯和闹钟来。贺铭家没有，只好找邻居借。
采访开始。
王：“当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时，你没有选择返航而是继续飞行器，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我们运的都是重伤员，他们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决不能让他们再遭不幸。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生机，也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决不能轻易放弃。放弃就等于将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或者是残疾人的行列。”王天庆指着正在学习的兄妹问姚玉兰：“唐山地震后，你连续飞行了两个月，这期间很少回家，你牵不牵挂家中的这对儿女。”“有时很想念他们，但一见到那些伤员我什么都忘了，一心只想把伤员尽快送往医院，使他们少受痛苦，少遭罪。”“执行任务过程中你没少遭罪吧？”“是遇到过一些困难，不过和唐山灾民比起来，我吃的那点儿苦就不值一提了。不到震后的唐山，你想象不到唐山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有多深，有多重；不到震后的唐山，你感受不到唐山人民有多坚强，多伟大。唐山人民给我们上了终身难忘的一课，唐山是净化人们灵魂的一片圣土。”
接着姚玉兰面对镜头十分动情地讲述了唐山人民抗震救灾的感人故事。
姚玉兰结束发言时，眼里滚动着泪花。
采访完姚玉兰，按计划接着采访贺铭，让他谈谈做空勤家属的感觉，可是找不到贺铭。一位瞧热闹的邻居说他下楼走了，王天庆要姚玉兰去找。“甭找了，他说他的形象对不住观众，怕瘪了你的镜头，就躲开了。”“这个老贺，属黄花鱼的，一到出头露面的时候就溜边儿。”
无奈，王天庆只好摇头收摊儿。临走时，他从书柜里取出《人世间》与《多雪的冬天》两本书想借走，被姚玉兰拦住了：“王记者，很抱歉，我们家其他的事儿我都能做主，唯独这借书的事儿我当不了家。这书柜里的书没有他点头谁也不让动。”王天庆一时僵住了，站在书柜前不知如何是好，面现难色。“王记者，您甭生气，我会让贺铭尽快给您买到这几本书。”“真的？”“我相信他弄书的本事，您就静候佳音吧！”有了姚玉兰的承诺，王天庆虽没借到书还是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他相信姚玉兰不是打诳语的人，不过他心里还是捉摸不透，贺铭不像是个抠门儿的吝啬鬼，既然能买到新书，为何舍不得借旧书？他不了解贺铭的阅读习惯。他看书时喜欢在书上勾勾画画、圈圈点点，还喜欢写眉批评语。虽然因眉批挨过批，但他改不了多年养成的读书习惯，这就是他不愿借书的根本原因。
1977年春天，北京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专题片《唐山救灾中的蓝天女战士》，播出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中央和不少地方电视台争相播放。一时间，姚玉兰等女飞行员成了人们谈论的热门人物。
十六、家庭风波
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发行，很快军队便掀起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高潮。为了将学习引向深入，1977年8月中旬，全军在长沙解放军政治学校举办辅导员培训班，时间为三个月，贺铭参加了这期培训。解放军政治学校地处岳麓山下湘江之滨，依山傍水，环境异常优美，是读书学习的理想场所。它是一座独立的大院儿，院子很大，紧靠岳麓山边儿有一排三层楼的学员宿舍。贺铭住在6号楼2层203号房间，与他同室的是武汉山坡机场场站政治处的翟小朋主任。有天晚上，两人在江边散步聊天儿。
翟小朋是山东益都人，1958年入伍，1961年提干，在武汉胜利无线电厂支过“左”。
“你在武汉胜利无线电厂工作过？”“对，我在工厂里当了四年军代表，1967年进厂，‘九·一三’后才回部队。”“那你听说过一个叫胡蓉的女同志吗？”“胡工程师呀，岂止听说，我们还是老熟人，至今还有联系。你认识她？”“她是我的。。。。。。同乡、同学、朋友！她怎么样？都好吗？”翟小朋停住了，他将贺铭拉到江边一处江堤的台阶上坐下来。这时，浓浓的夜色笼罩着江面，橘子洲已从视野中消失，江岸的路灯已经放亮，江堤上散步的人不少，显得很静。翟小朋向贺铭详细介绍了胡蓉的情况。
“1967年‘七·二十事件’后，我到胜利无线电厂支‘左’。进厂那天，正赶上造反派游斗厂长的‘姘头’，那个女人脖子上挂着一块儿木板和一双破鞋，木板上写着‘打倒地主婆、臭老九、大破鞋、小姘头胡蓉’！”“蓉妹她。。。。。。她。。。。。。她怎么会是。。。。。。”贺铭一着急蹭地站了起来，显得有些失态。翟小朋从他的言行中，觉察到了他与胡蓉之间的特殊关系。他赶忙解释：“你甭着急，后来我们调查清楚了，她与厂长没有那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厂长是个爱惜人才的领导，胡蓉是厂里的工程师、 技术尖子，因此厂长在生活上对胡蓉比较照顾。胡蓉女儿的户口就是他想办法给上的，也正因为这件事儿，有人诬陷厂长，说胡蓉的女儿是他的私生女。其实胡蓉怀孕时还没来工厂上班呢！你那位同学、老乡、朋友与厂长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她是清白的。”“胡蓉是哪年结的婚，她爱人是哪里人？”“胡蓉根本就没有结过婚，她女儿是私生女！”“私生女？她叫啥名字？哪年哪月生的？”贺铭一听说胡蓉的女儿是私生女，他的心腾地一下蹿到了嗓子眼儿里。“她女儿叫胡燕华，是1963年2月出生的。”“1963年2月，减去10个月，那不正是1962年5月吗！天啊！”“老贺，你怎么啦？”贺铭又跌坐到台阶上，双目紧闭。良久过后，他才睁开眼，缓缓地说：“我。。。。。。我就是燕华的父。。。。。。父亲！”“什么？你就是胡蓉死不肯交代的燕华的父亲？”“是的，我就是燕华的父亲，一个不合格的父亲。”
翟小朋脸色骤变，用火辣辣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贺铭，很难相信眼前的贺铭曾有过这种极不道德、极不光彩的风流史。也许是为了解除翟小朋的疑虑，也许是为了宣泄心中愧疚的情感，贺铭向翟小朋讲述了他那不寻常的初恋。最后他讲到了那张胡蓉怀孕的照片，“现在我明白了，那张照片是蓉妹用来割断情丝的一把利刃。”听完贺铭满含深情与内疚的回忆，翟小朋感动得差点儿流泪。贺铭的故事使他回忆起一段催人泪下的往事：
“在批斗胡蓉的大会上，她被逼跪在礼堂的舞台上，脖子上挂着木牌儿破鞋，头发被剪掉半边，变成了阴阳头。经过长时间的折磨，她显得更加瘦弱，但她面对台下的造反派却很坦然，毫无羞愧之色。当造反派头目反复逼问燕华父亲是谁的时候，她总是回答：‘你们不配知道他的名字。’造反派打过她，饿过她，让她站在烈日下晒，在暴雨中淋，甚至将她绑在石头上往长江里沉。她都宁死不屈，始终也没有说出你的名字。真是世上少有的烈女子，是一枝风吹不弯、雨打不折的‘金芙蓉’。”“翟主任，你别说了，越说我越感到无地自容。那都是啥时候的事儿？”“往长江里沉她是1967年7月18日的晚上。”“7月18日的晚上，那不正是玉兰在武汉历险的夜晚吗？老天爷你真会安排，在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夜晚，我深爱的两个女人遭遇到了同样的磨难。生死关口，她俩又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这就是命，令我啼笑皆非的命，唉。”贺铭内心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哀叹。
“翟主任，请你把胡蓉的地址告诉我，我想去看看她们母女。”沉思片刻后，贺铭恳求道。“我看你不去为好！”“什么？你说什么！不去？你。”贺铭火了。“你冷静点儿。我同情你们，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美满的家，何苦再去揭过去的伤疤？再看，你能给她们带去什么？你又如何面对你的妻子儿女与亲朋好友？“翟小朋的一席话，犹如一瓢凉水浇到了贺铭的头上，使贺铭从“高烧”中清醒过来。“是呀，我有胆量让燕华叫我爸爸吗？有资格做她的父亲吗？我能给她们母女幸福吗？玉兰能谅解我吗？苗壮、叶青会接纳他们的亲姐姐吗？我能向领导和周围的人解释清楚吗？。。。。。。”一连串的问号困扰着贺铭，使他陷入沉思。
夜更黑了，更静了。贺铭在翟小朋的催促下，回到了宿舍。回到宿舍后，贺铭怎么也睡不着，在床上烙开了烧饼。经过反复考虑他还是下定了决心：“我不能患得患失，自己酿的苦酒不能让胡蓉一个人喝，我应对她们母女负责。”贺铭决定利用国庆节放假去武汉一趟，翟小朋多次劝阻也没能动摇他的决心。
1977年的国庆节是星期六，10月2日是星期天，学校放假两天。9月30日下午，贺铭与翟小朋乘火车由长沙前往武昌，抵达武昌的当晚贺铭住山坡机场招待所。
第二天上午，贺铭按照翟小朋给他的地址找到了胡蓉的家。贺铭用颤巍巍的手敲了敲门儿。门“吱”的一声打开了，一张娇嫩红润的少女的脸露了出来。她大概就是燕华吧？是的，准是她，圆圆的脸，大大的眼，多像她妈妈。
“同志，您找谁？”“胡蓉同志是住在这儿吗？”“是的。妈，有位同志找您。”胡蓉出来乍一见贺铭：“铭。。。。。。”哥字没出口，她就呆住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说：“请。。。。。。请进吧！燕华，这是陈伯伯。”天呀，她中邪了吗，连贺铭的姓都弄错了。“这是我女儿燕华。”一见面，燕华就对从未谋面的贺铭发生了兴趣，倒茶让座分外殷勤：“陈伯伯，您从哪儿来？”“北京！”“北京？您——”“燕华，到街上给伯伯买一个西瓜来。”
胡蓉支走燕华后，远远地站着打量贺铭，贺铭也仔细地端详着她。她老了，油亮包围的发丝已经花白，饱满光洁的前额已经起皱，明媚动人的大眼已经，笑容可掬的酒窝已经枯竭。不但人老了，连性情也“老”了。站在贺铭面前的不再是一朵出水的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