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友好，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佩利：日本的恩人（2）
这种友好殷勤集中表现在对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恭维崇拜上。据史料记载，将军抵日不久，日本一家广播电台便就总司令的一张照片发表了近乎肉麻的吹捧：“元帅的手放在艾克尔伯格中将的肩上，威严中透着镇定自若和信心，同时又洋溢着一种并无城府的亲切和诚恳之情。元帅的轻松态度使看惯了威风凛凛的日本将军的我们感到惊异和无限的羡慕。似乎现在才恍然大悟：‘难怪美国打赢了！’并且很有把握地感到，有这样的人物作为日本的最高司令官，对于日本的将来不是很幸福吗？”
更有甚者，还有人将麦克阿瑟抬到“新生日本的生身父母”、“恩人元帅”的高度来评价。与此呼应，日本各地相继出现以麦克阿瑟的大名命名的街道和剧场，小学生也以戴“麦克阿瑟帽”为时尚，日本人后来还为他立了“显彰碑”，甚至还准备为他筹建纪念馆。麦克阿瑟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强大实力的象征，再加上个人的性格和风度上的魅力，在日本受到了无以复加的追捧。无奈此公不吃马屁，对日本人的恭维并不在意，还说了伤日本人自尊心的话，声称：在精神年龄上“日本还只是十二岁的小孩”，死要面子的日本人当然受不了，筹建纪念馆一事遂告吹。
让我们把眼光投得更远些，看看一千三百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战争——
公元663年，为争夺在朝鲜的势力范围，中日两国爆发了第一次战争，史称“白江口之战”。当时，大唐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双方在半岛上展开了正面冲突，日本调动二万七千人的军队前往半岛，加上百济军队五千人，与大唐军队进行了殊死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日本百济联军大败，日军将领朴市田来津丢了性命。日本史书上这样记载：“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舢舻不得回旋。”关于这场战争，中国史书也有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依实力，大唐正处强盛的巅峰，在当时堪称世界文明之最，日本则刚刚开始学步，自然不是对手。这场战争给了日本很好的教训，于是出现这样奇特的景象：日本不仅没有因这场战争与大唐疏远，反而与大唐关系更加密切。公元665年，日本遣使参加泰山封禅；公元669年日本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长安，祝贺唐王朝在半岛上的巨大胜利。值得说明的是，高句丽本是日本在朝鲜半岛上与大唐抗衡的潜在盟友，它的消灭对日本来说很不利，日本对此保持沉默也罢了，反而还要遣使庆贺，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证明了日本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从此之后，日本进入了全面吸收引进盛唐文化的时代。在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大唐帝国面前，日本低下了谦恭的头，就像它战败后在山姆大叔面前低下头一样。
强者崇拜的背后
崇拜强者，本来无可非议。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的强者崇拜中，包含一种小家子气，而缺少公正的气度。也就是说，当你比它强大时，它对你顶礼膜拜，谦恭有加；等它把你的本事学到手，翅膀长硬了，就换上一张不耐烦的脸，与你分庭抗礼；等到你实力不如他，那就对不起，请你靠边站吧，要不然就对你不客气，那时，它是一脸的傲慢和杀气。
遥想大唐帝国鼎盛之时，日本谦恭有加，先后十九次派出留学生（僧）到中国，从中国引进了大至文明制度，小到生活习俗的全部文化。等把这一切都学到手，就不再把中国放在眼里。到了近代更是翻脸不认人，仿效西方列强，欺负起中国来；而且比起西方列强，日本表现得更加出格。
令人深思的是，19世纪中叶日本遭受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胁迫，“尊王攘夷”的激情中已包含对外扩张的因子。幕末维新志士、攘夷运动的精神领袖吉田松阴，1855年在狱中撰文，提出这样的设想——
蓄养国力，割取易取的中国东北。
失之于美俄者，取偿于朝鲜和中国。
号称“日本伏尔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后来将这种主张发展为“脱亚入欧”，在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上明确地宣布：
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顺便提一下，这位得力于汉学修养，能写一手漂亮启蒙文章的东洋思想家，后来狂妄地叫嚷扫荡一切“汉魂”，让人看到一个吸饱乳汁之后，一口咬下母亲*的逆子冷酷无情的嘴脸。读到这里，读者或许会纳闷：日本对西方强盗的模仿何以如此迅捷？仿佛天生就有弱肉强食的精神因子。
然而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却没有西方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这决定了日本人的崇拜强者，就是压迫弱者，决定了它侵略起中国、朝鲜来，比西方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在所有侵略中国的列强中，数日本最贪婪，它不只在经济上掠夺中国，还想在军事上灭掉中国，把中国并入自家版图。
正因为如此，面对战败对手，这个后起的暴发户才会如此的残暴，而使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瞠目结舌。回顾甲午战争时日军攻占旅顺时的兽行和后来的南京大屠杀，就可以知道这一切。著名西方史学家胡兰德在描述日军占领旅顺后的情形时这样写道：“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态之外。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从军之欧洲军人及特约通讯员目击此残虐之状况，然无法制止，唯有旁观，不胜叹息。此时得免杀戮之华人，全市内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为供埋葬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对此，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曾对人说：“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连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见《日本外交史》）美国的一家报纸抨击日本国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四十年之后的南京大屠杀，就是这场暴行的放大。其实他们不只是对中国人如此，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这样评价日本人：“他们在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之后的残酷行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残酷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有例外，日本政府有步骤的暴行，使日本人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忍受了三年半的恐怖和物质匮乏的生活。在东南亚沦陷区，数以百万计的人丢了性命，被他们俘虏的英国、荷兰、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都被迫服苦役，以致形销骨立，命丧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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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两副面孔
骨子里的小家子气，决定了日本成不了真正的强者，而只能成为一个跛脚的矬个巨人。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曾指出：“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这就是说，在比自己先进的文明面前，日本人总是感到自卑，不得不认真学习、模仿，等到把人家的东西学到手，就开始瞧不起以前的良师益友，自卑感于是变成优越感。赖肖尔还发现，日本人每次向外学习最后都转向对抗，优越感极度膨胀使日本人“跨入可悲的境地，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所发生的那样。”（见《当代日本人》）作为一位亲日派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能够指出这一点，无疑是中肯的。
1989年，日本出了一本轰动全世界的书：《日本可以说“不”》，作者是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和大企业家盛田昭夫。此书是冲日本的保护者美国去的，书的副标题就叫“新日美关系的对策”。全书从十一个方面纵论日美关系，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书中猛烈抨击美国对日本实行的“根植于人种偏见”的经济贸易政策，鼓动日本人应当抛弃二战后形成的“小国意识”，“承担起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成为创造新的世界历史的主角。
作者得意洋洋地指出：日本已经具备足以与美国和苏联抗衡的实力，在高科技领域，日本已经超过美国和苏联，对未来的战争握有举足轻重的杀手锏：在美苏的武器库中，无论中程导弹还是洲际导弹，保障武器精确度的，是一种小型的高精密度电子计算机，而这种计算机的支柱——1兆位乃至数兆位的半导体，只有管理水平极先进的日本能够生产。因此，不管两个超级大国如何扩充军备，只要日本停止出售这种半导体尖端部件，他们只能一筹莫展。如果日本把半导体只卖给其中的一方，那么，美苏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就会失衡。因此，高科技越是发展，美苏越不足惧。美国对日本以半导体为核心的尖端技术抱有危机感，表明军事上所需要的核心工艺已经掌握在日本手里。书中反复强调，日本应该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且日本能够有这种看法，不应该再在美国屁股后头亦步亦趋，充当传声筒，必要时，就坚决地对它说“不”。
其实，早在此书出版之前，日本国内已经涌动着对美国说“不”的冲动，1982年日本出了一本改写二战历史的科幻历史小说《美国本土决战》（桧山良昭著），以此为契机，冒出一大批类似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荒卷义雄《绀碧舰队》（1990年），虚构这样的故事：联合舰队司令山本（高野）五十六带着太平洋战争记忆在另一个世界转生，于“照和”十六年发动政变，成立新政府，重新开战，日军凭借最先进的武器，所向披靡，占领了夏威夷、巴拿马运河、中国东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据统计，从事这种“科幻历史小说”写作的作家在日本至少已经有十五位，改写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已经出版了近三十个系列，发行总量逾千万册，并且向电视卡通、录像、电子玩具发展，产生巨大的连锁效应。
从这类科幻历史小说的泛滥中，不难读出一种代偿心理，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幻觉：日本没有被打败，它将是最终的胜利者。这是一种不服输的心理。然而这种不服输的心理，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压倒对方、支配对方的基础之上。因此，只要实力赶上或者超过了对方，在合适的气候下，日本就会撕破脸皮，向昔日的师父发起挑战。
日本人的这种“周期性摆动”，根源于量小气窄的岛国根性。岛国严峻的生存条件，决定了日本人务实重利；狭窄而孤立的生存空间，单一的民族，培养不出普世的、平等的思想和超越的价值观。因此，日本尽可以在科学上、技术上出色地模仿西方国家，甚至超过西方，却很难学来西方人的自由平等精神。
令人生畏的桃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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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级别的相扑比赛
耐人寻味的是，崇拜小英雄桃太郎的日本人，同时又着迷巨无霸，请看以下的表演——
两个超级胖子，赤身*，蹲在一个直径四五米的圆台内，斗鸡般地对视着，随着一声令起，两座肉山撞到一起，经过一番搬、推、搡、按，一个胖子气喘吁吁地将另一个胖子弄翻在地。
这是什么——马戏？滑稽表演？
这也算体育竞技？
……
对于相扑的奥妙，外国人多不知晓，且不说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欧洲人，就连号称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中国人也如此。说起来，相扑的老祖宗还是在中国，甚至连“相扑”（又名角力）这个词都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可是中国人现在却不认同它。在许多人看来，相扑是一种粗俗不堪、不可理喻的把戏，别的不说，单就相扑手那副臃肿蹒跚的模样和近乎*的打扮，就足令人退避三舍。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久，日本政府为了表达对中国的友好，特地派出相扑代表团访问上海，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举行表演赛。消息传出，整个沪上一片沸腾，关于相扑手的奇状异相，被传得神乎其神，其中最感兴趣的，自然还是那副接近*的打扮，人们一面表示厌恶，一面津津有味地谈论不休。这也难怪，那时，中国人民已被单调乏味、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样板戏搞得厌倦不堪，来了东瀛大汉，正好可以调剂调剂。这一下忙坏了市革委会当局，表演赛的当晚，安排了大批纠察维持秩序，如临大敌。据说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女性观众一律不得入内。
在西方人眼中，相扑则是一种荒唐的游戏。他们无法理解，一些少年因体格超常被专门挑选出来，离群而居，过一种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他们像填鸭似地被喂得肥重不堪，就是为了从事这样一种枯燥乏味的比赛。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在有关日本文化的小册子《符号帝国》中，颇含轻蔑地描述相扑：“比赛仅是瞬间的事：只要让对手倒下，就结束了赛事。没有危险，没有戏剧性，没有大量消耗，总之，这根本不是运动，不是争斗的亢进，而是某种体重的符号。”
西方人更不服气的是，相扑比赛不分级别，所有选手不分体重大小，参加只有一个级别的比赛；这等于承认以强凌弱的合法性，根本不符合奥林匹克公平竞赛的原则。崇尚平等的西方人，无法容忍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不平等竞赛。
按相扑选手的入门规则，选手的体重和个高只有下限而无上限，下限体重为七十五公斤，个高为一米七三，这就是说，一个体重只有七十五公斤的选手有可能和比自己重好几倍的庞然大物较量，按常理看，这显然是属于不公平竞争。上世纪70年代初，一些好事的西方驻日本记者曾联名给日本相扑协会写信，呼吁修改相扑比赛规则，并建议他们仿照西方拳击比赛的规则，按体重级别来进行比赛，结果被日本相扑协会宽宏地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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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缘何迷恋相扑（1）
然而，这样一种西方人看来不公正的比赛，日本人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