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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如何保持地方政府的适度积极性同时实现由生产型（功能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型是我们近期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
中国经济为何失衡？（1）
几天前刚一回来，朋友就告诉我，下午有个人来找过你。奇怪的是，我并不认识他们描述的那个人，更奇怪的是据说他要和我讨论经济上的问题。
遇到这种事总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不过我又有些担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是很难有效地讨论问题的。现在，许多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论文是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写就的，这样论文送审到一些“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手中，通常会很成问题。再者，既便我们有社会学所说的“共同经验范畴”，但十个经济学家通常会有十一种不同的答案——何况是我这样对经济学参悟不深的呢？所以也不一定能讨论出什么所以然来。
一边这样想，一边打开电脑，还没浏览几个网页，朋友又跑过来说那人又打来电话，听说你回来了，他马上就过来。
来者是位中年男士。几句话之后，他就把讨论的问题锁定在经济增长的效率上了。
问题的背景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模式是以高储蓄、高投入、高产出为特征的。这一模式曾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1997年的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对它的普遍赞誉。保罗·克鲁格曼是最著名的质疑者，他因成功地预测到金融危机而声名大噪；另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家是艾伦·杨格，他长期致力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特征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东亚模式十分相似。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70％以上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目前，我们的储蓄和投资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FDI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这些在许多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而生产的效率虽然在1978年后有明显的改善趋势，但还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自90年代后期以来，效率的增进似乎又走向了下坡路。东亚模式的问题表现为“资本深化”，也就是生产一单位的产出所投入的资本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是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简而言之，是投资过多带来了增长效率的问题。
这位造访者显然并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认为，今天的投资可以形成明天的生产能力，投资会带来一个经济潜在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东亚经济劳动力十分丰富，因而经济增长放缓，利润率的下降是因为没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所以，一个自然的结论是有效需求的长期不足束缚了生产潜能的发挥，出路是只要政府努力提升有效需求，生产就会达到潜在水平，尤其是应该通过消费的不断增加来实现“快乐增进型”的增长。
这样，我们讨论的重心就集中在到底是投资过多还是需求不足，拖累了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以福利为内涵的增长步伐。
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可以把资本投入过多说成是需求的相对不足（因为如果市场规模足够大，商品的价格不会下降，投资的利润率也就不会下降），并且认为增长的真谛在于实现更多的消费也是无可争议的。
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满足消费的方式是有效的吗？东亚普遍出现的内需不足是否与其经济增长的模式本身有关呢？如果低效率的投资并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给，再多的生产能力也只能是变成闲置的机器厂房和不断堆积的商品。另外，现实中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越来越强，投入推动增长的模式提供产品服务的成本从而在不断上升。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得产业结构严重雷同，有些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可能永远都不会得到充分利用。
中国经济为何失衡？（2）
和许多人一样，我不认为问题的症结是需求方面出了问题。按照正常的逻辑，投资是经济行为中最活跃的变量，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决定产出和收入，收入决定储蓄和消费。因而，消费不足更可能是结果，而非原因。中国长期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不仅是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就能解决的。同样，持续的投资膨胀可能真的已经导致增长效率的下降。或者说，从需求的角度，通过高投资形成的供给并不是最有效的，市场还没有给予充分的认可。
我们知道，同样是增加产出，可以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实现，也可以通过投入固定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模式属于前者。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增长对高储蓄和高投资形成强烈的依赖。而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高额储蓄率在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下降。这将对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构成巨大挑战。
如果是这样，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中国持续高投资的形成根源。我想，这其中强势政府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可在东亚比较中看出。在东亚，儒家传统的勤俭通常被当作是高储蓄的原因，而高储蓄则形成了高投资。可是，这无疑是在说是人的偏好不同造成了经济模式的不同。实际上，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东亚的政府扮演了推动高投资的重要角色。就拿中国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赶超型战略是政府集中资源搞建设的合理理由。而在转轨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则推动了以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为主的投资热情。
总之，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与整个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共同特征，并从这个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我们就应该承认，把投资体制和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归咎于有效需求或消费不足无异于舍本逐末。毕竟，即便是在当前，投资方向仍然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由政府或国有企业选择的，而消费却是私人决定的。经济学一再告诫我们，应该相信的是私人，而不是政府。
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早在1954年，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就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投资的提高。他说：“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还不到4％~5％转变为自愿储蓄达到国民收入12％~15％以上整个过程。”对照现实，这种看法的指导意义似乎已经下降。
潮流早已转向对效率增进型增长模式的论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转变增长方式尤其是投资体制是我们日益紧迫的任务，与这个经济学爱好者讨论后让我更加坚信这一点。这样看来，这次意外的谈论还是富有成效的，虽然我们所做的只是倾听对方的观点，而不是一定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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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比现实更重要？
如何看待不平等，是一个跨越时空的问题。在2500年前，孔老夫子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不用多说，孔子的这一“均无贫”观点已被我们自己的经历所证伪： 平均主义会造成普遍的懒惰，使整个社会失去进取心，永远停滞在贫穷的阶段。相反，在一定条件下，激励经济学家把不平等看作是提升效率的手段，他们倾向于“因患寡，而患均”。
如果抛开公平与效率的维度，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低收入人群对不平等是不是就绝对厌恶了呢？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之间最近的情况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众所周知，衡量不平等程度的通行指标是以统计学家基尼命名的“基尼系数”，其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被定为。可是这一标准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有学者指出，应该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各个地区的真实收入差距。他给出的例子是，在北京要卖到150万元的一套住宅，在西北某个小县城也许只能卖到10万元。因而，用“购买力“计算的中国基尼系数，要比用”名义收入“计算的数值小很多，中国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被夸大了。在他看来，如果只看到这种被夸大的基尼系数将会对改革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购买力平价通常是被看作是一种汇率决定的经典理论，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基尼系数是否合适还有待讨论。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物价在国内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价格正是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结果。内地小县城的同等质量房子为什么便宜？我想，大多数人所能够想到的答案就是因为当地经济不发达。也就是说，因为落后，所以房子才便宜。这样看来，北京150万的房子在小县城只能卖到10万正好表明了北京和小县城的收入差距高达15倍之多。
此外，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虽然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但中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中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而城乡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低于，应该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
一时间，质疑声风生水起。人们的不满在于： 城乡差距为什么不重要呢？中国二元结构的国情就应该成为脱离“国际标准”的“遮羞布”吗？
出人意料的是，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也同样面临着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不过美国人似乎泰然处之。最近的《经济学家》杂志指出，如今美国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成为整个西方发达世界的龙头老大。美国总统肯尼迪曾有一句有名的谚语，“上涨的潮水（比喻经济繁荣）将抬起所有搁浅的船只”。在1995年以前情况确实如此。那时美国生产率的跳跃性增长，惠及大众。然而在2000年以后，情况有所变化。生产率同样还在增长，但是它只抬起了更少的船只。考虑到通涨因素，一个典型美国工人的工资从2000年以来仅仅增加了不到1％。而在1995—2000年之间，增长了超过6％。相反，只有最熟练工人的钱包在当前的经济繁荣中继续膨胀。这意味着，生产率上升的果实向高收入者倾斜严重。
然而，美国和中国的一个明显不同在于，美国人并没有走向仇富。收入较低的美国人所抱有的想法是： 加入富人群体，而不是缩小这个群体。实际上，在美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十个人中有九个人相信，即便你是白手起家，只要你努力工作，遵纪守法，美好富足的生活之门会向每个人敞开。这是美国梦的核心理念，这让普通的美国人更能够忍受经济波动的艰辛，并接受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现实。
事实正是如此。即便是在贫富分化严重的今天，普通的美国人相信可以由贫到富的比重自1980年以来增加了20％。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美国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极为通畅。
这种态度直接决定了政策导向。相比之下，美国人更加看重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作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对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并没有增加投票者对阶级政治学的兴趣。美国民主党2004年副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曾经不遗余力地倡导“两个美国”的概念，即一个是富人的美国，另一个是穷人的美国，然而营销的效果并不理想。欧洲和日本不平等的程度要明显小于美国，然而社会对社会蛋糕分配不均的普遍不满把政府搞得焦头烂额。
另一个更有力直接的证据是，虽然只有1％的家庭缴纳遗产税，却有超过70％的美国人支持废除遗产税。这也与中国日益高涨的征收遗产税的呼声形成对比。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梦”式的社会流动性也有一定的狭隘性，一种奇怪的“仇贫”心理正在滋长。美国人虽然不愿意把问题归结到他们富裕的同胞身上，但却把矛头指向了比他们更贫穷的外国人身上。一项针对外交事务的民意调查发现，近90％的美国人担心他们的工作会流失到国外，超过6成的美国人憎恶自由贸易，就连主流经济学的泰斗保罗·萨缪尔森也一反常态地指出自由贸易损害美国福利的可能性。这样的呼声自然而然地传递到政客之中。很多迹象表明，虽然美国经济仍然增长强劲，但是这个国家正在越来越限制自由贸易。
同样面对收入差距超过警戒线并持续加剧的社会问题，人们有可能表现出相当不同的容忍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小。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流动性是社会不平等的止痛剂。因为，只要有梦想，明天总是新的一天。
中国城镇化： 南张楼模式，还是龙港模式？（1）
为了追求和城市居民同样幸福的现代生活，农民是应该进入城市，还是应该留在土地上？或者说，农民应该在自己土地上创造与城市居民同质的生活，还是应迁入城镇？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下面是两个正在中国进行的试验，它们的指导思想是截然相反的。
南张楼村地处山东省青州市北部，距青州城区约40公里，全村有1000余农户共计4200多个村民，原有地300余公顷。一不靠城、二不靠海、三不靠大企业、四不靠交通要道、五无矿产资源、六人多地少，是典型的北方平原村落。该村无硬化道路，主要为草顶住房，人均年收入1000余元。正是因为这些条件，南张楼这个自然村在1990年作为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合作项目，德国人把享誉世界的土地整治经验带到中国这个普通的乡村。
这个经验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效解决了西德乃至整个欧洲城乡差距拉大、大量农业人口涌向城市等社会问题。这一计划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后，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并从1990年起成为欧盟农村政策的方向。在目前的巴伐利亚地区，农村地区占州总面积的80％以上，为近60％的人口提供居住、工作和生活空间。
“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实施了15年，全村的公共设施已经十分完善，创办了100多个小企业，农民“白天上班，下班下地”，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但在部分实现了最初目标的同时，也与中国的现实发生了冲突。比如，南张楼确实把农民留在村里，但更多地是通过兴办非农产业，而这是有悖于“巴伐利亚经验”初衷的。其核心理念是实现“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