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到一个僵固的社会之中，改革就会因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变得越来越难，未来的制度演进就可能被“轨道锁定”（Locked in）。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强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可能使得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原因是政府决策虽然效率更高，执行起来也更加雷厉风行，但是犯错误的可能性也更大，并且一旦发现犯错误又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从而出现人为造成的政治经济周期。中国经济不是过冷就是过热的症候不正是有力的佐证吗？而地方政府在这一轮房地产市场行情中所扮演的推动角色也让我们看到经营城市理念背后的隐忧。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转轨经济的大家庭之间正在上演一场经济增长的龟兔赛跑，中国就像那只矫健的兔子。刚开始时它稳稳地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把对手们远远地甩在身后。可是，这个古老故事的结局是否预示着中国的宿命？人们对印度乐观情绪的高涨和对中国担忧的增加绝对是空穴来风。
当然，这只是展示了一种悲观的可能性，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超越人类的想象。虽然中国转型还没有完成，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正是中国“后发优势”的重要来源： 伴随进一步转型而来的制度完善必将为中国提供更加巨大的增长空间，而眼下中国前进的脚步依然强劲有力。只不过，考虑到上述风险的存在，我们的确需要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思考投入更多。毕竟，谁都不愿意生活在对“未来”的担心之中。
‖把目光投向印度的理由‖
毋庸置疑，在巨大差异的背后，中印两国的基本国情却十分相似： 人口最多（两者人口总量占到世界1/3以上）；历史文化传统悠久厚重；历经漫长的封建社会，并一度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最后经过艰苦的民族斗争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所以，两国从基本相同的起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巨大的差异意味着巨大的学习空间。印度跨越了制造业，把经济直接建立在服务业之上。这种略显独特的发展观虽然隐含着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基础设施落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乏力等。但在许多方面，印度也因此走在了中国的前头。发掘印度发展模式的优势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实际上，印度对“标准”发展模式的偏离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理解。首先，印度到1991年才真正对外开放，此时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初露端倪。其次，印度的精英教育为印度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再次，印度的基础设施阻碍了工业发展，使其转而依赖现代服务业。最后，“绿色革命”在印度发展，并且印度可耕地面积位居世界第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如中国紧迫。
透过现象看本质，印度模式可以归结为三个特点。首先，更少地依赖物质资本。在吸收外资方面，中国远在印度之上，相当于印度的10倍；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也是印度的2倍以上。其次，印度具有优良的制度和“软的”基础设施，对合约和法律的执行非常有效，交易费用接近香港，低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相对发达国家。最后，本土的企业家精神十分活跃，也就拥有更加优良的“气候”和“土壤”。
中国有越来越迫切的理由借鉴印度道路。目前，“节约型”的产业结构使印度能够避免能源、原材料供给约束，有效利用高度国际化的人力资源、信息科技专长和通用英语等有利条件为经济提供了更加合理的上升空间。显然，这正是中国必须转变经济方式的要旨所在。
值得强调的是，良好的制度基础设施对印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印度高效运作的金融体系就是良好制度环境最重要的收获之一。金融自由化是印度十几年前就开始的市场化改革的起点，而中国的金融改革一直举步维艰，远远地落在工业化的后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毕竟，金融的本质就是信用，信用来自法律及其执行、合约及其诚信，这些东西在中国既缺少传统，又缺乏经验。结果，在亚洲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中，只有印度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名列前茅。
这些理由都在提醒我们应该把更多目光投向印度。
从哪里解开中国的高储蓄之谜？（1）
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居民储蓄率的迅速攀升。近年来国家开征了20％的利息税，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挡中国人高涨的储蓄热情。2009年底，中国储蓄存款总额突破26万亿元，同比增长接近两成。喜欢储蓄对个人来说也许是传统美德，但对一国经济来说却并非总是好消息。高储蓄引发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与之相连的低利率却刺激着投资，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因而极难平衡，犹如行走于狭窄的刃锋之上。另外，不断累积的存贷差也在银行业形成令人担忧的低效率和金融风险。
高储蓄问题的重要性要求认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在目前的讨论中仍存在一些不妥甚至错误之处，不过现代消费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高储蓄模式的有效视角。
‖未富高储？‖
储蓄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中没有被消费（以及没有被政府购买和用于出口）掉的部分，按主体可分为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前两者合称私人储蓄。其中，家庭储蓄是交纳税收之后可支配收入中扣掉消费剩下的部分，家庭高储蓄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高储蓄现象源于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强烈反差。一方面，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仍是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而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这与人们的直觉相悖： 富裕家庭的储蓄倾向（消费倾向）通常高于（低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因为当一个家庭收入很低时，仍然有一部分支出是必须的，结果只能将余下的用于储蓄，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重也会增加。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边际消费（储蓄）倾向递减（增）规律。亚当·斯密说过，对一个家庭成立的道理，对一个国家大概也能成立。因而，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储蓄率通常要低于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
进一步看，1960—1970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与中国相去甚远。经常拿来与中国比较的是美国。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在4％~5％之间，其中1990—1994年略高为％，但自1999年以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甚至变成负值，2005年三季度的储蓄率为％，富裕的美国家庭可谓是过着寅吃卯粮，过度消费的生活。总之，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储蓄上的差异令人震撼。
‖习惯了存钱不花？‖
人们面对这种反差通常的反应是，将这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归结为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即东方文化崇尚节俭而西方文化鼓励冒险。这是一种很方便的做法，并且东亚的经验事实貌似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撑。因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曾）是高储蓄的主要发生国。
问题是，这种看法却无法解释日本储蓄率的近期下降以及其他有着类似文化基础的亚洲国家“正常”的储蓄率。更令人惊讶的是，回顾战后中国居民储蓄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节俭”的中国居民并非高储蓄者，其平均储蓄率不足5％！这是一个普遍被忽视的事实。其实要对人们行为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就不能借助于人们的偏好不同，而应该具体分析是什么样的不同约束导致了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人却有着不同的储蓄表现。。 最好的txt下载网
从哪里解开中国的高储蓄之谜？（2）
另一种误解是试图通过区分储蓄总量和人均储蓄来说明中国高储蓄的现实。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的储蓄总量惊人，但是如果不做加法而是做除法，居民26万亿元的储蓄存款平均每个居民也仅能分得2万余元。莫说与香港居民的储蓄额相比有天壤之别（国际上从来没有研究者说香港居民的储蓄率过高），与低储蓄率的美国相比也相差甚远。
我们说中国储蓄高固然有储蓄总量的意思，但实质是指高储蓄率。虽然，中国的人均储蓄和发达国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是，储蓄率（储蓄/可支配收入）却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6倍，但是美国的储蓄存款还不到中国的2倍，这才是中国高储蓄问题的真正所指。
最后需要澄清的是储蓄（率）的概念。储蓄（率）是一个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必须在一定时期内计算的概念。就宏观经济学术语来说，储蓄是流量的概念，而不是存量的概念。在当前的讨论中，通常是以居民存款余额来衡量的，这是个存量概念，它虽然能够提供一定的信息，但并不准确。另外，由于中国家庭可供选择的投资途径并不多，银行存款固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但是其他的无形资产包括现金、股票和国债等也是储蓄的形式，并且储蓄存款还忽视了有形资产（其中最重要的是住房）的增加量。再有，考虑储蓄（率）更科学的方式是剔除通货膨胀以后的实际储蓄，这也是用存款余额来定义储蓄（率）所忽视的重要问题。
‖现代消费理论的洞见‖
把中国的储蓄率与发达国家作比较，并认为中国存在高储蓄现象，这其实是传统的凯恩斯消费理论的视角。其核心观点是： 储蓄是由当前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心理规律的作用下，作为消费的对立面，储蓄也就与收入水平成正比。这种缺乏微观决策机制的总量关系通常被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变动，当然也无法解释中国的高储蓄。
弗里德曼开创的持（永）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开创的生命周期理论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其核心假设是，作为风险厌恶者，人们愿意在自己的一生中平滑各期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收入或者只有较低收入，人们进行的是寅吃卯粮式的负储蓄；人到中年，收入丰厚，是储蓄的黄金期；退休之后，收入下降，则又进入消费增加的负储蓄期。
现代消费理论揭示了影响储蓄的两个关键因素是： 长期的收入增长率（而不是当期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人口结构变动。那么，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在改革前后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而哪些特征又能解释中国近期的高储蓄率呢？
中国异常的储蓄率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关键政策急剧转变的结果。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对外开放的实施。随着这一发展，收入增长率从大致稳定的3％激增至10％以上的水平。这个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与之伴随的高储蓄现象的重要基点。
第二个转折是人口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严格的计划生育从城市到农村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显然，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人口政策的这个转变对储蓄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其一，15岁以下人口同就业人口的比率从70年代中期的大幅下降到世纪之交的，人口红利使得进行正储蓄人群的比重显著增加，进而提升了储蓄率。其二，计划生育使得子女数量锐减，颠覆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即子女赡养父母。这迫使父母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
‖中国的高储蓄率并不另类‖
按照现代理论进行合理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低储蓄和近期的高储蓄都不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60年代冰岛的储蓄率大约和中国改革前一样低，并且直到80年代末冰岛都是OECD国家中最低的。冰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4万美元，位列世界前茅，但是它较低的增长率和老龄化时代的来临使得储蓄率一直在5％以下。表11居民储蓄率的国际比较
国家年代储蓄率（％）经济增长率（％）未成年人口比重（％）1中国1958—美国1990—中国1990—冰岛1960—日本1971—意大利1960—资料来源：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 《生命周期理论与中国的居民储蓄》，《比较》第22辑。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高储蓄者。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并且人口结构也令人满意，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日本人的储蓄率水平也与中国不相上下。有人会说，毕竟中国和日本有着相同的东方文化传统。但是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的高储蓄率就驳斥了这种简便的解释。意大利的储蓄率甚至比日本还要高，可是意大利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与儒家文化相差甚远。同样，我们可以在意大利的高经济增长率和有利的人口结构中找到真正的原因。
实际上，世界上也不乏储蓄率高于中国的国家。就整个国民储蓄率（中国1982—1988年为33％）而言，新加坡才是最著名的高储蓄国家（同期为％）。当然我们可以把新加坡作为一个例外，因为新加坡政府实行的是强制公积金政策。该政策要求所有的在业人员必须将其收入的很大部分缴入其公积金账户，用于养老、医疗等政府指定的用途。但是，博茨瓦纳是一个更具比较意义的例子，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82—1988年间的国民储蓄率达到％，超过了中国。
总之，我们不能一边抱着过时的理论，一边对中国的储蓄率惊诧不已。中国的情况并不另类，并且，我们不需要借助文化传统之类的说辞，来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作出牵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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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1）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急速发展，中国正迎来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必须要面对一个新的课题： 如何处理增长带来的问题。显然，没有经济增长的策马扬鞭，长路急进，就不会有流动性过剩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资产价格膨胀问题，也不会有环境问题，这是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