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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所有的霸权总是开始于一系列制度创新。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国家间的竞争是力的角逐，胜利者的胜利，是因为胜利者有着更强大的力量。而实际上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的竞赛。制度生产力量，制度也生产对力量的控制。失败者的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制度生产不了控制。力量强大固然不错，但如果没有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的力量也还是不够强大；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如果能够控制，弱小的力量就会寻求与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从而也可以避免失败。
中国崛起：一个新的地缘枢轴
第九章 地缘大锤
中国崛起：一个新的地缘枢轴
近２０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走向统一，是欧亚大陆出现的另一重大的地缘现实。中国的崛起和统一，类似欧洲的统一。但是其意义甚至要比欧洲统一更具革命性。原因是，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具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的地缘特征类似于放大了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相互竞争的欧洲体系。在其周围分布着若干全球大国，这些全球大国分别作为全球地缘板块组成了〃世界力〃，他们推挤着形成全球地缘格局，而中国则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在中国的北部，是巨大的俄国板块，长期以来，俄国板块都是世界力最重要的一部分，其方向背靠寒冷的北极，向西、南、东三个方向作用。在中国西南部，则是印度板块，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大国，印度缺乏战略屏障，它必须向四个方向用力，它类似一个十字路口。 在中国东部，则是日本板块，这一板块有着一个几乎是天然的运动方向，即向西。
在中国南部，则分布着众多的国家，近代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二战后，这一地区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目前，东南亚国家大多同美国板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因此，中国的地缘特征处在世界力场的中心位置。〃中央之国〃的概念，从地缘上讲，是名副其实的。它构成了地缘枢轴。
早在２０世纪初，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说过，在数世纪里，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力量像大锤一样敲击着该大陆的边缘地带，即欧洲、中东、中国和印度。麦金德和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描述过１５００年前欧洲人对这副大锤的恐惧和忧虑。甚至直到近代，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还为所谓的〃黄祸〃伤脑筋，而由于前苏联的崛起，欧洲对心脏地带的恐惧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１年。对于那些相信地缘政冶学说的人士来说，这副大锤是永久的梦魇。
对欧亚大陆地缘特性的传统描述，越来越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当中国陷于内乱的时期，中国是列强争夺的焦点。〃蚕食〃，很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景象。而当中国强大的时期，它又被视作〃大锤〃，敲打着周围，让周围惊惧不安。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黄祸论〃，就是对此一地缘特性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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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
第十章 东亚的政治力学：冲突和秩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亚洲更可能成为列强开战之地。５００年里，欧洲一直是世界上战争（也包括财富和知识）的主要制造者，而这种情况行将结束。但是，不管是更好还是更坏，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阿伦·弗里德伯格）
〃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
与欧洲一体化趋势相比，东亚的未来趋势很可能受着〃战国原则〃的支配，大国在这里竞逐强权。未来全球最为重要的六大板块，中国、美国、日本、俄国、印度和欧洲，胥聚于此。同二战前欧洲的均势体系一样，东亚椭圆呈现出多极结构。
在这个多极结构中，中国、美国比其余四个棋手更为重要。美国是这一地区基本现状的维持者，而中国则是该地区利益牵涉最广泛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在东亚多极体系中是两个基本点或轴线，围绕这两个点，日本、俄国、印度和欧洲组成这样那样的联盟体系。
东亚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可以通过与中东比较得以理解。中东地区基本上没有全球大国，俄国退出同美国的竞争之后，美国基本上可以自己一家说了算。伊拉克战争就是例证。但是东亚就不同，美国在该地区无法做到单独行事。例如朝鲜问题，美国宁愿降低调子，甘当一个一般的谈判者而〃决不当头〃，而且尽量避免把这个问题〃国际化〃，其中的原因就与东亚体系的复杂性有关。
围绕中美两个基本点建立起来的多极结构，充满了变数。一个可能是，在未来几十年里，东亚地带形成一个两极体系，类似冷战时期前苏联和美国那样的结构。但是无论最终出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体系，令人担心的问题都是，东亚是否能承受得住大国竞逐带来的压力。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东亚椭圆内部，危机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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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是否依附中国？
第十一章 稳在亚洲
东亚是否依附中国？ 但是，在〃东亚共同体〃目标愈益明确、进程显著加速的背景下，一个新的问题就产生了：崛起的中国在东亚共同体中，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处于何种地位？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东亚国家是否会选择依附中国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根据未来该地区力量结构的演变情况而定。就目前来看，尚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正如新加坡一位学者指出的，衡量是否依附中国的一个合理指标〃应该是某个国家决定在军事上与中国结盟〃，目前，没有哪个国家这样做。
东盟国家选择的战略是尽量使该地区力量结构多极化，比如把印度引入东亚，努力使美国力量不撤出该地区，其意图就是避免对某个强国的依附。其实，中国在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上，刻意保持低调，强调共赢和相互依存，所选择的战略不是等级化的而是非等级化的。在发表于美国《国家安全》季刊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冬季号上的文章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里雅对〃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亚洲出现的不是与中国的抗衡，而是对中国的依附〃的观点进行了批评。阿查里雅在评论中国在亚洲的政府间论坛和对话中的作用时正确地指出：〃这些论坛和对话，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３以及亚洲－太平洋安全合作委员会的目的都是在中国的力量不断壮大时把它约束在一个地区框架之内，不让它在这些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或片面影响它们的议事日程。如果说中国的缺席会使亚洲的区域组织失掉意义；那么，中国的过分自信则必将使这些组织解体。因此，东盟仍将坐在东盟地区论坛的'驾驶座'上，确定它的议事日程和行动方向。中国本身也愿意保持这种现状〃。
中国如何看待东亚的领导权问题
做一个活跃的乘客：中国如何看待东亚的领导权问题
客观地说，东盟国家对这个问题是十分关注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日两国是不是将竞争领导权？他们对此感到担心。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是让中日两个大国发挥推动作用，因为，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本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参与，东亚共同体，就是不完整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重要性，他们作用的发挥，有可能使东盟在这个共同体中被边缘化。因此，东亚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首先面临着这一矛盾。如何克服这一矛盾？目前来看，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回避争论，优先在双边层次上加强合作。对此，东亚各国已经达成了共识，并分别采取行动。例如，中国１９９７年首次参加了〃东盟＋３〃会议。２００１年与东盟达成协议，在１０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２００３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比如日本，２００２年，日本和东盟就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开始正式协商。在这一进程中，日本处在领先位置。
由于东亚的地域、文化和经济发展差异，由中小国家或国家集团出面倡导地区合作，易为各方接受。与一般的地区合作都由大国推动并主导不同，近期成功的亚洲经济合作则是小国主导，大国参与。新加坡、东盟等小国或小国集团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中国不谋求起主导作用，不当〃驾驶员〃，而是做一个积极、活跃的乘客。
做一个积极活跃的乘客，是中国在建设东亚共同体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角色界定。
〃日本问题〃：未来之结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一段长时间里，在东亚秩序的各种设想中，日本几乎都一成不变地被认为是地区秩序的核心。人们普遍地预想，东亚将以日元为核心形成一个与美元、欧元相抗衡的〃日元经济区〃。这一设想是有现实基础的。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甚至一度动摇着美国第一的地位。在东亚，形成了以日本为头领的雁阵结构，日本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关键性支撑力量。整个地区对日本经济、资本和技术的依赖，大概只有该地区对美国军事和政治的依赖，才能与之相比。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正变成记忆。转变的起点，当然可以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日本经济陷于衰退算起。从那时开始，日本经济就被一系列金融危机、增长低迷等困扰着，这种局面持续了１０年，日本人把这１０年称做〃失去的１０年〃。在９０年代开始的时候，中国正处在１９８９年之后的〃治理整顿〃中，经济也很低迷。不过１９９２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呈现出爆炸性增长，到９０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协，从经济角度最先喊出〃###〃的，就是日本。到了１９９７年的亚洲经济危机，日本为龙头的东亚经济结构解体了。而中国经济却保持了增长的势头，并且通过人民币不贬值而对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日本坚持日元贬值而受到了〃不负责任〃的批评。日本学者把１９９８年，视为中日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恰值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２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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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光养晦，还需要吗？
第十二章 大战略与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还需要吗？ 韬光养晦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掩饰目标和动机。行为者必须把目标和动机〃藏之胸臆〃，时间上要足够长，忍的功夫要到家才行。这个原则显然不适用于现代国家间关系。首先，行为者的目标和动机很难长期掩饰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信息的流动，一个行为体的战略目标，根本无法完全〃藏之胸臆〃，秘而不宣。〃舆论成了决定性的战略要素〃。麦格雷戈·诺克斯在谈到战略缔造的历史演变时指出，近代以来的战略缔造深受官僚机构、大众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技术和经济力量的支配。战略制定变成了多种力量的博弈。〃他们必须经过有组织的辩论来掂量难以估计的因素，这样的辩论减少个人的、组织的和全民的幻觉和错觉〃。信息革命造成的国家间相互依赖，使重大的国家战略计划必须公之于众，这样才能够建立起来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而且，任何涉及到国家层次上的目标，都需要得到国内公众的支持，要求公众广泛介入目标的形成和实施。三国时代的刘备的目标是建立三足鼎立的蜀国，为此他需要韬光养晦，在曹操面前装孙子；但是，现时代独立建国运动，一定是目标公开的，不但需要公众的支持，还需要寻求国际支持。
其次，其他国家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判断、看法，很少会依赖这个行为者所宣称的动机。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掩饰动机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其他行为者不会依据一个行为者声称的目标做判断，这里，权力的状况、实力的现实分布、国际关系的体系特征、基本逻辑，是更为重要的依据。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说，所有的大国，都是无情的权力追逐者，〃大国具有侵略行为并不是因为它们想要这样做或具有内在的支配欲望，而是因为它们要想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就不得不寻求更大的权力〃。这种理论不去注意行为者的言词，例如在评论中国的时候他说：〃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仿效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
第三，从博弈论的角度看，韬光养晦是一次性博弈。但是，现代国家间关系，是长期的、无数次博弈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掩饰动机变得非常不理性。掩饰动机说到底是一种〃诈术〃，中国古代对于诈术，有着很高的评价，〃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对于一次性博弈来说，只要取得胜利，使用的手段，并不重要。但是，多次博弈就不是这样了。通过掩饰动机取得一次胜利，在接下来的博弈中，可能就会失败，并且会因为上次欺诈而受到惩罚。
第四，国家间交往越来越受到国际体制的约束。海外学者的评估认为，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且参加国际组织的数量也令人满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除了个别年份，中国选择的是积极〃融入〃的战略。加入国际组织就意味着接受体制的权利和义务，接受体制的约束。作为一个国际体制约束下的正常的主体，其行为自然要符合一般的规范，按通行的规则行事。融入国际组织从战略上讲，是选择了合作方式。这样的合作战略，是受到体制规则约束的，是建立在规则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平衡基础上的。韬光养晦也是一种合作策略，但是，这种合作是表面的、不对称的。同时，国际体制中的合作，并不是〃没有冲突〃，并不是一味地说〃是〃，一味地规避矛盾、争吵，恰恰相反，合作区别于和谐，本身就包含着冲突。因为合作是政府间政策协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