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只花50美元就买到了一辆二手汽车。这是一辆米黄色的六缸车，还是美国名牌庞蒂克。这辆车的闸不是太灵，原来的主人在一个雨天开车时，因为路滑没有收住“脚”，结果追了尾，车的左前面被撞坏，车灯碰碎，成了“独眼龙”。他认为这是辆十年的旧车不值一修，准备以几十美金送到废品站。而我却捡了这个“便宜”。。 最好的txt下载网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10）
当我第一次打开车门坐在车里，心中不由产生一种异样的激动。我终于有了一辆自己的车，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也算属于“有车阶层”了。看着这辆车，就有一种满足感，它除了瞎一只眼，其他都是完好的。我把它擦洗得干干净净，然后用我的身子挡住了那只“瞎眼”，庄重地拍了一张照。在我看来，这辆车在我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我在美国的最后一年有点闲，没有找到全天的工作，有时在学校里教中医，有时在诊所里做点咨询工作，而更多的时间是闲在家里。于是想到我是否也应该像许多来美国的中国人那样，从打工开始，补上 “洋插队”这一课，否则也枉来美国一趟。
那时我的太太已来到美国，为了多攒点儿钱，她常常出去打工。记得有一次太太一下子找到两个工作，一份是中国餐馆的厨师，一份是中国宾馆的房间打扫工。她选择了前者，又觉得丢弃后者可惜，于是希望我能顶替这份工作。
我驱车来到了中国宾馆，找到了领班，说明来意，领班竟一口答应。然而，这时宾馆的老板娘走出来，听说我要顶替妻子打工，立刻叫住了我，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凭着她多年的社会经验，大概一眼就看出我是属于那种笨手笨脚的男人，于是阴阳怪气地对我说：“谢先生，这份工作恐怕不适合你做吧。”就这样，老板娘的一句话，判定了我和这份工作无缘，结果还没干，就被“炒了鱿鱼”。
回到家中，将情形告诉太太，她先是捧腹大笑，然后开始数落我，一个大活男人竟找不到一份体力活。我心中自然不服气，于是想起了一位韩国朋友，一个电话打过去。回答很干脆，要找打工的活儿有的是，他手中现在就有，给失修的走廊刷油漆，每小时6美元。我立刻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骄傲地告诉了我的太太。
第二天，我和太太先把要刷的墙和房顶洗净擦干，然后地上铺满报纸，将油漆倒在一个大盆里，用油磙子蘸匀油漆，然后依次在墙上滚，和我在国内看到用刷子刷油漆相比，这种干法不仅快而且轻松。
但在油房顶时则遇到了麻烦，我爬上梯子，感到两只脚在抖，抬起头更觉阵阵头晕，或许我有恐高症吧。亏得太太能干，她卷起袖子，轻快地爬上梯子，举起双手，像个合格的壮工，熟练地舞动起油磙子，眼看着房顶的进度在一尺一尺的前进，我则拼命刷着两旁的墙，这种互补的分工，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第二天醒来，我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酸疼。太太最感头疼的是那油滴常常从房顶上落下来，掉在衣服或头发上，所以今天她全身披挂，头顶一个大草帽，双脚稳稳地蹬在梯子上，挥动着一根长长的油磙子，干起活来颇有侠女的气势，结果吸引很多外国人的眼球。我看见一个美国小男孩，拉了拉他母亲的衣襟说：“Look！ That lady so cool！”（瞧！那女人真酷！）
我自然也不甘落后，穿了一身破旧的牛仔衣裤，加上几天没刮胡子，当我有力地推那油磙子时，感到自己很爷们儿，颇有点美国西部牛仔的味道。结果引来了一位穿花衣服的美国男人，他对我十分热情，给我送水递毛巾。后来发现他从不理睬我的夫人，却频频向我献媚，才警觉到他可能是个“gay”（同性恋者）。
毕竟我们都有过“土插队”的经历，所以不到一星期，我们就油完了整个一条走廊，韩国朋友验完活后，非常满意，当即给我们开了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
在美国的故事讲不完，虽然我有过很多的成功，但我最不能忘怀的依然是奋斗的过程。很多人以为，到了美国就是到了天堂，其实是完全的错误。在美国，要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支付昂贵的学费，承受紧张的工作竞争压力，没有奋斗的拼搏精神是很难站住脚的。在美国，我只待了几年，但在我的人生历程中不仅留下了辉煌，也留下了艰辛，我喜欢把自己这段生活称之为“洋插队”，与我的“土插队”相比，虽然生活条件有了天壤之别，但同样需要付出，需要不懈的努力，需要面对各种压力。当然，也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生活的快乐。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的两段生活正好折射了我们国家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是不容易的，应该说活得很累，但只要我们能不懈的努力，把握自己，我们依然能快乐的生活。我们的国家经历过灾难，我们的共和国走过很多弯路，但我们毕竟从荆棘和泥潭中走了出来，现在，我们的国家正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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嘹亮的早晨… 一位“老三届”诗人的30年（1）
嘹亮的早晨
…… 一位“老三届”诗人的30年
桂兴华
作者简介：桂兴华，男，1948年生于上海。1991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电视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浦东新区第一、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国家一级编剧，现在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剧本征集办公室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创作了大量散文诗，出版了《新年酒吧》《红豆咖啡厅》《美人泉》《长长的街》等，并主编了《散文诗的新生代》。1993年开始又创作了一系列题材重大的政治抒情长诗。代表作有：《跨世纪的毛泽东》《*之歌》《中国豪情》《祝福浦东》《永远的阳光》《青春宣言》《智慧的种子……张江抒怀》《又一次起航……写给终身学习的人们》等。2006年汇编成《激情大时代》。2008年出版《城市的心跳》。
没有信仰的生命只会令世人嘲笑。纠缠于个人的恩恩怨怨是多么渺小。来到这个世界，怕就怕没有树起理想的航标！我们是一片不沉的热土，人生的每一个脚印，都在写着实验报告！看就看我们翔实的初稿，是不是在认真起草？
岁月的脸有千万个侧面，每一张剪影都令我刻骨铭心。 我多么想，多么想把一页页日历串成世上最大的花环，送给我亲爱的祖国。特别有神的每一天都像争先恐后的花，每一朵都盛开着特殊的梦境。此刻啊此刻，我才摄出了季节中的季节和共同的背景，所有的中国人都属于一个美妙的组合啊，才有了无数不知名的生动，才醉了越来越丰盈的记忆，才绽放出30年来越来越难忘的早晨……
一
我们这代人，并不是踱步在黄昏，而是昂首在嘹亮的早晨！
我的诗歌，沿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路一步步走来。我之所以在1996年能写出“经济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多少年了多少年一直被埋在深深的荒地。全靠他啊第一个顶着漫天的暴风雪，挖出了这颗种子里的种子，并把它撒向应该开花的所有领域！他这个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钳工，依然用自己一套精湛的工艺来修理正在危急的国家机器”这样的诗句，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老三届”，是一个下乡十年的知青。
我们这一代人，“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是随血液一起流动的。我们的确很有事业心，但这一颗心，绝不会离开时代的主动脉。
回想起1979年底，我从安徽定远县回到上海。文学的曙光终于露出了笑脸。《安徽文学》已经将我列入由公刘、刘祖慈先生策划的“全国新人30家”，又发表了我一组诗作《第一个早晨》，同期亮相的还有梁小斌、陈所巨、周志友等工人、农民。感谢《安徽文学》诗歌组长刘祖慈给我写了一封信，将我推荐给了《上海文学》的诗歌编辑孙小兰。她像个知青，在办公室里热情接待了我，并告诉我：黄浦区文化馆正在把十几个业余诗歌作者组织起来，诗友们都来自基层。我听后十分高兴。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下乡十年的知青经历拖在我疲惫不堪的身后，一个蔬菜公司职校的语文教师，穿过南京路一排排熟悉的橱窗，来与陌生的上海诗友们交流。
那时候，我们多么年轻啊！窗前密匝匝的树叶绿得发青。日后，我们经常磋商诗艺。为了修改一句诗，或者争哪种比喻妙，我们会站在马路边讨论，然后在小摊上吃碗馄饨充充饥。在国际饭店的大堂里、在静安寺对面的家里，我们一次次聚。聚的时候，匆匆下班的手提包里都装着《诗刊》《星星》和自己的诗稿，在那里零存整取了许多笑声。夜深了，我不得不渡江赶回浦东塘桥。路上，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们从茫茫风雪中涉来的诗，没有沉没在喝不完的咖啡壶里。”。 最好的txt下载网
嘹亮的早晨… 一位“老三届”诗人的30年（2）
我已经为欢呼粉碎“四人帮”写下了《十月六日》，我又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反思十年*的《一个红卫兵的忏悔》，我为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配诗在全市比赛中得了第一名。老农民那双忧郁的眼神，那只积满老茧的手，尤其是那只触目惊心的碗，使我想起了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和家中因长期患肺炎而格外清癯的父亲！ 我在青年宫比赛现场写道：“一道道牛车的辙印，化成了你额上的皱纹。那是你拖着小村的贫困，绕过了弯弯曲曲的田埂――既犁下了对早春的爱，又犁下了对寒冬的恨。”后来，我又在《星火》月刊上发表了控诉反动血统论的《第一声啼哭》，我连续写下了回到大都市后的感受：《别了，青春的旧址》《夜归》《我爱没开发的风景区》……
我和诗友们编过油印的诗册和诗报，开过朗诵会和研讨会。1989年，我们的诗集名为《花的长街》，在《文学报》工作的我在序文里写道：“我们始终依偎在诗的诱惑里。因为没有一种理解，能像它那样透彻和温馨。”诗集里的题目多么富有生活气息：《人民币跨过窗口》《圣诞前夜》《地铁即将破土动工》《穿中山装的少女》《买股票的阿婆》……诗的长街，没有区域界限，没有职业障碍。
二
我把“*”出版的这类颂歌集始终放在案头，以提醒我：那不是诗！千万不能这样写！如果这样写，我就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历史！我的有些诗引起的轰动，主要来源于群众对领袖的热爱以及抒发情感的迫切需要。这说明：发自内心的朗诵诗能传达时代的鼓声，人民的呼吸。
责任感与灵感有必然的联系。我的灵感会由于我不可动摇的专注而在韶山，在井冈山，在广安，在深圳，在张江，在酒泉喷涌。原动力就是我这个诗人对新时代的眷恋。我非常感谢：这些年来，上海市委领导、宣传部及许多专家对我的诗作提出的修改意见。我起初写了四本散文诗，城市的细节让我兴奋不已。后来我写了一部又一部政治抒情长诗，思绪总是在宽阔的河床里奔涌。为了写好每一首长诗，我总是深入生活，积累体验，提升认识，酝酿创作。写伟人的长诗是这样，写青年的篇章也是这样。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为了创作政治抒情长诗《跨世纪的毛泽东》，去了长沙、韶山、湘潭、澧陵采访，两上西安、延安，下乡下厂调查研究。我住在离当年毛泽东的窑洞很近的地方，在早雪的寒夜里心潮起伏； 彻夜难眠，完成了长诗中延安一节的初稿； 写出伟人“神圣”的另一面。我写道：
清晨的田埂上；寒霜还闪着点点晨曦。爬到他跟前的土丘； 已经在恭听陕北粗犷的话题。他多么像当年的放牛娃，与老农同早春走在一起。他手拿的耙子，也许在拾起鏖战中的诗的构思。他掰着的手指，也许在询问苗间的锄草一茬得有几次。这两户拜过年的邻居，菜地连着菜地，辣椒连着西红柿，就这样把一幅散发着枣香的风情画，传给了一代又一代的农家子弟。他最清楚，谁歉收，谁就只能又寒又饥。 要不他怎会把人间的饭碗视作最大的问题。即使他的油灯已经被明晃晃的璀璨代替，也从没忘记把过道的路灯随手关灭。他亲自把留学归来的岸英送向劳动大学，不就是为了让儿子也成为一颗优秀的种子……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嘹亮的早晨… 一位“老三届”诗人的30年（3）
1992年12月我完成了整首长诗的初稿。1993年3月，我病重住院，在左手静脉注射药水的情况下，坚持用右手修改诗稿，先后改了第三稿、四稿、五稿。5月，完成第八稿。历时整整一年半。
又比如我创作《青春宣言》，这是写给年轻人的长诗。2001年冬天，好几个月里，我去了上海师范大学，与师生一起生活，一起排练朗诵。
广大学生、群众朗读过我的长诗，许多的演员和主持人，比如孙道临、秦怡、李默然、焦晃、乔榛、丁建华、奚美娟等也都参与了朗诵表演。有在上海的大剧院演出，也有在外滩广场，也有在学校。上海的一些中学在早晨升国旗仪式中，朗诵过我的诗作，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地铁总公司团委、浦东新区图书馆举办过我的作品朗诵会。
丁建华说道：“1999年，在南通师范学院演出桂兴华的《中国豪情》，忘了带朗诵伴奏带，我和乔榛就决定‘清诵’。有人担心，没有一点音乐行吗？我们却很自信，好歌好戏能清唱，好诗为什么不能清诵呢？结果，有记者这样写道：会场里响起如雷般的掌声，政治抒情诗在当代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上海建平中学校长冯恩宏说：“这样的朗诵会，能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我的朗诵演出活动，主要有：上海商城《跨世纪的毛泽东》专场朗诵会；文化部《在大海中永生》朗诵会朗诵《*之歌》片段；上海兰馨大戏院《*之歌》专场朗诵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