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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实在是……我怎么那么傻，那么痴？如果人生能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可惜，人生是没有如果的，人生也不可能再来一次。”
“白皪，人生原是一场梦。美梦也好，恶梦也罢，醒来都是一场空。等到进了火葬场，辉煌的也好，渺小的也好，高贵的也罢、卑微的也罢，大家一样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你看我，啊，白皪，我想我们应该把一切都看透、看白……”
唉，其实，我也不是不想看透，不想看开，可是……五年来，我用工作和学习充满我整个生活、整个脑海，其实确有借以强迫自己淡忘过去的原因。我还以为自己已然淡漠了那段经历，谁知一旦那根纤细的神经被刺激，它还是那么敏感，那么亢奋。这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烙印太深难以平复，也许……唉，一度烧伤是不留疤痕的，三度烧伤就无一不留疤痕了。即使经过最好的整型医生做多少次手术，终究恢复不了原来模样了！
“白皪，你睡了？”
我闭目未答。
“唉——”
林书梅这幽幽的一叹，仿佛包含着千言万语。我在心底暗暗叹息：别听她说她有多潇洒，也别听她劝别人如何得解脱，其实她也许不比我好到哪里去，你就看她那张比实际年龄老十多岁的脸和那双黯淡的眸子吧。人呵，大多数首先是为别人而活着，或者活给别人看，其次才是为自己活着。唉，不然又怎么样呢？你对人家说你胸中有多少烦恼、哀怨，谁能理解？即使有人理解，于事又何补呢？你对人家讲你心里有多么悲伤、多么痛苦，谁能替你分担？即使有人想替你分担，但是悲伤、痛苦都是心灵上的感受，别人是无法分担的。一些称得上是“大家”或“大师”的人说：人是社会动物，是最怕孤独的。而生活中的人又是最孤独的，每一个人都是很孤独的。不是吗？哪一个人心底没有隐私？哪一个人心灵深处没有无法与人分享的东西，没有他人分担不了的感受？人呵，你既怕孤独，为什么又甘于孤独？不，不是甘于，而是无可奈何！人呵……。我猛然忆起成仿吾那篇《江南的春讯》：
一个人生在世间，本来只是孤孤单单地走各自的路；纵然眼见有许多人
同自己在一起，好像是自己的同伴，然而仔细看起来，自己与别人的中间实
有一个无限大的空域。一个人就好像物质构造上的一个分子，只让自己微弱
的躯体在自己孤寂的世界之内盘旋，永远不能跑出去一步。一个人只要复归
到了自己，便没有不痛切地感到这种“孤独感”的，实在也只有这种感觉是
人类最后的实感。
想到这里，我的心一阵颤栗，浑身鸡皮疙瘩骤起。我不敢再往深处想，转头窗外。夜空晴朗，漆黑的天幕上缀满了宝石般闪烁的星辰。我自觉不自觉地去数天上的星斗，努力把它的寒光摄入瞳孔、送进脑海、传到心里，再经过血液冰透全身每一块肌肤、每一个细胞，使自己变成一具冷冻的有机体。我蛮喜欢这个样子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样子的，只是感觉这样子任何思想活动都统统乌有了，特别轻松自在，仿佛回到了鸿蒙未开的纯净的婴儿时期。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也许是瞬间，也许是几个时辰，我变成了一具冷冻的有机体！
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一）
1990年5月27日 星期六 天气阴
林书梅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了，我的时钟倒回至二十三年前，我的思维跟在那个时刻徘徊。
一九六六年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然全线崩溃，作为它的拥护者的“保守派”组织也分崩离析，少数死硬分子还在“负隅顽抗”。他们写出大字标语：“撼山易，撼 X X X 红卫兵难”、“誓与 X X X 兵团共存亡”、“蚍蜉撼树谈何易”等等。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何等悲壮，其情可感。不过，在当时“造反派”红卫兵对此是嗤之以鼻，写出“螳臂挡车痴心妄想”、“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保皇派”气不过又写出“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好哇，他们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获全胜的时刻说成是“暮色苍茫”、“乱云飞渡”，这不是现行反革命吗？！“造反派”立即予以上纲上线。“保皇派”死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已罪该万死，还胆敢攻击毛主席，更是罪上加罪，死有余辜！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保皇派”不投降，我们就叫他灭亡！于是“造反派”强迫“保皇派”解散，要把他们赶出学校。“保皇派”当然不肯束手待毙，双方斗争不可避免。当舌枪唇剑显得苍白无力时，双方发生了肢体接触，拳头、腿脚，棍棒、皮带也跟着飞舞起来，不过对象不是昔日的“牛鬼蛇神”，而是红卫兵。武斗的种子就此播下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等造反派的支持下，以上海国营十七棉纺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宣言中称“我们要夺权”。会后*示威，到市委，要求承认其为“革命组织”。因遭市委拒绝，便欲赴北京上告，强行登上火车北上。当他们被阻在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三十多小时，即是轰动一时的“安亭事件”。从此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续之，上海出现了红卫兵以外的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大搞揪斗、抄家、刑讯逼供、**和派性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党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中说：“中央认为，对于*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于是，各学校、各单位“造反派”群众纷纷向所在单位党委、党支部索要“黑材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乘机索要在“运动”前受处分、批判的材料，并焚烧或揣入个人口袋。一些地方党委或“秋后算账”的居心未死、或出于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将“运动”中整群众的材料转移到军事机关。个别人将此情况转告给“造反派”。这样，一些不明真相的“造反派”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很多军事机关屡遭冲击。其中较为严重的恐怕当数浙江。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连续进驻军区大院、礼堂。要求党政军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将“黑材料”交付革命群众，将陈伟达和某些高干子女交出归案，发生了群众斗群众的恶例。以至党中央决定改组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赤卫队”调集万余人包围上海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找曹获秋宣布其为“保皇组织”的帐。王洪文怕“桃子”被赤卫队摘去，遵照张春桥的指示，立即成立“前线指挥部”，并迅速调人包围赤卫队。至二十九日晚，调集到康平路的工总司成员已达十万，被包围的赤卫队员不足三万。三十日凌晨二时，工总司以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反对中央*”的罪名，向赤卫队发起进攻，打伤九十多人。七时，赤卫队全部投降。工总司乘胜在全市捣毁了赤卫队组织，彻底打垮了对立面，在全国开创了大规模武斗的先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南京对立派之间又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五十多人死亡，两派被对方抓去者达六万之多。此事件已被收入《二十世纪世界大事记》。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看了南京军区党委一月二十一日转报的关于安徽军区的报告后，当即指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一月二十三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小组联合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解放军的介入是带着“派性”的，很多直接卷入了地方的派性斗争，加剧了“文化”的“大革命”的恶性发展。
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二）
毛主席要军队支持的“左派”，应该是执行毛主席“文化”“大革命”路线最积极、最坚决的那部分人，即“造反派”。但是，很多部队支持的是“保皇派”。“造反派”当然对军队有意见了，于是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造反派”群众与军队发生冲突的恶性事件。其中较严重的影响甚大的当属青海二月二十三日发生的流血事件：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派军队对西宁“八。一八”等群众组织进行武装*，死伤人员三百余名，逮捕群众近万人。此外，安徽、福州、内蒙等地区军队都有将“造反派”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其成员进行*、抓捕等情况。一时间，全国各地“造反派”大多数受压制，一些组织被强行解散，很多“造反派”头头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群众则被强迫写检查、发表声明退出自己组织。在此前不久，忍无可忍的七位将军和老帅们，继一月十九日“大闹京西宾馆”后，二月十一日和二月十六日又两次“大闹怀仁堂”。“造反派”红卫兵对以上种种不能不有所震动，于是，“造反派”内部开始分化、解体，“造反派”的大旗开始摇摇欲坠。而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了彻底批判，已然奄奄一息了的“保皇派”，此时却因注入了“军队支持”这支强心剂而复活了。一些早已经偃旗息鼓了的“保皇派”又扯起“拥军”大旗，招兵买马，再上战场——真正的战场——此后，重新分化组合的各派多经各种渠道搞到了枪支弹药，于是武斗升级为真枪实弹。
经过康生之流的密谋策划，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当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人连夜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材料。次日，江青安排他们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信了他们的一面之词，并给予了明确的支持。二月十八日夜，毛主席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会上，毛主席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大闹怀仁堂是把矛头指向他本人和*、中央*，是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位政治局委员请假检查。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于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无限上纲，说七位老帅、副总理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否定延安整风”、“保护一小撮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是“二月逆流”，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等等。此后，江青又利用毛主席在一份中央*编的《快报》上的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于三月间开始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潮流。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谭震林。当时他主管农业，批准在北京展览馆搞一个学大寨的展览。康生去审视后说：“这个展览有问题啊！”与此同时，戚本禹根据江青指示，找北师大谭厚兰进行了布置。三月八日，北京师范大学造反派组织“井冈山”的头头谭厚兰率一千多名学生，冲击并占领了正举办“农业学大寨”展览会的展览馆。三月九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提出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三月十日，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到展览馆慰问谭厚兰等人，同他们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谭震林”。三月十四日，首都举行十万人示威*，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并提出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七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三月二十日，中央*领导小组在审查电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下令剪掉陈毅的镜头。
当时，人们对中央的一举一动都万分关注，领导人物在公开场合的出现与否和排名顺序都十分敏感，其实这本身也确是领导核心气候的晴雨表。所以，人们都知道中央又有新动作了。
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在北京策划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师大会”。此后，全国各地争相仿行，喊出“打倒 x 老谭”（即本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打击*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浪潮。
三月二十二日，*在部队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青海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时说：带枪的刘邓路线对保守反动组织也不适用（即帮不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对青海军区、安徽军区，福州军区、内蒙军区等都发出正式文件，要求军队支持“真正的左派”，释放被逮捕的群众，为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造反派”*，为死难烈士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群众给予治疗等，并改组了青海军区，令赵永夫隔离受审，张小川、王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