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也不一定要车，”孙多慈也随着徐悲鸿的思路前行，“‘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同样也是一种境界。《山海经》说，‘黄帝杀蚩尤于黎山，弃其械，化为枫树。’这不好，半夜散步，蚩尤出来，恐怕要吓坏先生。我喜欢《西厢记》中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枫林醉？’秋长天高，云轻风淡，红枫婆娑，青竹扶疏，弯弯一条青石路，移步其上，低唱浅吟。那种感受，天不醉人人自醉啊！”
徐悲鸿半日不语，之后轻轻叹了口气，“果真有这一天，能与多慈一起在枫林间散步，那悲鸿就不是凡人，而是天上的神仙啦！”
可惜这数十株枫苗，栽下不到半年，5月初，立夏前后，蒋碧微趁徐悲鸿赴上海为张大千祝寿之际，吩咐园丁把它们全部砍了。也就在那些天，她请来园林工人，在园内突击移种了多种观赏植物，如梅，如桃，如李，如柳等。院内草坪上，也植上了新草皮。草坪中间，撑起了两把巨型遮阳伞，伞下放有圆桌和藤椅。
徐悲鸿从上海回来，一切都变成现实。
蒋碧微向徐悲鸿解释说，“大家都说我们公馆和院落风格不大协调，我一看也是，就没有和你商量，把它做了小的变动。因怕耽误你的创作，所以让园林工人抓了点紧，趁你不在家的几天，把它突击完成了。不少朋友来看了，都说有法兰西浪漫色彩，也确实，每每走在其中，我都有回到法国巴黎的感觉。”
徐悲鸿闭口不语。他从蒋碧微笑容背后，知道她一定弄清了枫树的来历，所以才采取如此“斩尽杀绝”的行动。但她不说破，你也没有办法戳穿她。这也是蒋碧微或高超或阴损之处，明明知道徐悲鸿不同意，也不与他商量，先斩后奏，办好之后，才一脸堆笑告诉他。但她的态度，仍是满心虔诚，似乎对徐悲鸿，绝对惟命是听。
徐悲鸿的怨气，只能暗暗发泄。此后向别人介绍公馆，他总是以“无枫堂”而笑之。他的闲章中，也多了一款“无枫堂”。这一阶段，他的画作常以枫树为景，而画后，必钤上“无枫堂”印章。蒋碧微看见了，知道他是在泄心中之怒，虽也恼火，但绝不敢吱声。时间长了，她还是忍不下这口气，总是借赏画之机，挑些“无枫堂”的毛病。徐悲鸿毛了，一气之下，干脆改“无枫堂”为“危巢”，并专门做了篇《危巢小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其实徐悲鸿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无枫堂”已经充满感情危机，这个勉强维持的家庭，危如累卵，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轰然倒塌。
搬进傅厚岗6号后，孙多慈去徐悲鸿画室的次数就少多了，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敢独自过去。随艺术专修科的同学自然来过多次，但只要看见蒋碧微，就缩着头挤在人群最后面。在徐悲鸿新画室，孙多慈最感兴趣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副对联，右为“独持偏见”，左为“一意孤行”，横批是“应毋庸议”。字如斗大，气魄雄健，似乎在宣泄他一腔的怨气。孙多慈暗暗想，这个“独持偏见”，这个“一意孤行”，恐怕就是指他对与自己的那份淡淡情感的态度吧。
孙多慈的另一位闺中密友吴健雄，与孙多慈同届，但不同系。吴健雄1930年初进中央大学时，念的是数学系。后来她到图书馆看书，翻阅到有关X光、电子、放射性、相对论等方面的书籍，一下子便被伦琴、贝克勒尔、居里夫妇、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给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第二学年，她向学校提出申请，转到了物理学系。
十一、 闺中密友（5）
当年国立中央大学，班有班花，院有院花，校有校花，每个系还有自己的系花，吴健雄秀丽聪慧，是物理系的系花。孙多慈文静温和，是艺术专修科的系花。系花对系花，虽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相见。
国立中央大学的女生宿舍，在北极阁山下的石婆婆巷，是学校向教会租用的楼房，东、西、南、北共四栋，房间大小不一，大的住有六人，小的只安排了三个同学，也还有单身宿舍。吴健雄初入学时，住南楼，是三人间，后为专心念书，又搬至南楼后的小平房。同学因此戏称她为“南楼琼花”。但吴健雄是典型读书型女学生，在学校，不是上课，就是在实验室，或是关门在宿舍用功，很少有社会交往。
孙多慈早就想与吴健雄结识，只是没有合适机会。后来在图书馆，临座有一位女同学，姓刘，也是理学院的，两人相聊，就说到吴健雄。对方和吴健雄不仅相识，而且还是要好的小老乡。也是个热心人，听说孙多慈想结识吴健雄，二话不说，拉起孙多慈，就要领她去吴健雄宿舍。
孙多慈有些犹豫：“我们这样冒冒失失，人家一定很反感吧？”
“谁说呢，吴健雄热情开朗，对你仰慕已久，也想和你认识呢！”
初次相识，礼节性的见面，双方并没有深聊。但两人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不仅仅如此，此后两人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包括后来结成儿女亲家，都在这一次见面中，埋下了长长的伏笔。
孙多慈晚年曾写文章称赞吴健雄：“远在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我们同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那时的健雄是一个娇小玲珑，活泼矫健的女孩子，她是江苏太仓人，一双神采奕奕的眸子，灵巧的嘴唇，短发，平鞋，朴素大方但剪裁合身的短旗袍。在两百左右的女同学中，她是显得那样地突出，当然她也是一般男孩子的追求目标，不仅男孩子，女孩子竟也有人为她神魂颠倒呢。”
半个月后，孙多慈去教务处领取奖学金，正好吴健雄也过来领奖学金，两人再次相遇。从教务处出来，两人肩并着肩，手拉着手，就已经无话不说了。那个阶段，孙多慈因徐悲鸿有意疏远，思想上有些苦闷，神情怏怏，水色不是很好。细心的吴健雄观察到了，便把孙多慈悄悄拉到一边，指指她的脑袋，问：“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孙多慈红着脸，“没有啊，我这里能有什么问题？”
吴健雄，孙多慈国立中央大学同学。
吴健雄说：“你的那些风言风语，全校都知道，我吴健雄能充耳不闻？说，是不是徐悲鸿教授欺负我们多慈了？”
孙多慈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绝没有外界传的那么浑浊，但也绝不是一潭清水。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很矛盾，说有‘爱’，不确切，说没有‘爱’，也是一句假话。”
吴健雄与孙多慈同岁，虽同样是花季少女，但远比孙多慈老练精干，为人处世也有章有节。两人第一次相见，孙多慈就有了可以信任可以依赖甚至可以交心的感觉。
这天吴健雄破例没有读书，两人在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内，来来回回，走了两三个小时。从生活到学习，从理想到情感，几乎聊了个底朝天。特别是孙多慈，与徐悲鸿交往的每一个细节，都竹筒倒豆子般向吴健雄说了。
吴健雄态度十分明确。“徐悲鸿是优秀画家，是血性汉子，也是温柔情人，确实值得女人去深爱。但这个女人，不应该是你孙多慈。想想看，你还年轻，你的前途远大。这样不明不白卷入感情漩涡，是不是太早了些？”不仅仅如此，她还为孙多慈的处境深深担心，“徐教授夫人是出了名的厉害角色，你一个女学生，弱女子，哪是她的对手啊！”最后她给出的结论是一个字，“断”。并再三强调，“现在的局面，乱如一团麻。作为当事人，你一定要面对现实，当断则断，不然的话，近则影响你的学业，远则影响你的前程。”
孙多慈也觉得吴健雄的考虑在情在理，但真让她下决心，也不那么简单。已经迈向感情漩涡的这只脚，想及时抽回来，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是件容易事啊！
1932年底，徐悲鸿与刘海粟发生激烈的口水大战。
刘海粟举行“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一位叫曾今可的文人，为展览写了个序，发在《新时代》第三卷第三期上，文中说：“国内名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的学生。”
11月3日，徐悲鸿在《申报》刊登《徐悲鸿启事》：“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后迁横浜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惟赖北京路旧书中插图为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诚悫之愚，惑于广告，茫然不知其详；既而，鄙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乃学于震旦，始习素描。后游日本及留学欧洲。今有曾某者，为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并指责对方：“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学术前途，有何希望；师道应尊，但不存于野鸡学校。”
11月5日，刘海粟也在《申报》刊登《刘海粟启事》，称：“图画美术学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知，此非‘艺术绅士’如徐某者所能抹杀。且美专二十一年来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同日，《申报》还刊出《曾今可启事》，说：“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并无侮辱徐先生之处。”
傅厚岗6号徐悲鸿公馆，先名“无枫堂”，后改“危巢”。
11月9日，徐悲鸿在《申报》再次刊登《徐悲鸿启事》：“文艺之兴，须见真美，丑恶之增适形衰落。‘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伟大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敬，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孙多慈身为局外人，但她的愤怒，绝不亚于徐悲鸿本人，那些天和吴健雄闲聊，总是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有时候吴健雄故意激她，说不管如何，刘海粟也是当今有成就的画家之一，厚此薄彼，不是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一个学生应持的立场。孙多慈就满脸通红，辩解说：“他的成就怎么能和先生相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如果他真有自己吹嘘的那番成绩，为什么不请他来中央大学任教？”
看到孙多慈如此认真，吴健雄忍不住就笑起来，“还说对徐悲鸿教授无所谓呢，你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把对他的爱意表现出来了！看来我的劝说毫无用处，在个人情感的漩涡里，你已经连身子带头，全部被卷进去了！”
孙多慈的话头戛然止住，就笑，脸如三月桃花。
十二、 四川同学屈义林（1）
十二、 四川同学屈义林
1933年4月12日，星期三，孙多慈还在学校上课，下午两点多钟，父亲孙传瑗到国立中央大学来看孙多慈。
“爸爸；你怎么来了？”孙多慈一脸惊讶。
“正好来南京办一些事，想起今天是你二十一周岁的生日，就绕到这边来了。”孙传瑗说，“正好也代表你妈妈和你哥哥，陪你吃碗长寿面呀！”
“还是爸爸有心，始终挂念着女儿！”孙多慈快活地尖叫起来，也不顾在场的同学，上前一把抱住了父亲。
这之前，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三，徐悲鸿携夫人蒋碧微，由上海乘法国ANDRELEBON号轮船，前往欧洲举办中国绘画展览，第一站就是法国巴黎。寒假之前，徐悲鸿就把行程安排告诉了孙多慈。寒假结束回到学校，又收到徐悲鸿寄来的明信片，叙述在船上，副船长TEULON先生带他们参观舱内机器的印象。“则舟中咸水淡水冷热水之置管，一切电器之衔接，气象所指，历程所经，时局变迁，商情起伏，凡有便利，靡非人为。纯乎一城市设计，而不容有一隙闲地者也。方之世界五七万吨大舟，此仅二万四千吨之中型耳，其结构精密完美已如是。而此类造船师有多量杰作，流行于世，世人身受其惠者且不可胜计，顾其名不为人所知，亦无人询问其名者。而末世之艺术家，画几枚颠倒之苹果，畸形之风景，或塑长头大腿之女子，便为有功于文化。两两相较，其道理不特恒人所不解，即不佞亦深为惶惑者也。惜此类艺术家，无是机缘，令人一度自省也。”简简单单的一次参观，徐悲鸿凭艺术家的敏锐力，举一反三，引出作画的道理，也引出做人的道理。孙多慈反复读来，对徐悲鸿更心生敬意，但也由此加重对他的思念之情。
父亲孙传瑗的出现，让她那愁苦之心，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孙传瑗本是想让女儿“情调”一次，寻一家西餐厅，上一盘生日蛋糕，点二十一根蜡烛，再让她为未来的生活，默默许上一个愿。但孙多慈不稀罕这种浪漫，“如果请我吃西餐，还不如请我去夫子庙，来南京一年多，我都快馋死了，从来没有畅畅快快吃过那些小吃。”
于是父女俩坐车赶往夫子庙。
孙传瑗虽然来南京多次，也来过夫子庙，但像这种形式逛街，还是头一次。女儿孙多慈到底还只有二十一岁，不仅爱吃，会吃，而且能吃。沿街各色小点，只要看上去舒服一点，她都要来上一点。逢味道特别的，还转过头，硬要往父亲的嘴里塞上一口。转了一下午，天黑了，灯亮了，她的吃兴依旧不减，几乎所有小吃摊，都要驻足看一会。孙传瑗跟在后面付账，虽然有些累，但幸福，快活，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意。
南京的小吃以“小”为特色，不讲究排场，但讲究口味。外观在其次，能不能“吃”，好不好“吃”，这才是最重要的。徐悲鸿曾经向孙多慈说过，南京人的吃，可以“刁钻古怪”来形容，同样的小吃，到南京，不同的佐料，不同的做功，不同的火候，吃出来的味道，也就大不一样。
转累了，吃足了，问及感觉，孙多慈嘴里只蹦出两个字，“深刻”。
孙多慈的“深刻”，能说出道道。多少年后，战乱动荡，父女俩流落到浙江温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