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补天》、《理水》、《采薇》中不同故事的拼接还有相同的人物在故事中起穿插作用，它们还是故事与故事的拼接，那么，在《理水》中，则成了“古人”与“今事”的拼接。
《理水》共四个章节，其中前面两个章节，作者集中描写了“文化山”上无聊文人们的争吵与官员们无聊的视察灾情、安抚民众。虽然这些情节在时间上都冠以禹所在时代，而其实质是鲁迅生活当时的社会情况，或者更具体点说，是厦门大学当时情况的曲笔描绘。后面两章节才正面写到禹。在这里，鲁迅有意将“古人”与“今事”拼接在一块儿，产生强烈的对比，从而使禹的实干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得以突显出来。
在《奔月》中，鲁迅用大量的具有现代生活内容的情节（妻子的难耐清贫、错射杀老母鸡的麻烦等）与《列子》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女亘）娥窃以奔月”的记载相拼接，突出表现了英雄的无奈与落寞。
此外，鲁迅还在小说中将一个人身上的故事移花接木到另一个人物身上，以丰富人物的性格。《奔月》中，鲁迅就将《列子》中关于“飞卫学射于甘蝇，诸法并善，唯啮法不教。卫密将矢以射蝇，蝇啮得镞矢射卫”的记载，用于后羿对付其弟子逢蒙的剪径。
这些拼接手法的运用，使原来零碎的典籍资源在鲁迅的笔下变成了完整的故事、丰富的人物性格，更主要的是，通过拼接，使旧故事所蕴含的意义、贯注的价值得到重新释放，寓以其新的价值与认识。新编的故事，使“旧文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以来结成的牢固的“权力…知识”诠释结构得以松动，让人们重新审视已经固化的、权力渗透的知识。
之二：杂糅
杂糅就是将其它语境中的语言或细节，以“部件”的形式掺杂到另一个语境文本之中，而且又不影响后一个文本的宏观结构。与拼接相比，杂糅是作品局部的拼接，拼接是作品宏观结构上的杂糅。拼接的各部分材料，在作品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共同构成作品的整体结构；而杂糅则无涉作品大结构，只是在局部上的景观。
不管杂糅还是拼接，实质都是语境的有意错位，将日常生活和时代风貌糅进了“神话、传说与史实”的宏大叙述之中。在错位中，原语境下的意义得以改变，并在新的语境下产生新的意义。
因为杂糅是以“部件”形式出现，因而它运用起来灵活得多，使用频率也高得多，在整个《故事新编》中，到处可以见到其影子。概括起来有四种：一是形象的杂糅；二是细节的杂糅；三是词句的杂糅；四是情景的杂糅。
关于塑造人物形象中的杂糅问题，鲁迅在《出关的“关”》 中讲得较清楚。他谈了作家创作人物形象的两种方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人”。“杂取种种，合成一个人”就是杂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表现。《故事新编》中塑造的女娲、后羿、嫦娥、禹、鸟头先生、关尹喜等人物形象，除了中国典籍中的内容之外，确实还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现代社会中的人物特点，作者将现实社会中的形象杂糅到了“神话、传说与史实”的形象之中。比如嫦娥，在《淮南子》中只是记录了“窃以奔月”。但鲁迅却在“窃以奔月”的基础上进一步用丰富的细节进行了塑造，将现代社会中常见的耐不住清贫的怨妇形象与历史形象杂糅在一起，使人物“活起来”。
细节、词句及情景的杂糅往往扭结在一起，同时在文本中出现。我们摘录《出关》中的一段试分析：
老子到了函谷关，没有直走通到关口的大道，却把青牛一勒，转入岔路，在城根下慢慢的绕着。他想爬城。城墙倒并不高，只要站在牛背上，将身一耸，是勉强爬得上的；但是青牛留在城里，却没法搬出城外去。倘要搬，得用起重机，无奈这时鲁般和墨翟还都没有出世，老子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玩意。总而言之：他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
然而他更料不到当他弯进岔路的时候，已经给探子望见，立刻去报告了关官。所以绕不到七八丈路，一群人马就从后面追来了。那个探子跃马当先，其次是关官，就是关尹喜，还带着四个巡警和两个签子手。
“站住！”几个人大叫着。
老子连忙勒住青牛，自己是一动也不动，好像一段呆木头。
“阿呀！”关官一冲上前，看见了老子的脸，就惊叫了一声，即刻滚鞍下马，打着拱，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老聃馆长。这真是万想不到的。”
老子也赶紧爬下牛背来，细着眼睛，看了那人一看，含含胡胡的说，“我记性坏……”
“自然，自然，先生是忘记了的。我是关尹喜，先前因为上图书馆去查《税收精义》，曾经拜访过先生……”
这里，写的是老子想出函谷关，却被关尹喜发现的情节，这基本没有脱离旧典籍的记载，整体框架没有改变。但在细部，我们却看到了很多只有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词语和生活情景，与当时的语境完全不同。比如：起重机、哲学、四个巡警、两个签子手、馆长、图书馆、借阅《税收精义》等。这些词语的加入，使作品出现时空交错的状态，让读者的思维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来回游走，同时使作品的意义不仅指向当时的老子出关，而且也指向现代社会。读者在阅读中，由于现代词汇的出现，对作者所叙述的“老子出关”这一事实，自然就产生一种游戏感和不信任感，并进而对老子书写《道德经》过程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最终形成对《道德经》这一中国文化经典的怀疑与否定。
除了词句之外，杂糅也体现在细节和生活情景之中。如：
这时，签子手便翻了一通青牛上的鞍鞯，又用签子刺一个洞，伸进指头去掏了一下，一声不响，橛着嘴走开了。
这是典型的现代税务官（检查官）对过往百姓进行无理盘剥的情景。鲁迅把它作为一个细节，放到两千多年前的日常生活中，放到“关尹喜强留老子著书”这一宏大叙述之中，既实现了对“关尹喜强留老子著书”的戏谑，也实现了对现代社会下层官吏盘剥百姓的嘲讽。
此外，在《理水》中，这样的语言杂糅更是丰富，出现古今中外掺杂一体的形态。这里不再一一分析。
之三：延展
延展就是在旧文本故事的基础上，将故事的时间长度向前或向后延伸，改变原故事情节结构，使原故事的意义发生改变。
史上记载的大禹治水故事并不长，而且文字十分简约，重点突出的是禹如何治水的过程。而《理水》则在正面写禹之前，用了大量篇幅写“文化山”上的无聊文人讨论禹是否存在、官员们如何安抚老百姓等。这些情节并没有出现在典籍之中，而是作者在“新编”过程中所加。鲁迅之所以将简短的故事在时间上向前拉长，是为了强调禹所处的人文社会环境的恶劣与无聊，从而更有力地衬托出了禹的牺牲精神和实干能力，起到重申中国文化中积极因素的作用。
在《起死》中，作者则将《庄子。至乐》中的故事在时间上向后延展。《庄子。至乐》只是记录了庄子如何为髑髅起死，并有简短谈话。鲁迅则出于对庄子“无是非观”的批判，有意要让庄子在故事中遭遇一次混淆是非的尴尬，将简短的故事向后拉长，并将全文的重心放在庄子为髑髅起死之后的种种麻烦上，而这正是原典籍中所没有的情节。通过这些向后延展的情节，“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鲁迅让庄子在尴尬中最后灰溜溜地逃走了。在这种哑巴吃黄连式的尴尬中，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无是非观已不可能会再有市场了。
《奔月》中，作者在《淮南子。览冥训》所记载的“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的基础上，将故事情节大量向前延展了。开篇就写了嫦娥不满意与后羿在一起过着“乌鸦炸酱面”的生活；接下去又写了后羿如何错杀老婆子的母鸡、遇逢蒙半路剪径等。“嫦娥窃以奔月”只是之前故事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大量的向前延展的故事情节，赋予了“嫦娥窃以奔月”以明确的意义，即嫦娥代表的以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日常生活对英雄后羿的抛弃。
意义与价值总是语言在一定的语境中的特定产物，特定的语境决定了语言的价值向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经过了数千年的一代又一代人的诠释，这些经典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意义。鲁迅通过对原有故事的延展，将典籍中的故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既有语境中挪移出来，重新置于一个新的语境之中，原故事本身在文化历史中形成的固定的寓意，就突然失去了依托，从而使“寓意”与“旧文本”之间产生了剥离。正是在这剥离之间，新的文本实现了对旧的经典的价值颠覆。
之四：反讽
反讽既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修辞方法，也是一种主题层面上的创作原则。
新批评派理论家布鲁克斯对反讽作了比较详备的解释，他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即，语境能使一句话的含义颠倒。这是就语言层面讲的。赵毅衡在《重访新批评》中对新批评的反讽评述时说过：“与新批评的大多数理论一样，反讽首先被视为语言技巧，然后发展成宏观的、作品全局性的结构特征。”同时，他还批评布鲁克斯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下定义时从语言角度出发，举例时又是许多宏观性的”。
语言层面反讽的运用，在《故事新编》中是比较普遍的，以致于它为整个作品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在阅读《故事新编》时，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不要轻易相信作者所表达的表面意义，否则，我们可能只是对作品进行浅层次的误读。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读者只是随着作者的语言表层意思读下去，很可能走到与作品的主题完全相反的结论上去。
在《补天》中，“顶长方板”的人将竹片交给女娲后，女娲问他“这是什么”，他“背诵如流的说道：‘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看上去煞有介事，实际上在女娲面前显得十分无聊与做作。他们的求仙问道也好、战争也好、正义之争也好、《尚书》体的文体也好，在女娲正进行的“炼五色石以补天”伟大功业面前，都是十分渺小的。反而，在这种情况下越是严肃认真，就越加显得滑稽可笑。
在《奔月》中，后羿错射杀了老婆子的母鸡，后羿赶紧解释，并自报家门要承担责任：
“夷羿？……谁呢？我不知道。”她看着他的脸，说。
“有些人是一听就知道的。尧爷的时候，我曾经射死过几匹野猪，几条蛇……”
“哈哈，骗子！那是逢蒙老爷和别人合伙射死的。也许有你在内罢；但你倒说是你自己了，好不识羞！”
老婆子赞扬逢蒙，与小说后面写到的逢蒙剪径行为形成对比，使得赞美变成了对逢蒙最严厉的讽刺。
在《理水》中，反讽运用得更充分。鲁迅给了“文化山”上的学者们一个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随着阅读深入，读者终究发现，这些很有学问的学者展示的原来都是自己的百般丑态。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做“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于是他勇猛的站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屑和水研成浆，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二十七天工夫。
微醺之后，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都装着细巧的木匣子，盖上写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体，有的是仓颉鬼哭体，大家就先来赏鉴这些字，争论得几乎打架之后，才决定以写着‘国泰民安’的一块为第一，因为不但文字质朴难识，有上古淳厚之风，而且立言也很得体，可以宣付史馆的。
拿拄杖的学者的“遗传”逻辑，看似披了科学外衣，其实是尽显了他的荒唐无聊。对“民食”的鉴赏，看似十分负责、十分专业，却深刻地表现了这些官员们的对民众生活的麻木不仁和道德上的无耻。树上的考据，更是形象地刻画了无聊文人们对灾民苦难生活的愚昧与麻木。
在《起死》中，通过巡士的话引用了“自杀是弱者的行为”，以反讽一些人对自杀者的漠视。在《奔月》中，又引用了高长虹诽谤鲁迅的话：“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等，由于语境的改变，这些诽谤的话完全没有逻辑基础，以致反过来嘲讽了无聊的诽谤者。
另外，作品还经常运用看似十分准确的数据来描述事件，在特定的语境中起到特殊的反讽效果。
比如，在《理水》中就有，“直到第十回飞车来过之后，这才传来了新闻，说禹是确有这么一个人的”；“一大阵独木舟的到来，是在头上打出疙瘩的大约二十多天之后”。在《采薇》中就有：“约摸有烙十张饼的时候，这才气急败坏的跑回来，鼻子冻得通红，嘴里一阵一阵的喷着白蒸气”；“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肩着九旒罕旗，仿佛五色云一样”；“大约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现状并无变化，看客也渐渐的走散”；“叔齐高兴得微笑起来，这是姜太公做八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他去拜寿，在寿筵上听来的”。在《铸剑》中就有：“换了六回松明之后，那老鼠已经不能动弹”；“那夜他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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