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为罕见的是，毛泽东就这篇小说接二连三做出指示。有研究者统计，从2月至4月，毛泽东就此共有五次谈话（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城》，2006年第2期）。如此短的时间，就同一个作家作品发表如此频密的谈话，在毛泽东一生，似乎绝无仅有。这些谈话，有三个要点。一是李希凡文章以故事发生地为北京却写了官僚主义，而挞伐王蒙；毛泽东则质问：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二是对王蒙这个人，毛泽东强调要“保护”。三是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小说原稿一事大动肝火，斥为“缺德”。
不过，毛泽东究竟有没有读过小说本身，笔者对此存疑。因为在他所有相关指示里，没有只言片语表明他读过小说本身；他谈论的，以及他介入争论的出发点，都在于小说所引出的问题——可不可以写官僚主义。的确，毛泽东阅读面很宽，经常亲自发现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李希凡、王蒙、姚文元，都是如此；但是他的阅读所主要注意的，是言论类文章，至今还没有毛泽东主动阅读新创作出来的小说、诗歌作品的报道。但《文艺学习》的讨论为毛泽东所瞩目，却有切实的记载，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说：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小小的讨论，会引起上层那么大的注意。当大家知道了上边来的那几句“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的话之后，各个都感到鼓舞。特别是李兴华，他简直跳起来了。那些天他每天处于极度兴奋状态，嘴里不停地在议论。一会儿笑呵呵地说：“想不到中央还看我们的刊物！”一会儿又猜测：“某某篇文章不知他看过没有？”那些天，机关里传达有关指示也特别勤，老在责备下边不放，责备“太守”以上的干部不积极。我们是基本做到了“传达不过夜”的。记得有一次传达完了，李兴华听过，动情地说：“听听！说话到这样，简直就觉得是在我们身边拉着手嘱咐啦，是耳提面命。咱们再不干还是人吗？”
通过《文艺学习》而注意起这篇小说，又从李希凡文章引起进一步重视，决定介入——这种可能性比较符合毛泽东的实际。
总之，从2月至4月，事件经历了异峰突起的阶段。原因是毛泽东的介入和一再关切。其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个别报刊热点变成全国思想文化的焦点，乃至党报不吝篇幅，倾力参与。《人民日报》5月8—10日，连续三天刊登文学界有关《人民文学》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问题的座谈、《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修改经过的详细说明等。
照理说，毛泽东“力挺”之后，应该有了“定评”，这篇小说可以“翻身”——即令不是推崇备至，视之为“正面”的作品总不再成其为问题。
奇怪的是，事情并非如此。
在郭小川日记里，有一笔非常耐人寻味的有趣记述。2月19日他写道：
1956《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3）
上午由荃麟同志向作家们传达主席的指示，他实已中气不足，传达得也不够鲜明有力，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
这一段，每个字都值得体味。“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根因即在此。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的表现是一种缩影，亦即，尽管毛泽东明确表了态，下面各有关方面主管负责人内心仍未打消疑虑。他们跟《文艺学习》的普通编辑不同，不会忘乎所以、手舞足蹈，他们处在较上层，对“规则”的熟悉和了解远为充分、深入。他们肩负的职责，也非一般干部可比，不会从一时一地一事出发，而势必以更全局的目光看问题，这种目光使得他们从更多角度、运用更多参照系来权衡每一件事。
文艺界高层领导没有一个头脑发热。固然，他们认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比如，毛泽东对《人民文学》修改小说原稿大发雷霆，他们就毫不客气地追究编辑部的责任，并布置在会上“勿谈编辑甘苦，只谈检讨”，“形成了一面倒的意见，好像编辑部真的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关口”（秦兆阳《情况说明》，写于1958年，改于1978年，未发表）。但除此之外，他们不越雷池一步；尤其对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身，出言谨慎，在观点上始终非常注意分寸。
林默涵的评论《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作者参加毛泽东召见之后写的，文章3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题《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其中，有肯定的话，也有“挑剔”的话。肯定的话，基本是重复、转述毛泽东颐年堂谈话的意思；“挑剔”的话，则都是林默涵自己的，例如，认为主人公林震具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情绪”，而小说对此“抱着同情和欣赏的态度”，至于作者，他的问题是虽然“痛恨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可是他却没找到能够战胜这种消极事物的真正的积极力量”。据说此前亦即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那个“总的认为这小说是有毒素的”的会上，林默涵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人士之一（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现在，他如果全都转到“肯定”方面，当然很难。但是，恐怕这里主要不是一个面子问题。郭小川的情况跟林默涵非常相似。那次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党组会上，他毫不例外地表示了对小说的否定。颐年堂召见后的第二天，上午，林默涵来跟他谈了连夜赶出来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下午4时至6时，郭小川自己也写出一篇大约意在表态的短文，题为《香花与毒草》；他说：“写得词不达意。”——看看这题目，再品味一番“词不达意”这几个字，可以想见郭小川腹内的“难色”。当晚8时，他又到林默涵家聊了一会儿，日记说：“心情极端沉重，他（指林默涵）也很不安于这个工作，互相影响，弄得异常烦恼。痛苦得很。”不安、烦恼、痛苦，归结起来就是四字个：左右为难。左不是，右亦不可。到6月“鸣放”期间，中国作协同志在会上攻他“曾基本上否定了王蒙的小说”，对此，郭小川做出的反应是：
在我结束会议时，我就明白地说，我曾经是否定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而且我根本不认为有什么多少错误。（日记，6月3日）
光明磊落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到，说出这种话的人，对自己似乎格外有信心。尽管毛泽东那样不同寻常地显示了对王蒙的“回护”之意，可不知怎的，郭小川内心有一种“不为所动”的坚定，拒绝认为“否定”《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什么多少错误”。
在那些必须掌握“全局”的人里头，究竟有多少人跟郭小川抱着同样想法呢？这是让人饶有兴趣的事情。
或者，并不肩负掌握“全局”之责的人，只要政治经验颇丰，他们也会恰如其分地应对局面。我们看到在王蒙笔下，那年春天北京文联《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座谈会上的一幕：
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行云流水，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我的印象是有点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学问，很教授，很潇洒，很老练，很成熟，与毛头小伙子果然不同。（《半生多事》，着重号系引者加）
与批判“保持着绝佳的距离”容易理解，因为毛泽东斥责“批判”了嘛；不好理解的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与作品”仍然也保持绝佳距离呢？这，就是王蒙所称的“学问”，就是经验。这些经验丰富、晓得对自己负责的老作家，同负有一定领导之责、必须放眼“全局”的人，目光一样长远。他们靠直觉认为，对待《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或者说，对待反官僚主义这个问题，还是不即不离比较稳妥。
多年来，对于毛泽东亲施援手，而王蒙仍未免于厄运，人们都感困惑。假如我们目光只徘徊于毛泽东和王蒙这两点之间，这困惑确实无法驱除。但是我们大抵忽视了“现场”是一个更加开阔的空间，在上述两点之外，还交织着其他许多的表情、神色。放眼这更广阔的范围，我们就能读到更复杂也更真实的信息。当我们把事件在全景意义上复原时，应不难发现虽然毛泽东制止了批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却只是暂时在报端上“化险为夷”，而在人们内心，它从未“翻身”。那种种的敬而远之、稳妥持重、拿捏沉吟，显示了对于“趋势”的普遍预期，并给数月之后发生的事情留下注脚。
某种意义上，事件中王蒙的遭遇，颇似他自己笔下的林震，只是结局大相径庭。
延伸阅读
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黎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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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青春之歌》（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杨沫
首次出版：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1958年1月
（白烨 撰）
在“十七年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从发表之后，叫好的声音与批评的声浪一直交织在一起，在臧否不一的喧闹之中，作者几次修改作品，作品又改成同名电影。之后，无论小说与影片，都有争议相随相伴。这种情形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湖南湘阴县人，1914年8月生于北京书香门第之家。1928年考入西山女子温泉中学。1950年出版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2年调至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其中鲜明、生动地刻划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后由自己改编为电影《青春之歌》。1978年之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以及《杨沫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等11部作品。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杨沫从1951年开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酝酿与写作，1957年完成；当时的书名为《烧不尽的野火》，后改名为《青春之歌》。1955年写完上半部后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审稿时提出了较大的修改意见，认为书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1955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写作与出版空气有所宽松。杨沫又把书稿交给秦兆阳审看。秦兆阳看后认为稿很好，就又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1月正式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订版。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之歌》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日本也在1960年日译版的基础上，参照原著新版再次改译出版。国内各报刊对于杨沫及其《青春之歌》的介绍与评论文章日见增多。之后，曾与杨沫恋爱同居并被杨沫以余永泽的形象写入作品的张中行的复出，以及杨沫的儿子老鬼（马波）忠实披露杨沫其人其作的种种内情的传记作品《母亲杨沫》的出版，都曾在文坛内外引起一定的反响，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了有关杨沫与《青春之歌》的话题。
《青春之歌》主要是写革命时代以林道静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奋斗：
林道静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亲生母亲出身贫苦，被她父亲林伯唐霸占成姨太太，后又被逼死。林道静中学毕业后，家里破产，父亲离家逃走，继母亲徐凤英逼她嫁给胡局长。她愤然逃出北京的家，来到北戴河投亲谋职，没想到她表哥夫妇已辞职离开了此地。为难之际，又被杨庄小学校长余敬唐欺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选择了大海作为自己的归宿，就在她跳向大海的一刹那，北平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余永泽救了她。余永泽的言谈举止打动了林道静，使林道静暂时忘掉了一切危难和痛苦，同意余永泽的劝说，留在杨庄当小学教员，并且对教书生活和孩子们也渐渐发生兴趣。林道静在课堂上，向小学生们讲述“九·一八”与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以及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孩子们的爱国情绪，但却遭到余敬唐的冷嘲热讽。林道静辞去了小学教员的工作，毅然跨上了去北平的火车。但在北京没有生活来源，寻找工作又到处碰壁。无奈之中，林道静和余永泽同居了。余永泽的温存和体贴，使林道静也感到幸福和满足。但她也渐渐发现了余永泽的自私和无情。后来她结识了卢嘉川、许宁、郑瑾等一批爱国学生。林道静开始如饥似渴地读革命书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尽管余永泽极力反对，林道静还是和北大学生一起上街，参加纪念“三·一八”*。后来戴愉叛变党组织，他知道的组织纷纷遭到了破坏，许宁、侯瑞等革命学生被捕。卢嘉川为躲避敌人追捕来到林道静的住处。当林道静替卢嘉川送信时，余永泽在家里见到了卢嘉川，他出于自私和嫉恨的心理赶出了卢嘉川，结果卢嘉川被捕。林道静终于明白不是一条政治道路上的“伴侣”是无法在一起的，终于选择了和余永泽分手。 。 想看书来
1958《青春之歌》（2）
卢嘉川、许宁等进步学生和人士在狱中仍坚持斗争，一些革命者被杀害了。林道静与所有进步朋友失去了联系，但想起卢嘉川对她说过的话，她又振奋起来。她把卢嘉川留下的一包宣传品拿出来，利用夜间到大小胡同张贴和散发。后因戴愉的出卖而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