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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营房，地势宽敞，视野开阔。营房门口迎面悬挂着“党纪似铁，军令如山”八个大字，使人一看便知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是非常强调纪律的。由于筹措经费困难，校舍也很简陋。寝室和讲堂兼食堂，是用毛竹和蒲扇叶搭起的临时棚子，睡的是竹子架起的双层床，穿的是一身布军装，赤足草鞋。生活条件虽很艰苦，但满怀革命激情的我们，一跨进黄埔反觉为革命吃点苦是无比光荣的。
我进黄埔军校时，还处于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学生入学时，都需加入国民党。*党员考入黄埔的，或黄埔学生参加共产党的就持有两个党证。我的前期同学代表当时两种思想和两种势力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倾向共产主义的进步学生组织了“青年军联合会”，而思想保守、落后的学生组织起了“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明争暗斗常常发生纠纷。1926年5月，蒋校长颁布了“整理党务案”，反对跨党，规定任何人只能参加国共两党中的一个党。持有两个党证者，或交出共产党证保留国民党证；或保留共产党证交出国民党证。黄埔学生交国民党证的不乏其人，我所在的第十一连便有两个。也有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暗中还持有共产党党证。
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励精图治，热情奔放，为革命不惜牺牲个人。而代表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派老气横秋，*保守，自不振奋，还阻挠别人进步。两派之间，矛盾不能调和，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处理这个矛盾，是割掉赘瘤大踏步前进呢？还是杀掉带头奔跑的马来制止马群前进？蒋校长先前还说：“自不努力而唯惧他人之蚕食，岂不痛哉？”他提出“整理党务案”，明目张胆地排斥共产党，这就只能加深矛盾，分散革命阵营的力量，使革命遭受顿挫。难道不许共产党偕同一道革命，还能制止共产党在全国范围革命吗？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则革命有的是市场。所以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谁代表国家、人民的利益，谁就能得到人民拥护。自己不革命，还要阻止别人革命，这样的党，这样的人，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 想看书来
到黄埔去（2）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举行隆重的北伐誓师典礼。大会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指挥，由总司令部副官长张治中司仪。先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监誓并授印，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辏ё髁思蚨痰闹麓省Ｈ缓笥勺懿文背だ罴蒙钚潦氖Φ氖难浴＝芩玖钤诨嵘献髁顺て菟怠２渭诱獯蔚淅竦挠校褐醒刖抡窝５谒钠谘姹弦档淅瘢坏谖迤谘坏谝痪谝皇Γㄍ醪洌诙Γ踔牛坏谌傺＃诙α牛ɡ铌剑５碧煜挛纾狈ゲ慷蛹从纱蠡峄岢〕龇ⅲ剂撕浜淞伊业谋狈フ秸Ｊ导噬衔词氖Ρ狈デ埃谒木⒌谄呔⒌诎司言诤险蕉贰Ｋ允氖鍪墙槭椭凹罢叫急狈サ囊鞘健Ｎ乙菜婊破椅迤谘渭恿苏獯未蠡幔慷昧苏庖宦≈氐某∶妗５笔蔽曳浅Ｌ煺娴劂裤轿蠢矗晕痪镁突嵝袢崭呱吹恿宋勰嘧撬婀蟮亟且黄饷鳌�
北伐出师后，驻广东的部队减少了，对反革命残余和乡间的土匪需要军队镇慑。于是第五期入伍生，除参加北伐奔赴前线者外，均开赴石龙、东莞、虎门、太平一带驻防。我所在的第二团第三营全部驻太平，轮流以一个连去防守虎门要塞的上横档炮台。
我们到达太平住入营房，白天操课，晚上放哨，岗哨一般都放在荒芜的墓地上。当时，广东人有个风俗：凡人死了后，把棺材停放在山上，待尸体自行腐烂后，才取出骨头，放进罐子里再置于山上。因而，山上随处可见棺材和罐子，令人毛骨悚然。复哨有两个人，还可以互相壮胆；放单哨，在黑暗中，哪怕一只野狗走过，也骇得魂不附体，所以我们放单哨时总是悄悄地两人聚在一起，只等排长来查哨时，我们才分开。有时，为了壮胆，我们也以各种借口放上一枪。如果遇上下雨，那就更苦了，虽然穿着雨衣，但放完两个钟头哨，还是浑身湿透，而临时搭盖的哨所也遍地是水，无法休息。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恐惧而又艰辛的军事生活了。
后来，我们十一连轮到守上横档炮台，条件好了一些。上横档炮台，属虎门要塞，建筑在珠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那时这个炮台中，正关押着吴铁城、熊克武、余际唐、喻培棣、欧阳格等人。据说，吴铁城因3月20日“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委过于他而被捕。川军总司令熊克武据说是因与陈炯明通信，阴谋颠覆广东政权而被蒋介石拘押的。我们每天轮流看守着他们，除去厕所外，不准他们任意出房门走动。
熊克武、余际唐和喻培棣被关押在三开间的房屋里，右边一间是卧室，左边一间空着，当中一间是厅堂。他们三人经常在厅堂活动，余、喻两人下围棋，熊克武则坐在餐桌头上观战。每当轮到我们四川同学看守时，熊克武总是很高兴，故意找机会跟我们搭话，“啊！你是四川人吧？你家住哪里？”“关在这里真不容易见到个老乡。噫！你多久到广州来的？”有时我们也搭讪几句。有一次被第一排排长文中孚听见了，就向我们吼起来：“你不守纪律！怎么能跟反革命谈话。”弄得熊克武非常尴尬。等文排长走远了，他怪不高兴地说：“哼！反革命？我革命的时候，还不知你在哪儿呢？”
另一次，一个四川同学问熊克武：
“你将来还可以再带兵打反革命吗？你的作战经验多，定会打些出色的仗。”
“不可能，人总是受时代支配的，一个人不能失势。时势造英雄，失了势，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干不出事业来。我已受时代淘汰了，你们正可以跟上时代干一番革命事业。”熊以坚定的语气这样回答。我不知他的话是出于真心呢，还是为了表示没有野心，以便得到早日释放。
吴铁城单独住一间房间，他官架子很大，根本瞧不起我们。他的“太太”经常给他送罐头和其他食品来。他看的书报成堆，比起熊克武等的寒酸，相去霄壤。我们入伍生间相互传说，吴是孙中山的干儿子，因此受优待些。也可能代人受过，该受优待。
我在上横档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退海潮时游泳堕入深水，几乎淹死，同连的同学周子劲将我救起。周是共产党员，升学后我们不在一个科，以后互不通信，也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我们入伍生无论守卫东莞，还是守卫虎门，反动派、土匪都慑于学生军的声威，不敢骚动。因而有力地保证了国民政府的后方安宁。
北伐频传捷报
我们在虎门驻防的时期，密切注视着北伐战况。报上频传捷报，十分鼓舞人心。同时，我们从私人通信中，也了解到不少北伐中的秘闻。
我们北伐军的物质条件较差，枪炮种类复杂，战斗技术不高，但革命热情高，政治工作好，士气旺盛，征途上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能节节胜利，所向披靡。
据当时参战的炮兵队的同学来信说：北伐军一面包围武昌，一面渡江进攻汉口。信上谈到北伐军攻占汉口的情景时说：我们在徐家棚按规定时间开炮，炮声一响，汉口电灯陡然熄灭，一时全市枪声，爆竹声四起。驻在汉阳的吴佩孚所属刘佐龙部约万余人宣布附义，转过来炮击汉口，驻守汉口敌军大乱，吴佩孚仓皇北遁，北伐军没费多大劲就把汉口攻克了。原来我政工人员，早已混入汉口市作工人运动，策动电灯厂工人一听炮声就立即截断电源；有的政工人员还充当黄包车夫，与黄包车夫联络好，一俟电灯熄灭，就从黄包车坐板下取出鞭炮燃放，取出标语四处张贴。在一片黑暗中，吴佩孚只听炮声大作，也不知究竟，骇得魂不附体地弃城逃跑了。敌人一跑，全市马上电灯复明。从这一侧面，说明工人、农民、劳苦大众协助支持北伐军进攻，是北伐军得以进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也证明孙中山提出的联合工农政策是无比正确的。
吴佩孚逃走了，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陈嘉谟、刘遇春延至10月10日开城投降。我们也听到了蒋校长率军向江西进攻，三打南昌遇挫的情况。最使我们震惊的是，校长为了整饬军纪、实行革命连坐法，不得不明令枪毙擅自放弃奉新城的第一师团长、黄埔第一期学生孙元良。还发了告黄埔同学书。我们留在后方的同学，当时竟认为蒋校长大义凛然，执法如山，真是孔明挥泪斩马谡的重演。事后才知道蒋校长一面下令通告全军枪毙孙元良；一面却给路费让孙元良化装逃跑。以后还送他进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还听到一师的同学说，第一师代师长王俊确有叫孙元良遇优势之敌进攻，相机撤退的命令。后见责任重大，又不敢承担责任，就把责任一概推给孙元良。当时全师黄埔生不服，曾联名写报告给蒋校长为孙元良辩冤。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最后的捷报当然是11月6日北伐军攻克南昌。
升学和迁校武昌
就在北伐军捷报频传声中，我们升学回到了黄埔岛，这是1926年10月桂花飘香时节。我原报考工兵科，考试结果，把我编入了第五学生队，政治科。第五期学生共编成六个学生队（即大队），第一、第二学生队的为步兵科驻本校，第三学生队为炮科驻沙角，第四学生队为工科驻××，第五学生队为政治科，第六学生队为经理科，同驻蝴蝶岗。政治大队分十三、十四、十五三个队。十三、十四队学生入校较早，8月份就升学了。我因考试成绩尚好，把我编入了十四队。政治大队大队长为沈铸东，十四队队长为张鸿儒。我们在蝴蝶岗学习了一个月，1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我们工、炮、政治三个大队也奉命迁往武昌。
我们由广州坐火车到韶关，然后步行翻越骑田岭，经石峰、良田，到达郴州。途中步行3日，纪律非常严。大队长、队长都走在队伍前头，学生没有一个人乱拿人民物品。我们也颇有自觉性，休息时在民房屋檐下坐片刻就走，没有人肯进入民房。我们一翻过骑田岭的分水岭（关口），顿觉寒意袭人，眼睫毛上都结成了一颗颗小水珠。我们当时年轻，虽然走得脚肿腿酸，但一见青翠的群山，腰系薄雾的美景，竟忘了疲倦，争相评论这个山峰美好，那个峡谷幽深。一路有说有笑，不觉到达了宿营地。吃饭后，把脚一洗，倒在稻草上一觉睡去，真比什么都香甜。
到郴州后，我们改乘小木船顺耒水而入湘江北上，每船坐一班人。几百只船，放舟中流，蔽江而下，经耒阳、衡阳、湘潭、直抵长沙。耒水和湘江，江水碧绿，岸上翠竹丛生，绝佳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这简直是游山玩水，哪是旅次行军？
从长沙到武昌，我们改乘火车。人稠车小，挤得连解小便都无法动弹，只好用漱口盅接尿由窗口倒出去。我见一块铁板，还没有人占据，于是上去铺上军毯，准备入睡，哪知道越睡越冷，终夜不能成眠，只得站到武昌，真上当不浅。
到武昌后，政治大队驻城内两湖书院的左侧独院内，工、炮大队驻平湖门外。我们政治大队不几天就换了大队长，据说沈铸东到汉口后，朋友请他吃饭，有*陪酒，被某见习官闯见，报告他有失革命军人尊严，所以被撤职，大队长职务由十四队队长张鸿儒升任。所遗十四队队长由许继慎继任，十三队队长也改为徐向前。徐和许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党员。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伙同张静江，企图把军事政治中心、移到南昌，而推翻迁都武汉的原决定。这就形成了南昌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这时已对黄埔实施了改组，下令取消校长制，改以校务委员会负责校务。校务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他们是汪精卫、蒋中正、谭延辏А⑽庥裾隆⑿烨⒌搜荽铩⒐嗣嫌唷＝逃は扔傻搜荽锛妫笥裳П磐懦ふ胖沃械魅巍３谖迤诠ぁ⑴凇⒄稳龃蠖油猓乖谖浜赫惺樟说诹谛律Ｒ院蠼槭思忧慷曰破业目刂疲礁霾奖蠖佑苫破业鞯侥暇痪砜屏礁龆釉蛄艋破摇Ｒ虼嘶破揖５谖迤诰鸵环治Ｄ汉献骱螅竦扯ǘ寄暇迤诓奖屏礁龃蠖泳捅凰党晌破揖１拘＃⒓绦惺盏诹谘某浦醒肼骄傺！Ｎ迤诠ぁ⑴凇⒄稳鲅拥难匦碌羌牵潘慊破彝В洳闹醒刖抡窝７闯莆浜悍中！Ｎ酥な滴业募且涿挥写恚馗缴系笔钡谋弦抵な橐徽乓宰魑镏ぁ�
这里要特别提到两件事：一是宁汉未合流前武汉国民政府招收的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中，有一个女生队，二百来人。专门培训女军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二是我们第五期学生还有人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这也是黄埔校史光荣的一页。
我们学习期间的黄埔军校，是为适应当时革命的需要造就初级干部的。因革命形势的发展快，干部需要量大，时间又短，所以我们学到的军事技术和其他军事知识，是很不够的。而我所在的政治科更是这样。好在大家接受革命理论，愿为主义而牺牲，稍学一点军事知识，就有了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基础。兼之当时连年作战，有不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机会，所以黄埔军校还是造就出了不少军事人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少贡献。
政治科是为了造就军队政工干部的，我们当时由陈群教《三*义》，廖划平教《本党政策》（国民党），萧楚女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恽代英教《青年运动》、《社会进化史》，甘乃光教《农*动》，陈启修教《政治经济学》，沈雁冰教《文艺××》。沈雁冰时常穿中国式长袍，外套西装大衣，长短很不调和，他讲课很风趣，给我印象极深。黄埔政治教官多数是共产党员。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