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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我无语，董建义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几天来，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眩晕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就瞌睡到那个样子？眩晕，那是眩晕，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他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她，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几天早晨起床，眩晕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喽，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的很大，近来又抬出去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一片很大的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建义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建义死去。我们窑洞里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建义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来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来。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义的故事上来吧。大约是董建义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她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她问董建义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义。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义。
我，是我找董建义。
蓦地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窣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下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义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义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久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糊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扑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回来？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前。我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压抑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他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发，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到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嚎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嚎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谈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子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