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梦想:易中天文集 第一卷·高高的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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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梦想:易中天文集 第一卷·高高的树上-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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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点味道。其实,经不如史,也不奇怪。经,大体上是讲道理的,或被视为是讲道理的。史,则是讲故事的,或多少要讲些故事。讲故事的书总是比讲道理的书要好看些,虽然讲道理的书也可以写得很好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经不如史(2)
子,就是讲道理又比较好看的书,比如先秦诸子的著作。子书怎么会比史书更好看呢?大约因为史书多为官修,而子书多为私撰之故。站在官方立场,作者自觉责任重大,立言要谨慎,下笔如千斤,“一本正经”是免不了的了。站在民间立场,没有那么多顾忌,写书说话,不过“我要放屁”,反倒更有趣味,也更有个性。如果是站在民间立场来修史(讲故事),那就比站在民间立场来讲道理还好看,因此读子竟不如读稗官笔记。
  不过稗官笔记之类的东西,却不怎么靠得住。比如野史中说雍正皇帝系为吕留良之女吕四娘所杀,就很离谱,只能算是“戏说”。可惜“戏说”往往比认认真真地说好看,离谱的东西也总是比中规中矩的有市场。总之,越是一本正经,就越不好看,越是胡说八道,就越能吸引人。看来,在“读子不如读稗”后面,还得加上一句:读稗官笔记不如读武侠小说,因为武侠小说最离谱。
  比如金庸的小说就是。野史把乾隆说成是海宁陈氏之子(陈怀《清史要略》),已是无稽之谈;在鲁迅先生看来,则还是阿Q精神——汉人打仗打不赢,就用“掉包计”从满人手里夺回江山,“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花边文学·中秋二愿》)。这下好了!满人要是再欺负咱们汉人,那可真是“儿子打老子”了。
  然而金庸先生还嫌不够,还要替乾隆皇帝整出个汉人亲弟弟陈家洛来。这陈家洛不但由“官宦子弟”而“落草为寇”,还成了“反政府军”的总司令,跟他的亲哥哥乾隆爷大唱对台戏(《书剑恩仇录》),岂非连一点谱都没有?然而这正是金庸先生的高明之处,或精明之处。他深知武侠小说原本不过是扯淡,真实不真实的并不打紧。扯得离谱一点,没准更有看头,那就干脆放开了去胡扯。只要扯得看官们高兴,就是好东西。何况这亲兄弟一个是九五之尊的当今皇上,一个是浪迹天涯的江湖领袖,一个要“江山永固”,一个要“反清复明”,岂能没有冲突,没有戏剧性?如此“大胆假设,胡乱求证”,把戏演得煞是好看,金庸先生真不愧为“一代名扯”。
  可惜那些宝贝“金学家”们却不懂,偏要在金庸小说中挖掘“微言大义”,就像当年经学家们从《关雎》中看出了“后妃之德”一样。谢天谢地,幸亏他们只是在自己圈子里嚷嚷,没多少人当真。否则,“金学”变成了“经学”,金庸小说也非得被谋杀了不可。看来,为了不至于被谋杀,金庸和金庸们还得继续戏说和胡扯下去。
  但问题也就来了。依照经不如史,史不如子,子不如稗,读稗官笔记不如读武侠小说的逻辑,岂非越是荒诞不经就越是趣味盎然,越是值得一读?读书读到这个份上,可真不知道是幸呢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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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放松
历史学家萨孟武老先生在谈到他那本《水浒与中国社会》时,曾戏称该书的写法是“姨太太式”的。当“姨太太”并不怎么体面,但萨先生抗战前为《中央日报》副刊写的这些文章,却着实比那些“太太式”的(比如《中央日报》的社论)要好看得多。
  这可真是“妻不如妾”了。
  所谓“妻不如妾”,也是一句老话。它的意思,是说性爱之事,正妻不如姬妾,姬妾不如丫环,丫环不如妓女,妓女不如情人。这当然是旧社会的事,现如今不能再讲的,但来点联想总还是可以的吧?你看,一面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一面是“经不如史,史不如子,子不如集,集不如稗”,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没有人(包括萨孟武老先生和我)要在这里提倡纳妾或嫖妓,但其中的奥秘却不能不弄弄清楚。妻,怎么就不如妾,不如婢,不如妓,甚至不如偷呢?原因大约无非也就是两个。一是越到后面就越主动,二是越到后面就越轻松。在中国传统社会,妻,都是指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纳妾,就多少可以自主。嫖妓和偷情,自然更是“自由选择”,不必听命于他人。自愿要做的事总比被动的有趣,也比被动的轻松。何况按照中国的传统道德,做妻子的必须“为人正派”。一言一行,都必须端庄稳重,不苟言笑,更遑论和丈夫调情了。和这样一位“一本正经”的女人“相敬如宾”,哪里比得上和情人“没事偷着乐”?难怪“妻不如偷”(亦请参看拙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做爱如此,读书亦然。越是轻松自如,随心所欲,就越是愉快。但要想真正放松,首先就得不负责任。所以,正如“妓不如偷”后面还有一句“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子不如稗”后面也得加上一句“读稗官笔记不如读武侠小说”,因为读武侠小说最不需要负责。这就好比偷情,如果偷不着,自然也无责可负。
  这就越说越不像话了。莫非读书竟是一件不负责的事?
  当然要负的,问题是对谁负责。我的看法是对自己负责。读书,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不对自己负责,又对谁负责去?其实,不要说读书,就连写书,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应该由自己负责(代表官方发言,草拟法律文书等例外),要不怎么说“文责自负”?一个人,学者也好,作家也好,或者不过业余创作也好,之所以要写书,无非是要把自己对社会人生或某个问题的感受、体验或看法说出来(为了评职称或混稿费的也例外)。他要说的,是他自己的话,他不负责谁负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由谁负责,更在于对谁负责。传统的说法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话说起来听起来倒是大义凛然,但也得看咱有没有这个能力。我看是没有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的,还说什么对这个那个负责,话说得大点了吧?那么大个责任,你负得起?你有多大能耐,敢夸这个海口?读书人的本事,顶多不过做点文字工作罢了。能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就不错。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事情负责,比方说,官员对政府工作负责,厂商对产品质量负责,教师对学生负责,农民对庄稼负责,也就天下太平,犯不着都扯到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上去。那个责任太大,咱负不起。谁都知道,但凡责任大过能力,那就定然是一张空头支票。说到底,其实是不负责任。
  然而这不负责任的责任或这负不起的责任,却弄得大家紧张兮兮。写书的不用说,老得想着“一言兴邦”什么的;读书的也不敢含糊,惦记着如何才能成为“国家栋梁”。结果是大家都不轻松。实际上,妻不如妾,就因为妻的责任太多太重。相夫啦,教子啦,孝敬公婆啦,管理家政啦,没一件是省油的。又是贤妻,又是良母,又是佳媳,又是严妇,这么多的角色要担任,已经够她喝一壶的了,何况有时还要充当“老好人”,比如协调邻里和笼络妯娌什么的。忙成这样,自己的个人魅力也就顾不上。妾们因为没那么多责任,可以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反倒能在老公那里落个好。你说这叫什么事?
  可是,总不成大家都去当姨太太,或者大家都去写武侠小说吧?当然不成。如果弄得满世界都是小老婆或只有武侠小说可读,那可真是要国将不国了。但把“妻”们的责任尽可能减去若干,让她和情人一样可爱,却未尝不可。在某些方面借鉴借鉴,就更是可以而且应当。比如金庸先生写作时的那种轻松自如和处处为读者着想,就值得学习。其实这也是一种负责——对读者负责。这正是我辈写书人可以也应该负的责任,岂能推卸?
  实际上,提倡“不负责”,正是为了“更负责”。只不过先得弄清楚,哪些责任是该我们负也负得起的。不该负,或者负不起,就不能认账。就算我们每个写书的人都要对国家民族人民历史负责,也首先得让你的书有人看吧?没人看,你承担的责任再重大,也会落空。所谓“负责”云云,岂不仍是一句空话?
  这就要学会放松。不要以为放松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并不容易呢!坦率地说,我自己就不会放松。到医院里打针,护士总说:你放松点嘛,那么紧张干什么?骆玉明兄也说我:你的文章看起来轻松,其实内里很紧,外松内紧!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做学问的人,内心深处都多少有些紧,不大容易松得下来。就是想潇洒一下,也多半不能如愿,或者只不过是装出来的。所以上面说的这些话,并无批评他人之意,只能算是对自己的“一声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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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书如择偶
有句老话,叫“男怕选错行,女怕选错郎”。
  当然,这是从前。现在不怕了。选错行可以改行,选错郎也可以离婚么!不过,改行毕竟费事,离婚也很麻烦。能不改不离,最好。
  何况还有改不了离不掉的。就算改得了离得掉,那损失也无法追回,那影响也无法消除。夫妻双方是会相互影响的。康德甚至说一对夫妻相处日久,就连相貌都会变得接近起来,让人觉得对象对象,当真“一对就像”(其实是他们的言行举止神态表情都有了共同的情调)。面如此,而况乎心?遇人不淑,那可真是后患无穷,岂是含糊得的?
  读书也一样。
  读书当然不等于娶妻嫁人,非得“从一而终”,一辈子厮守不可。换一种书或一类书来读,也不像离婚改行那么困难,更没有什么道德问题。但这决不等于说读什么书是无所谓的。书的意义,有时比配偶还重要。因为一个人一旦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往往就终身爱读甚至只读某一类书。这些书会影响他一辈子,甚至决定他走什么样的道路,有什么样的思想等等。比如多读线装书和多读翻译书的,情况只怕就会两样。
  即便书不等于偶,至少也近于友吧?读什么书,也就是交什么人。古人云:“不知其人而视其友。”依我看,也无妨说“不知其人而视其书”。要了解认识一个人(当然是指那些断文识字多少读点书的人),只要看他平时都读些什么书,也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甚至能猜出他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如果架上多为有思想有品位有分量的著作,自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相反,如果终日里尽读些不三不四的玩意儿,则其人也难免会有些不三不四。不是说他人品一定不好,至少其品位就很可疑。
  人总是愿意有些品位的。提高修养和品位,也是不少人读书的目的和动机之一。如果读来读去,品位没提高,反倒弄得俗气了,岂非南其辕而北其辙?
  这就要有所选择。
  选择也不易。谁来选,怎么选,都是问题。按照导师和准导师们的选择照单全收是不行的,那个靠不住。媒体上的排行榜当然也靠不住。就算是什么“影响世界历史的××本书”,也未必就是最佳选择。过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现在就一定还影响?再说影响世界历史,又关我们什么事?说到底,读书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怎么能让别人来包揽?岂非“包办婚姻”?《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在调查“名著导读”一类书籍的销售情况时,一位读者张先生就明确表示他不读,因为感觉像是“第三者插足”。“导读”之类的“循循善诱”尚不能接受,况乎“越俎代庖”的替人选书?
  那么,自己来选又如何?也很困难。一个人,如果从来就没读过书的,他怎么知道该挑哪类书、哪种书、哪本书?要想学会选择,而且选得不离谱,除非他读过很多。
  其实答案也就在这里:要学会选书,必先多读书。观千剑而后识器。判断力和鉴赏力都是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读书也不例外。因此,初读书时,最好什么书都读,就像结婚之前先广交朋友,然后再从容选择一样。不要才见了一个,便忙不迭地“定了终身”。树木后面是森林。一叶障目尚且不可,如果那“叶”还是败叶,岂不更糟?
  书读得多了,就有了选择。这倒不是说从此就只读一种书或一类书了。周国平先生说:“读书犹如交友,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块耽得太久也会腻味的。”(《人与书之间》)其实岂止是会腻味,只怕还会造成思想的偏颇和心胸的狭窄,大非所宜。所谓“有了选择”,只不过是有了品位;所谓“有了品位”,也不是说从此只读“雅”的,不读“俗”的,而是说有了判断力和鉴赏力,知道好歹了。好歹和通常所谓雅俗不是一回事。自命风雅者,往往其实是“恶俗”;向为专家学者流不屑一顾的“俗物”,却没准反倒“大雅”。是雅是俗,全看你有没有品位。没有品位,便是《浮士德》或《红楼梦》,也能让他讲得俗不可耐。
  品位只能来自阅读的经验。读得多了,自然也就知道好歹。这就要博览群书。而且那“博览群书”的“博”,还不仅是数量的“多”,更是品种的“杂”。朱光潜先生说:“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种类愈复杂,风格愈纷歧,你的比较资料愈丰富,透视愈正确,你的鉴别力也就愈可靠。”(《文学的趣味》)所以,终身只读一种书或一类书是不妥的(哪怕这些书确实品位高雅)。它虽然能造成品位的纯正,却也难免趣味的褊狭。想想看吧,山间小溪固然清纯,却何如泥沙俱下的江河,广纳百川的大海?一个读书人,如能有此胸襟,大约也就不怕“选错行”或“选错郎”了。
  倘若无此可能,恐怕也只好挑那公认的经典名著来读。读经典名著,虽然没准会读成个“书呆子”,却肯定不会读成个“二皮脸”。此外,年轻人多读点古书,老年人多读点新书,也是办法之一。青年思想活跃,读点古书,并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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