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 第3部分

餐桌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部作品的名字，钱妈妈还说了一句笑话：“盖世太保并没有拿枪逼着我，我不认识他们。”

米加医生问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见到我母亲那么激动？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激动的。母亲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可值得写的。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花很多钱专程跑来采访她？”米加是典型的欧洲人，不会讲一句中国话。我们的交谈由钱宪人先生当翻译。

我说：“钱妈妈是中国人，欧洲的战争跟她本人、跟中华民族都没有关系。但她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许多比利时人的生命。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国际主义精神，非常令人敬佩。”

米加先生却说：“二战期间，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我母亲跟他们没什么区别。你为什么偏偏要写她，就因为她是你们中国人吗？”

“是的，她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的骄傲！”

叼着烟斗的米加先生，摇摇头，耸耸肩，还是不理解。

当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绝非几句话所能阐释清楚的。在中国，有人大老远地跑来采访，子孙三代都会觉得脸上有光。在这里却恰恰相反，儿子不理解，孙女说祖母的荣誉是祖母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不过，米加先生对我的来访却很支持，他从他家里拿出比利时政府授予钱秀玲老人的英雄勋章，以及法根豪森将军1966年去世时将军妻子写给钱秀玲老人的信给我看……

当然，对我支持最大的是钱宪人夫妇。钱先生看我住的地方实在可怜，就让我搬到他家里去住，这给我的采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钱先生夫人杜大姐负责照顾钱秀玲老人。早晨，我跟着杜大姐来到钱秀玲老人家里，跟老人聊天，陪老人散步，中午在她家共进午餐。老人像西方人一样，每天要化妆，戴胸罩，穿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一次我帮她画眉毛，她嫌我画得不理想，自己擦去重画。画完，我俩冲着镜子哈哈大笑……

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健忘症，好多事情都忘了，靠我一点点启发，多方引导，她那沉睡半个多世纪的记忆才慢慢地苏醒过来，有的却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随着老人时断时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记忆，我跟随她走回遥远的过去，走进她鲜为人知的家庭及人生……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节（1）

钱秀玲出生在江苏宜兴王婆桥钱居村——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文化底蕴丰厚的名门望族家庭，父亲是恩泽四方的乡长。钱家出过钱卓伦、钱宪章两位国民党将军，出过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八位博士。

1934年，蒋介石从德国请来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根豪森将军，钱秀玲堂兄钱卓伦将军负责顾问的联络工作。正因为有这段渊源所以才引出后来的故事。

在宜兴电视台徐风台长的陪同下，我曾去寻觅过钱家的旧居，但因时间久远，钱家只留下一处老屋的残破台阶，一块林木葱郁的老宅地，一张1988年钱秀玲最后一次回国时给村里姐妹们拍的照片……

徐台长告诉我，宜兴是紫砂之都。这里山清水秀，地杰人灵，自古就崇尚文化，盛行读书之风。宜兴曾出过十名状元，十名宰相，二十名院士，七千多名教授，两位清华、北大校长，两位大陆、台湾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周培源、徐悲鸿、吴冠中、潘汉年等许多名人都出自宜兴。

这个文化底蕴丰厚的环境对钱秀玲一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钱家为人善良，自办学堂，全村几十个孩子都分文不取到钱家来读书。钱秀玲在六个子女中排行老四，从小聪慧过人，三岁会背诵《百家姓》、《木兰诗》，十一岁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附中，没等念完又跳到上海大同大学读预科，专攻化学，一心想当中国的“居里夫人”。

1929年春，她得知在大学读书的哥哥钱卓儒要去比利时留学，就回家央求父亲也要去留学。父亲不同意，她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吃不喝，以绝食相胁。

1929年11月3日，十六岁的她怀着用抗争换来的喜悦，随同哥哥等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登上了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客轮，开始了她一生的欧洲之旅。

在船上，活泼可爱的她，经常在甲板上跑来跑去，深得乘客们的喜爱。同船的宋庆龄把她叫到头等舱里，问她多大了，会不会唱歌，问她准备学什么专业。她毫不犹豫地说：“学化学，我要像居里夫人那样当化学家！”接着，她就唱起了当时知识女界流行的一首《运动歌》：“世界风潮涌，获得山河动！东亚病夫供人嘲弄，苦痛！苦痛！尤其我女界，几千年来叮叮摇摇尤苦痛！运动！运动！愿我女界齐奋勇……”

采访时，我把这首歌全部录了下来。

父亲之所以同意了她去比利时留学，还因为她的未婚夫正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读书呢。那是她三岁那年，父亲给她订下的一门“娃娃亲”。父亲想让她和未婚夫早点完婚。可是到了布鲁塞尔，她第一次见到未婚夫就提出了解除婚约。

老人对我讲：“我不能嫁给一个连面都没见过、根本不相爱的男人。”

我觉得她深受“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无论对学业，对爱情，都表现出一种先锋女性的独立人格以及对未来的把握与憧憬——

不久，她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欧洲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性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六年后，她获得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

1935年10月27日，她与鲁汶大学医学系白俄罗斯青年白兰芝先生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他们相濡以沫幸福地度过六十多个春秋，并生下五个儿女。三年前，白兰芝先生先她而去。

婚后，她和丈夫决定回中国定居，可就在他们辞去工作准备起程之际，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无奈，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一百六十多公里的偏远小村艾尔伯蒙，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我去过艾尔伯蒙小村。它位于比利时南部，环境幽静，林木葱郁，清澈见底的色莫河从村外蜿蜒而过，远远望着，可以看到十三世纪奥斯弗城堡的屋顶。钱秀玲老人当年居住的三层小楼，早已物易其主，但仍然完好无损地坐落在几棵梧桐树下……

在这偏远的小村里，她一直过着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

然而，1943年3月12日，一张布告忽然打破了小村的宁静，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也改变了许多比利时人的命运……

布告上写着：三天后，盖世太保将在村里绞死反战青年罗杰！

罗杰是地下反战组织成员，在夜里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国军列时，被盖世太保发现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小学教师，他们本来准备要结婚了，可现在……

这一噩耗使全村顿时陷入了极度恐慌与绝望之中，人们纷纷跑到罗杰的家里哭作一团。这时，钱秀玲忽然跑来对大家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

人们根本不相信她说的话。因为罗杰父亲找过国王出面说情都没行，她一个中国女人能有什么办法？

原来早在三年前，德国入侵比利时不久，钱秀玲在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亚历山大·冯·法根豪森的名字，就给钱卓伦将军发去一封急信，问堂兄这位法根豪森将军是不是给蒋介石担任过军事顾问的那个人，如果是他，他了解许多中国的军事机密，会不会把这些机密透露给日本……堂兄回信说，法根豪森虽然是德国将军，但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堂兄还告诉她，法根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接待。

看到她堂兄的来信，大家这才信以为真，急忙联名给法根豪森写了一封求救信，又请市长写了一封求情信？

当天晚上，钱秀玲抱着吃奶的孩子，将几封信藏在孩子的被子里，连夜乘火车赶往一百六十多公里外的布鲁塞尔，半夜一点，她敲开布鲁塞尔一位朋友的家门……

这天是1943年3月12日，正是她三十岁的生日。

第二天上午，她通过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查到法根豪森将军的电话。法根豪森听说是钱卓伦先生的妹妹前来求见，立刻同意见她。

1943年3月13日上午十一点，她第一次走进戒备森严、经过两道哨卡严格检查的德国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府——塞内弗城堡……

我去过塞内弗城堡，它距离布鲁塞尔六十多公里，是一位犹太银行家所建。那天正值傍晚，难得的夕阳斜射在这座历经沧桑的城堡上，半个多世纪的风剥雨蚀，丝毫没有削弱城堡的恢弘气势，夕阳下仍然显得十分宏伟壮观。城堡正面是二层主楼，侧面对应着两座圆顶小楼，宽阔的庭院外设有铁栅栏围墙，围墙外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视野十分开阔。城堡既幽静，又安全，难怪当年纳粹把“总督府”选在这里。

一身戎装、已过花甲之年、长着一双深邃而冷峻的眼睛的法根豪森将军，非常客气地接待了钱秀玲，问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节（2）

她急忙掏出几封信说：“法根豪森将军，听卓伦堂兄讲，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面上，看在卓伦堂兄的面上，赦免罗杰的死刑，留他一条生命。我们对您不胜感激……”

说完，她提着心紧张地盯着低头看信的法根豪森将军。尽管堂兄在信里一再说他很有正义感，但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而她却跑来为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说情……

但是，她却听他说了一句：“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他！”

三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绞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送到柏林集中营。而且，另一名被关押在波依隆小镇叫罗杰的死刑犯，也因重名而获救了。

当时，纳粹对待抵抗者一律格杀勿论，国王说情都不行。而钱秀玲却一下子救出两名被判处死刑的抵抗者。这消息顿时不胫而走，在比利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一个中国女人，所以，到处都在悄悄地传颂着一个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越传越远。

从此，“中国女人”成了比利时人民心中的英雄，也成了反战人员的救星。而钱秀玲在艾尔伯蒙小村的家则成了反战人士的“救难所”，被捕人员的亲属纷纷来找她求救。对此她有求必应，夜以继日地奔波在艾尔伯蒙到布鲁塞尔一百六十多公里的铁路线上，一次次走进塞内弗城

堡……

每次她一来，法根豪森都把纸和笔往她面前一放，让她写出被营救人员的名字，有时还帮她出主意。他说他非常钦佩那些抵抗者的爱国行动，他还多次叮嘱她：“你千万要当心，到处都有比利时的卖国贼和盖世太保，你一定要把名单亲自交到我手里……”

听着老人的讲述，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怀抱吃奶孩子，怀里揣着被营救人员的名单提心吊胆地坐在火车上，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分子一次次地从她身边走过，甚至用怀疑的目光盯住她……我不止一次地想，在她柔弱的躯体里到底蕴藏着怎样勇敢而无畏的精神，而她内心又有着何等崇高而忘我的境界，要知道，被处死者只是一些跟她毫不相干的生命——

“钱妈妈，那些人跟您非亲非故，您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去救他们？您就不怕被盖世太保抓住吗？”我问她。

“NO！NO！”老人笑着摇了摇头，“我没想那么多，只想着把那些人救出来。因为他们都是好人，都应该好好活下去。”

“您一共救了多少人？”

“不记得了。”

从我查到的资料看，从1943年3月到1944年5月，有的记载她救了二十五人，有的记载是五十多人，而最后一批被营救的人质却有九十六人。

人质事件发生在距离布鲁塞尔六十多公里的艾克兴市，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三天……

我陪同钱秀玲老人去过艾克兴市，余美和参赞派使馆文化处的刘忠泽先生开车送我们去的。市长杜特里约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艾克兴市不大，像欧洲的许多小城一样，古朴、典雅而宁静。它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二战纪念馆里，我看到许多烈士的遗物及游击队使用的枪支、电台等物品。纪念馆门外停放着一辆锈迹斑斑的雪铁龙轿车，它向人们讲述着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

而且，我和钱秀玲老人还拜访了一位尚健在的被她营救的医生。医生坐着轮椅，一见到钱秀玲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她……

在市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两幅珍贵的照片，一幅是九十多名人质从集中营出来后的合影，另一幅是钱秀玲老人与市长父亲的合影。

杜特里约市长告诉我，他父亲就是九十六名人质之一。所以后来在《盖》剧新闻发布会上，他发言说：“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盖》剧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

市长请来一位历史学家向我详细讲述了营救九十六名人质的经过，刘忠泽先生当翻译。

1944年6月2日，盖世太保逮捕了一名地下游击队领袖及其两个女儿。6月8日傍晚，三名盖世太保头目押着游击队领袖回到艾克兴市，企图找到游击队隐藏的秘密电台，却被埋伏在此的游击队员全部击毙，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总头子米哈耶上校。第二天清晨，德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即抓走了九十六名男青年作为人质，并宣布：“三十六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每次枪毙十五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全市顿时陷入了一片极度悲痛与绝望之中。就在这时，有人忽然想起了“中国女人”。可是，艾克兴市距离艾尔伯蒙一百六十多公里，没有汽车根本赶不到。德国入侵以后，没收了所有人家的汽车和收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