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 第35部分

从此以后，我们只是远远地看着那曾寄托着美好梦想的运动场，却很少再进去了。但我们仍然热爱体育，热爱运动员，每当在电视里看到中国队在比赛中赢了，我们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两手拍得通红……

虽然离开了运动场，但运动员那种勇于进取、勇于拼搏的精神，却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无论调到哪个单位，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对我们来说，都只不过是换个运动场而已。

调到法院以后，三十四岁的贺玉面对完全陌生、专业性极强的法律工作，他收起在冰场上叱咤风云的潇洒，像小媳妇似的，从打水、扫地、书记员一步一步地做起……

两年后，他一个人办案的数量，远远超过民事审判庭全体工作人员办案数量的总和，连续两年被法院推选为唯一一名出席全市的劳动模范。

1979年，我们两人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从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副院长、院长，一步步干到区法院院长。他领导的区法院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市法院系统各项指标第一名。他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把微机引入审判。他培养的微机书记员在全国选拔的微机员测试中，名列第一名，在北京召开的“世妇会”期间，进入主会场当微机记录员……

然而，令我记忆最深的，不是他一步步的升迁，而是他一步三个楼梯跑上楼的背影，在我的印象中，他上楼从来不走，而是一步三个楼梯地跑上去……

一句玩笑，让我把生命的最后

一枚铜板押在文学的赌桌上

就像一个苦苦挣扎的溺水者，忽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更像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徒，意外地发现兜里还剩一枚铜板。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把全部生命押在文学的赌桌上，将会赌出怎样一番人生？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三节（1）

1977年5月，随着我离开体工队调到佳木斯电子仪器厂，我们结婚十年搬了十次、在风雨中漂泊了十年的家，终于安定下来了。

经过十年的折腾，本以为我这颗心已经死了，不会再有什么激情与奢望，只能相夫教子过普通人的日子了。我像许多父母一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希望他们将来能考大学，能有出息。

在我的一生中，除了创作以外，孩子是我投入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大的一项“工程”。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子女教育的确是一项大“工程”，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它比任何事情都艰难都重要！

后来，贺玉不止一次地说：“一看到左邻右舍的孩子被判刑，我就感到后怕……”

的确，今天想起那个环境仍然感到后怕。我们住在郊区的城乡结合部，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很糟。这里没有楼房，没有柏油路，全是坑洼不平的土路，一下雨，道路就泥泞得像大酱缸似的，连自行车都骑不动。这里居住的人很杂，工人、农民、劳改释放犯、小偷、抢劫犯……什么人都有。胡同里，整天疯跑着辍学在家的孩子。我家放在菜窖里的一筐苹果，没舍得吃，被邻居孩子偷光了。晾在院子里的衣服忘了收进去，第二早晨发现衣服没了。紧挨着我家左边邻居的孩子，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右边邻居的男孩被人莫名其妙地杀害了；右边隔一家邻居的男孩因盗窃在法院开庭时，借上厕所之机从二楼跳窗逃跑了，被抓回来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胡同对面一家男青年是在逃的杀手……

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年幼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当父母的能不感到后怕吗？

尽管外面环境很糟，但我家却充满了欢乐，小日子过得像火炭似的。

我家住房小，自己接出来一间厨房；没有自来水，在厨房里打了一口压井；在院子里种上葡萄，可惜只结了三串；在院子里盖起一个大花窖，养了六十多盆花；还养了七只鸡，我做饭贺玉剁鸡食，小鸡下蛋好给孩子带饭。每到周末，我们全家举行诗歌朗诵会，朗诵自己写的诗……

在对待两个孩子的教育上，我丝毫不敢放松。

早晨，我一边做饭，一边给孩子掐表练习速算，儿子在全校速算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全家省吃俭用买了一台唱机，请电子仪器厂的朋友教孩子学英语。我把《明日歌》贴在墙上，每天让孩子背一遍：“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

孩子长大以后，不止一次地揶揄我：“我们根本不明白《明日歌》是什么意思，都是给你背的！”

我怕孩子在外面学坏，干脆把大门锁上不让他们出门。可是等我上班一走，一帮孩子就趴在板障缝儿像勾魂儿似的来勾引他们了。没过多久，两个小家伙就从板障子跳出来，跟外面的孩子“同流合污”了。而且有人在胡同口放哨，看到我从远处一露头，立刻就通风报信地大喊起来：“不好了！海燕你妈回来了！”等我进屋时，两个小家伙的胸脯还呼呼大喘呢。孩子正在写作业，窗外一双双小眼睛像走马灯似的，勾得两个孩子心神不定。有一次，我把一个趴门缝儿的淘小子给撵走了，第二天却发现，我家大门被人用斧子砍了。

我深切体会到“孟母三迁”的苦衷。可我无处可搬，只能严格地管教两个孩子。

一天，我接到女儿老师打来的电话，问我女儿为什么一连几天不去上学。我一听就急了，急忙跑回家，老远就看见女儿正在门口跟几个孩子跳皮筋呢。我立刻像抓小鸡似的把她抓进屋去……

女儿哭着说：“一个男生总截我，不让我上学……”

“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住？”

这天晚上，我跟贺玉跑遍了那片居民区，总算找到了那个男孩子的家。男孩子不在，一对农民夫妇坐在炕上点着蜡烛摸纸牌呢。我对他们说，你们要管教自己的孩子，不许再截我的女儿了。

可是，我和贺玉刚到家，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就气呼呼地闯进来。一个男孩子手里拿着一把弹簧刀，开口就骂：“你们他妈找俺家干啥？找死啊？我告诉你，明天我还截她，天天截！你再敢找俺家，我就杀了她！”

女儿吓坏了，躲在墙角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们……

对付这种小无赖，讲道理根本没用，我指着贺玉说：“你们知道他是干啥的？就你们这小样，三五个都不是他对手！信不信？”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三节（2）

两个小家伙一看贺玉膀大腰圆的样子，顿时怯了几分，转身要走，却被我叫住了：“别走，你们必须保证不再截我女儿了！”

拿弹簧刀的男孩子，悻悻地说了一句：“行。”

“你说话可得算数！”我向他伸出一个小手指，男孩子犹豫一下，向我也伸出了小手指……

可我们仍然不放心，一连好多天都送女儿去上学。

儿子距离中考还有三个月了，学校进行摸底考试，他考得很差，政治和生理卫生两科不及格。老师私下里对我说：“这孩子恐怕考不上重点中学了……”

儿子也一脸沮丧地问我：“妈，你说我能不能考上？你要说我考不上，我坐地就瘫歪了。”“瘫歪”就是完蛋的意思。

我说：“能！一定能考上，妈妈帮你复习！”

其实我心里根本没底。可在这种时候，当妈的只能硬着头皮鼓励他，不然孩子就更没信心了。我对孩子说：“中考和高考是人生的关键时刻，这不仅是对你们学习的考验，也是对你意志、品质及吃苦精神的锻炼。你们吃这点苦算啥？跟我和你爸当运动员相比差远了！”我总是拿我们当运动员的劲头鼓励孩子，“进考场就像比赛一样，一站到跑道上谁都紧张，你要不紧张你就赢了！”

儿子的数理化很好，只有几科死记硬背的学科差。于是，我给他请来资深的俄语老师辅导他俄语，又给他做出详细的复习计划，几天一个大周期，几天一个小周期，每天晚上我像训练一样陪着他一起背题，背不会我们娘儿俩谁都不许睡觉，好多课程我都背会了。早晨我一边做饭，一边念中文考他俄语单词，每次都把五六册初中课本的俄语单词全部考一遍，把不会的筛出来再考，一遍遍地淘汰，直到全部对了为止。后来老师说：“这哪是考孩子，这明明是考妈呢！”

结果，中考前一个月，学校再次进行摸底考试时，儿子居然从全校一百多名一下子跃到第四十三名，全班第十二名。老师和同学都感到十分惊讶。

女儿在初中时早恋，学习成绩一度很差，搞得我焦头烂额的，但无论怎样我对她都从没有放弃过。结果，两个孩子都以优异成绩考进了省重点中学——佳木斯一中。

我觉得既然生了他们，就应该对他们高度负责，这是为父为母天经地义的责任。后来我创作以后，自己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也从没有放松过对孩子的教育。

为了孩子，我厚着脸皮去老师家挨个儿拜访，请各位老师关照我的孩子……

儿子高考结束后，我请假跑到全国高校在黑龙江的招生地大庆，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等待招生结果。招生区不让进，我就从围墙的排污口钻进去，每当从臭气熏天的排污口往里爬时，心里总会自嘲地想起那首革命诗抄：“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为了孩子什么都豁出来了。

这天，在招生区门前，我偶然遇到佳木斯大学来招生的陈老师，她邀我到她房间里小坐，正好碰到中央某财经大学的两位招生老师出门，陈老师对我说：“这两位老师要去退档，被退档的学生是咱佳木斯一中的，叫金英，考了五百零八分，她的第一志愿要被退档，说不定被塞到二表哪个学校了？”

我一听就急了，急忙说：“陈老师，要那样就太可惜了。你能不能帮帮金英这孩子？你去找那两位老师，让她们不要退档，就说我是金英的母亲，请她们关照……”

陈老师欣然同意了，急忙去追那两位老师，让我傍晚听消息。

傍晚，看到陈老师满脸笑容地向大门口走来，我悬了一天的心一下子落地了，金英最终被中央某财经大学录取了。

陈老师问我：“你认识金英吗？”

我却摇了摇头，但我知道她是我儿子的同学。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她一生的关键，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几天后，我得知儿子被某大学录取之后，这才兴致勃勃地踏上回家的列车。

我家在城乡结合部住了十三年，这十三年正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我又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只知道从早到晚逼着孩子学习，不听话就打。为此，两个小家伙跟我闹得很对立，甚至向我提出抗议：“你看谁家孩子像咱家？整天像看犯人似的看着我们，弄得我们像蹲监狱似的，一点自由都没有！”

的确，我觉得真有些对不住孩子，给孩子的自由太少了。可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没办法，我只能打着、骂着，拽着他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懵懂无知而又十分关键的童年，直到把他们送进高等学府……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如今两个孩子在北京发展得都不错。

说到来北京闯荡，不能不谈到我和贺玉的个性问题。两个孩子在黑龙江都在机关工作，工作都不错。但我们觉得，他们这样下去不会有太大发展，只能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于是，就动员他们停薪留职去北京闯荡……结果，两个孩子都继承了我们运动员的拼搏劲头，工作干得都不错，不仅买车、买房，而且都上了系统的光荣榜……

我从两个孩子身上发现，孩子的可塑性是极大的，他们可以上天，也可以入地，可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也可以成为社会垃圾，就看如何去引导了。即使孩子暂时不理解，甚至和父母对立，都永远不要放弃。他们总有一天会理解的。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七十四节（1）

到工厂以后，我本以为我那颗不安分的心已经死了。

可是，就在这年夏天，全国恢复高考，看到厂里一些年轻人纷纷复习课程准备高考，我这才发现我那颗心并没有死，它还活着，而且活得比任何时候都痛苦。

初试那天早晨，看到别人兴致勃勃地走进考场，而我却趴在考场大门外偷偷地哭了。我清楚记得，那次初试的作文题目是《当我走进考场》……

为了这一天，我曾苦苦地准备了那么多年，可惜，天不助我，生不逢时，我再也没机会走进考场了。

此刻，我多么希望像那些考生一样，重新去选择一回人生啊。可是，时不待我。两个孩子太小，孩子需要我，贺玉需要我，这个刚刚平静下来的家更需要我……

离开考场，我一个人来到铁路旁的丁香树下坐了很久。晚上，贺玉问我眼睛怎么红了，我说打扫卫生迷的。

我发现，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尽管接连不断的挫折把我苦苦追求的梦想，一次次地撕得粉碎，可我仍然像一个天真少年，仍然活在向往未来、向往成功的幻想之中。我心中的激情与抱负仍然还活着，它从来就没有死过。可是，越是活着就越是痛苦，因为它太不现实了。

十多年前，我刚从运动队下来时，也像今天这样彷徨过痛苦过，可那时才十九岁，干什么都来得及。如今已是人到中年，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觉得再也不会有任何机会了。

可是，再彷徨，再痛苦，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

一个底层的小草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偷偷地回味一下，悄悄地舔舐一下心灵的痛苦，把那些不现实的想法藏在心底，成为一个终生的遗憾，一份永久的证明，证明自己也曾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梦想过，追求过……只能如此了。

1979年，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年。

3月初，全国冰球比赛在佳木斯举行，我和贺玉写了一首“八亿人民为你助战”的小诗，发表在《合江日报》上。

这天晚上，我跟贺玉看冰球比赛回来，冻得嘶嘶哈哈的却很兴奋。

贺玉开玩笑说：“哎，等咱俩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去圆咱们的冠军梦！”

不知冥冥之中是否真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在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