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可我们别无选择！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为魔鬼助虐，要么与反抗力量为友，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斯普林特：“不！我绝不能背叛德意志！”
霍夫曼：“可你已经在背叛了！”
斯普林特：“不，我背叛的只是一个希特勒，而不是整个德意志！”
霍夫曼：“可你知道，希特勒并非是孤立一人，他背后有一个曾经包括你我在内的庞大的狂热支持者。如果不是这些支持者在疯狂地助纣为虐，帮他实施着残暴的侵略计划，他一个奥地利的流浪汉，即使有恺撒大帝、拿破仑的本领，也不会把德国推到今天这种绝境……”
当然，最终促使霍夫曼彻底转变的还有越来越严峻的战争形势，以及他那没有泯灭的人性……
当霍夫曼被关押在监狱里，以绝食来拒绝接受审判时，他与金玲有一场深刻的对话：
霍夫曼：“我已经不需要审判了，对我的审判不是今天，而是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审判我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的良心。我的良心很早就开始审判我了，审判我良心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金玲……”
金玲十分惊愕：“怎么会是我？”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节（2）
霍夫曼：“是的，你的每次到来无形中都在审判我，还有我死去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在审判我……现在，我成了德意志的叛徒，比利时的罪人。我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了。我曾引以为自豪的德意志，曾引以为自豪的大日耳曼民族，全完了，全都成了千古罪人，成了人类的公敌……我的国家成了百孔千疮的废墟，我的民族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我这个德意志的将军，死与不死，存在不存在，还有什么价值？我早已一无所有，没有亲人，没有财产，没有自由，我这个死亡之躯，已经不需要任何人的审判了。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尽快解脱自己！”
金玲：“霍夫曼将军，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位令我敬佩的将军。尽管您干了许多罪恶之事，可我一直敬佩您。我觉得一个人无法选择国家，也无法选择时代……可现在，您不敢面对审判，而是用绝食来美化自己！您不敢上法庭，不敢用接受审判来净化您的灵魂，不敢面对千百万被你们残酷镇压过的群众……”
然而在法庭上，金玲却不顾众人的唾骂与谴责，挺身为霍夫曼出庭作证，这一举动使万念俱灰的霍夫曼老泪纵横，连连向法庭谢罪：“法官先生，我对比利时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以沉痛的心情向比利时政府和人民真诚地道歉……”
两个月来，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在我的世界里，跟我的主人公一起流泪，一起焦急，一起欢呼胜利……
我先生除了一日三餐保证我的吃喝，还帮我查阅大量的资料，把我所需要的资料一一筛选出来，供我使用。
自从创作以来，我一个人一直在创作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每当遇到困惑时，总渴望能找到一位名师高人请教请教，可是命运始终没有赐给我这样的机会。
这次创作这部《盖》剧更是如此。我几次想给初次相识的刘扬体先生打个电话，因为老先生在上次会上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对剧本看得非常认真，做了笔记，发言时，并不像推土机那样发表一番破坏性的高见，猛轰一通就完事了，而是对剧本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使我在一片废墟上能找到一份重建大厦的希望，保留一份振作的信心。
但我一直顾虑重重，怕打扰人家，怕大评论家不肯施舍宝贵的时间和智慧。后来才意识到，在《盖》剧剧本的创作中，我最大的幸事就是结识了这位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影视评论家刘扬体先生。我觉得无论他渊博的学识，还是对作品高屋建瓴的见解，无论他对作者的满腔热忱，还是他不媚上、不卑下、不看风使舵的高贵品格，都堪称文艺界的楷模，人生的典范。
这天晚间，我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老先生的电话，老先生温文尔雅而又热情的话语，就像窗外夜幕中的一盏灯光，顿时驱散了我心中的惴惴不安……
“雅文，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来电话好了，千万不要客气。”
于是，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成了我的恩师，成了我《盖》剧剧本创作中的精神支柱。他用渊博的学识和智慧点拨我的灵感，启迪我的思路，丰富着我剧作的内容。
他嘱咐我，对剧中的每个人物，都要找到他行为的思想根基。尤其对男女主人公，千万不要概念化，不要用中国的观念去图解他们，一定要找出他们行为的内在根基。金铃的成长应该随着战争的推进，随着比利时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推进而渐趋成熟，不要一开始就把她写成反战女英雄，写成“高大全”式的人物。她的作为要符合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他说，文艺作品不仅要符合生活真实，而且要符合艺术真实，不仅要符合生活逻辑，而且要符合艺术规律的内在逻辑。他告诉我，德国人喜欢音乐，是音乐家的摇篮，出过巴赫、门德尔松、贝多芬等许多著名音乐家。他让我在剧本里体现这点，这样能增强剧本的文化氛围。在《盖》剧中许多有关音乐方面的情节，都是老先生指点我的。
总之，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恩泽。
2000年12月24日，我按照合同及双方约定，满怀信心地用特快专递给周先生寄出了第二稿剧本，同时把剧本也寄给了刘扬体先生。
12月30日，我从哈尔滨专程来北京听取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可我几次给制片人周先生和央视影视部的A先生打电话，问他们对剧本的意见，他们却说：“你不要着急，等黄健中导演介入以后一起谈意见！”听到黄健中导演接手这部片子，我很高兴，觉得这样的大导演一定能推出一部力作。
阴历二十九这天上午，我捧着鲜花第一次来到刘扬体先生的家。老先生的夫人刘芳老师是一位翻译家。两位满头白发、谈吐高雅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刘扬体先生开口就说：“雅文，没想到你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竟然推翻了原剧本的全部构思，重新创作出一部全新版本的剧本，而且比原剧本有了质的飞跃。这是我没想到的。当时，我还担心你接受不了那么多批评意见，改不好剧本呢。一个编剧要否定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说你当过运动员，我想你这种拼搏劲头，大概跟你运动员的经历有关吧？”
老先生跟我长谈了四个多小时，对这一稿又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对先生和孩子说：“明天，你们找个地方玩去吧。我在家里改稿能安静些。”
先生和孩子都瞪大眼睛，不解地看着我……
我这个人最大的悲哀就在这里，对创作太执著，执著得只长了一个心眼，只要天没塌下来，只要天塌下来没砸到我头上，什么年哪、节呀、生日啊，一概不感兴趣，一概忘得一干二净！
大年初一，先生和孩子都被我打发到密云水库度假村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遵照刘扬体先生提的修改意见，继续修改剧本。
从2000年12月24日交稿后，我每天都抱着热火盆似的心情期待着导演的介入，期待着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从元旦盼到春节，从隆冬盼到春暖花开，苦苦盼了三个多月，一直盼到2001年3月29日……
“黑色星期五”——把我推到生死边缘
有人说：生命可以承受无边的苦难，但承受不了无足轻重；生命可以承受贫病交加，但承受不了同类的冷落；生命可以承受失败，但承受不了尊严的失却……我也要说：生命可以承受无尽的苦难和付出，但却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轻蔑！因为人格、尊严、权利是一个人的立足之本。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一节（1）
2001年3月29日——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黑色星期五。
四天前，我把修改后的又一稿剧本交给周先生以后，跟先生一起来到南戴河放松几天。
这天，天空晴朗，阳光明媚，一派万物复苏的景象。我刚从拼得天昏地暗的屋子里走出来，来到海滨，漫步在银白色的沙滩上，眺望着浩瀚的大海，心情感到格外舒畅。
可是，一个电话却突然结束了一切……
下午四点三十分，忽然接到制片人小C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要立刻见我。我问他明天行不行，他说不行，今天必须见我。没有火车，我只好乘最后一趟大巴连夜赶往北京，到北京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
此刻，我的心就像长安街的灯火一样，一片灿烂的明亮。我想一定是剧本有了结果，也许明天要讨论剧本，也许要我再修改一下……
总之，我怀着满腔热情走进了曾签约的奥斯凯宾馆207房间。可是，小C的第一句话却像当头一棒：
“雅文姐，央视影视部说你的剧本不行，必须另请他人修改，否则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
我顿时傻了！
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因为制片人一再告诉我，让我不要着急，让我等待导演介入一起谈意见，可现在……
我问小C：“为什么制片人一连三个月不提一条修改意见，而是以等导演介入一起谈意见来欺骗我？为什么现在突然提出我要不同意他人加盟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C说：“雅文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传达剧组的决定。你要不同意他人修改，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这部电视剧就要泡汤了！”
我无法接受这个要挟性的条件。再说，他们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可总不能不考虑双方签订的法律合同吧！
我和潇湘电影制片厂签订的剧本转让合同明确约定：我是独立编剧。没有他人加盟修改的条款，更不存在央视立不立项的问题。后来我的律师庄铁言先生也指出，双方的合同并没有约定由央视影视部来审定剧本及央视立项的条款，潇湘电影制片厂在履行合同中无权单方变更条款，双方应按照合同来审定剧本。
我想，即使剧本需要修改，也应该告知我。这是法律赋予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影视创作的惯例。如果他们早提出修改意见，这三个多月我早把剧本改完了。可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为什么要以导演介入欺骗我，最后又以央视影视部不立项来要挟我交出修改权？我觉得我的权益和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我对小C说：“我是跟潇湘电影制片厂签约，我只应该对潇湘电影制片厂负责。央视影视部立不立项跟我们的合同没有关系！”
小C说：“雅文姐，人家央视影视部投资，就得听人家的嘛！你就同意了吧，反正你还是编剧，加盟的只是改编。”
“那我跟加盟的编剧一起修改剧本可以吧？”我觉得这样有利于剧本的修改。
“不行！”
“为什么不行？这是我的剧本，为什么我跟加盟者一起修改都不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传达剧组的决定……”
我问他：“你们准备请哪个编剧来修改剧本？”
“我也不知道请哪一个，这事由央视影视部说了算……”
他在撒谎。其实就在3月29日找我谈话的这天上午，小C代表潇湘电影制片厂和剧组跟赵女士已经签订了修改《盖》剧本的合同，上面有小C的签名。这是两年后我在法庭上见到的。这也是小C为什么当天必须要见我的原因。
我跟小C谈了五个多小时，直到凌晨四点，仍然毫无结果。小C提议先回房间休息。他回房间休息了，而我却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痛苦、最难熬的一夜……
一个出身贫寒、从底层冲出来的小人物，闯到今天不容易，闯出来一个机会就更不容易了。所以签约以来，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认真地修改剧本，跟大家合作得很愉快。我热情、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周先生和小潘去哈尔滨吃住都在我家里。我和先生热情地招待他们，临走还给他们带一堆好吃的。周先生说要开新闻发布会，让我把三十多张钱秀玲的照片底片寄给他。他们却弄丢了五张最珍贵的底片，给我造成了巨大损失。小C说，准备由我带制片人和导演去比利时选外景，让我跟钱家人联系。我则多次给钱宪人先生打国际长途、发传真，帮制片人牵线搭桥……
我找不出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里，却想起朋友多次提醒我的话：“雅文，你可要当心，千万别再发生儿童电影那种事……”
现在，我不能不想到几年前那部儿童电影了……
几年前，我编写了一部滑冰题材的儿童电影剧本，电影局通过并下发了准拍证。这时，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省电视台台长在北京黑龙江宾馆一起找我谈话，说中央某影视部门同意投资这部儿童电影，但提出一个条件，有人要挂名编剧。领导说为了单位的利益，希望我能同意这个条件。在我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从没遇过到这种事，但为了单位的利益，也只好违心地同意了。可是，他们三折腾两折腾，电影开拍了，居然把我的编剧署名弄没了，变成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明明是他们求我来搭我的车，最后搭车者却把我一脚踹下车去，简直不可思议！后来，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出面干涉，制片方才不得不把我署为第二编剧。省委宣传领导说：“明明是我们黑龙江作家创作的作品，为什么要让一个外省作家署名？”后来，我只好调离了这家影视单位。
我对影视圈涉足不深，不知影视圈的水深水浅，更不知在“嘻嘻哈哈”的背后，谁跟谁是哥们儿，谁跟谁是老铁。我无法断定这件事对我后来的影视创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要知道，影视界的圈子本来就不大。现在，我不能不想到在儿童电影中的遭遇，想到那些摸不到、见不着、却起着关键作用的潜规则，想到小C说的那些话……
总算熬到了天亮。七点钟，我拨通了央视制片人A先生的电话……
我和A先生本来是朋友，彼此说过好多心里话。出国采访前，我曾以朋友的身份请他帮我论证《盖》剧题材的可行性。他也曾找过投资方但最后没有成功。我跟A先生谈过儿童电影受委屈的事，并希望他从中斡旋，�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