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闲来无事，去看看人家玩老虎机吧。我知道自己有女人缘，便专拣男人玩的地方不去，径直来到一个从外表看各个方面都符合坏女孩标准的机器旁。只见这个金发碧眼的姑娘穿着无袖掉带衫，嘴里叼着香烟，台子上放着几瓶啤酒。假如她手气不顺，输了银子，我这会正好有钱花不出去呢！我想她见我过去，一定会很热情：“早晨好”！
“我很好，你呢”？我赶紧回应。
“你是从中国来的吗”？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们中国现在富起来了吗，来这里的人很多”。
一想到这些，便来了精神，找把椅子在她旁边坐了下来。屏幕上不停地变换着数字，我也不知输赢，但女孩不停地交替吸烟与饮酒，脸上且阴云密布，并越积越浓。看样子那天，她是真的输了，我在她旁边坐了20分钟，她竟然象没看见一样，没有回过一次头，更不要说跟我打招呼了。
由于我腰痛，所以不敢走得离酒店太远。路上碰到一个从香港来的女孩，问我：“会说国语吗”？她告诉我自己在拉斯维加斯读大学，着实让我吃惊不小。“这里还有大学”？看样子是该我改变对拉斯维加斯看法的时候了。没有美国人认为不到拉斯维加斯不算到美国的。只不过这座建在荒原上的城市，由于特殊的经营方式才享誉海外，宾客满棚的。你随时看一下天空，总有几架飞机在起降，繁忙程度可见一斑。新的市政中心将在2010年底竣工，那里倒有一点深圳的气息。相信拉斯维加斯每年的税收数目可观。就像武则天的墓要不要挖一样，我们有关要建不建赌场的讨论酝酿得太久太久了。我的意见是：建！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进展，就选在青海的某个荒原上，把她变成中国的拉斯维加斯，世界性的娱乐城。这样也好，泽民建浦东，锦涛建新港，近平建什么？赶快起个名字！
两次误入教堂
刚来的时候，为尽快提高英语听力，凡有学术活动，不管什么内容，那就一个字参加。那天，忽然收到李军的email，说是周日早晨有台湾来的已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并经常去大陆讲学的陈教授来讲人生，问我愿参加否。我回复当然愿意。星期天早晨，李军来pick me up。到了才知道，学术活动其实是教堂活动，而会场与其说是教堂，倒不如说是一间会议室。由于资金还短缺，中国人在那里临时租了一间会议室作教堂。满屋子大约有30几个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中国人挤在一起。陈大师说的是中文，他一边讲着耶酥如何教诲人生，还不时插进一些中国故事和他近年在中国的见闻，少有贬低之意。中间还有美国大师过来在钢琴伴奏下唱诗歌。陈大师不时让听众起立，共背颂词和说阿门，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低头了，什么时间该说阿门了，稍显笨拙。最后，美国人走了，在场的中国人稍显得有点乱，陈大师不时以自己不久才失去爱妻而悲伤，并为漆下三个女儿祈福而说词。因此，请虔诚者，有陈大师带来的布道光碟可买；另一位矮女人在琴声中泪声俱下：“万能的主啊，我愿为追随你的信仰而死而后已”。要不是等着宗教活动结束后有免费面包提供和等着李军送我，我是万万不能呆下去了。事后，我告诉Ron，教堂活动很Boring（另人厌烦），他有些不以为然。我想如果说毛泽东曾对一个德国青年的奇思妙想深信不疑的话，那么这些远离亲人流落他乡、缺乏交际寂寞难耐的中国穷人和富人们在代为他们受过的圣子面前无休止的赎罪和忏悔成了他们永远的精神寄托。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已吃完了晚饭（其实就是一块鸡肉三明治，一个鸡腿和一个苹果），正在看电视。忽听敲门声。从猫眼一看，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女郎。顿时来了精神，不想美国也有这服务，赶紧开门去。
“Ron和我请你晚上一起去吃饭，你吃了吗”？Tracy问。
别以为美国人见面也问你吃了吗。我想他们一定是临时想起那个可怜的中国男人在周末只有电视机和电脑作伴时，才有了这个主意的。因为已经较晚了，所以那不是一句问候语，而是真的问我吃了没。
“我吃过了，但我愿意跟你们去玩”。我的一个在中山大学当教授的同学告诉我，他每个周末都要带夫人和孩子去外面吃一顿。Ron虽然只是个condo经理，但人家美国人浪漫。我想一定是象上次带我跑一圈子看饭店一样，Ron请她夫人吃饭，我跟着了解一下风情也很好。
Ron开车，径直把我和Tracy拉到了一个小型的西式教堂，不到20个人，大部分是美国人。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韩国来的小妹。她们俩全然没有近年来在中国不断走红的女韩星那样的美丽与动人，到像是从上海来的女博士。看样子，韩国的漂亮姑娘也不爱读书。
一听我是从中国来，牧师自我介绍说，他2年前因侄子在苏州工作而去过那里2个星期，对中国的印象那是一个好。在教堂，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相互介绍着，各自抒发着。这里是结交朋友，互相帮助的地方。所谓吃饭，是各自从家里带来一道菜（食物），大家一起吃。不用组织，品种倒也齐全。有主食、各种冷盘、色拉、点心和水果，自助餐具，一应俱全。吃饭开始了，牧师先祈祷，中间不时有人上台前，让大家在饭桌前跟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说个自己的小笑话或其它。Julie说着她的故事，自己笑得前仰后合，我也听不出笑点在哪里。我问Ron，这些要事先准备吗？他说不，只是装在脑子里的，说出来就行。我不仅是有语言障碍，还真不知道我肚子里的什么故事讲出来能让美国人笑。手机上经常收到的那些黄段子是断然不能讲给他们听的。 。。
中国人在美国
我把到过美国的中国人分成五种。第1种是当官的和专家，他们在美国的行程大约2…3周，主要任务是旅游和购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点都不习惯美国的饮食，自然也会不了两句英文。他们的一切行程由旅游公司安排好，住大酒店，坐会说国语的司机开的旅行车，到Chinatown吃中国饭，听会说国语的导游介绍名人逸事，地域风情，到各种景点去拍照。他们的一切消费有公司承担，留下自己的钱去疯狂地购物，追求各种名牌和档次。他们的衣着和举止一看就知道是从中国来的。在国内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他们会大言不惭地说，我这次去美国参加了美国第326次××学术年会，其实他只是在会场外面拍了一张照片。这种人与其说到过美国，不如说是增加了个人的旅行行程。他们对美国文化视而不见，还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好的不好的东西留给了美国；第2种人就像我这样，短期在美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由于国家财力的增长，通过各种各样途径由政府和集团资助来美国的人正在不断地增加。由于经济陷入不景气，美国人也许也何了而不为呢！所以，签证很方便。这些人对美国的一切生活都有新鲜感，除了正常的学习和工作外，他们热衷于去教堂洗脑、去人家作客、去代表典型美国文化的场所转悠。英语不过关，听学术讲座一知半解。当有中国人纠正发音时，他们往往很反感。而美国人一般听懂为算，偶有重复你的话（算是一种纠正吧），往往很感激，并牢记不忘。这种人由于不与美国人发生真正的雇佣关系，涉及不到厉害冲突，对美国的了解仅限于皮毛；第3种人是在美国生活了3…4年然后回国的人。由于他们已与美国人发生实实在在的雇佣关系，因而对美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由于他们在美国时生活得还是比较艰难的，要工作养家糊口，可能并没有多少旅行的经历，也没有多少时间学英语、阅读和看电视，英文水平掺差不齐，所以对美国的印象难免有片面的地方。有些人甚至一直生活在自己想象的封闭空间里。但他们身上贴了一层金，不管在美国有没有成就，但回国后那都是见过世面的人，往往被委以重任。第4种人是在美国生活了10、20年的人，他们已经取得了permanent resident资格，就是加入了美国籍。他们也许是我要重点谈论的一群人。这些人一般都通过了正规的Tofel和GRE考试，因此英文都过了关。但第一代移民的中国腔英语是永远改不掉的，他们说的英语明显比美国人说的好懂。这些人在自己已是美国人的优越感与生活的单调乏味中游移而往往找不到北。他们的生活轨迹比较清晰，就是家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回家。他们走在路上的表情黯然，穿着普通。我估计他们每天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一共也说不了几句话。长期的压抑使他们已经对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兴趣。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单一，在一次次实验失败的成功后，换来的是一次短暂的论文发表的喜悦，然后是再一次次的失败和成功。他们发表了再有质量的论文也不是为了评奖评职称，只是再找工作时方便些。因此，不管在美国呆了多少年的人，从这个州跑到那个州是常有的事。尽管他们家人之间也有小的矛盾，但他们的婚姻非常稳固。夫妻俩个人相依为命，互为依靠。他们早餐一片面包，一杯牛奶，晚餐才是家人的一次聚会。中午，大多数中国来的美国人聚集在能热饭的咖啡屋里欢快地吃着他们各自从家里带来的水饺和米饭，尽情地用中文大声地谈论着，享受着一天里这唯一的一次属于他们的欢乐。两个美国人在我身边说话，要是不专心听，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而这些中国来的美国人说的中国话，在走廊的尽头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的英文什么时候要是能达到这种境界就好了。他们处在封闭的环境里，相互提醒着downtown（市区）不安全的经典故事。“有一个送外卖的中国来的小男人，在遭到黑人抢劫时反抗被刀拥死了”。王红告诉我，她从未去过downtown。这些人不可能到市区的酒吧和舞厅去潇洒，更没有心思去泡什么洋妞。
我没有机会接触第二代中国籍的美国人，但可以想象他们也许是最痛苦的一代，从电视中可以看到一点影子。他们生长在美国，接受的是正宗的美国教育，他们也许不会说中文，不吃中国饭。在马路上碰到中国人，他们从心底不想承认与其同根共祖。这时，他们更有美国人的优越感。但他们回到家里不得不面对说着中文或蹩脚英语的父母。在美国人的圈子里，他们又显得那么的另类。在谈情说爱和工作方面也许有不为我们所知的忧伤。
既然这些中国籍的美国人（Chinese…American）过着沉闷的生活，为什么不选择回国呢？第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为了孩子。人在美国工作，他们的孩子享受着共产主义的美国教育，一间教室里只有十几个孩子就读。早晚有校车接送，中午在学校免费或交很少的钱就餐。而在合肥的小学里，我儿跟几十个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读书。孩子稍有不老实，还要被老师罚站。这还不算，最近政府为了解决农民工孩子就读难的问题，还要在我孩子的教室里再挤几个孩子进去。也罢，我要是没考上大学，说不定我孩子还要去挤人家城里人孩子的坐位呢。
中国人为了孩子读书可说是用心良苦。当我看到郑州的一位老大爷踏着厚厚的积雪送孙子上学的图片报道后，不知是想哭还是坏毛病又犯了想骂人。可怜的记者呀，你的真善美的标准怎么就那么的落伍，老大爷老实，你毕竟是有过文化的人，为什么不告诉他，今天孩子原本可以不去上学的呀，网络、电视都可以教他们学习，至少不需要在下雪天去赶那个急呀！学校老师也应该短信通知学生今天停课。
中国人一旦离开了美国，就按普通的外国人对待，孩子在美国的就读费用是非常高的。在美国上小学和中学的中国孩子，一旦回了国，那就一个字“跟不上”。不是有人不得已回去了，他们的孩子考不上中国的大学，又交不起美国大学的学费，只好去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吗。第二，那是太清楚不过的了，即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职位。你看清楚了，是职位而不是工作。这些人有了要价的资本，他们本该是教授和博导了，但他们在国内找不到可以让他们当博导的位置。我是办杂志的我知道，你说今天中国的博导认不全26个英文字母那不真实，但你说大部分道貌岸然的博导不能正确地阅读理解英文文献，也不能正确地译出一段论文的英文摘要，那个千真万确的。可总不能因为这个该死的英文就让他们把位置拱手让给那些海归吧？“你在国外厉害，回国不要几年不也跟我一样吗”？多么有道理。你还会为看了一个在密希根大学工作，并在science上发表了重要论文的留美博士孙爱武流落在北京街头找不到工作的报道而奇怪么？！第三，也有致力于献身科学的。他们在美国人提供的优良的实验条件下游刃有余，徜徉在对未知世界不断追求的海洋里。
“中国这几年有些进步，但跟美国（的科研水平）比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整天求爹爹拜奶奶的。而在美国一旦申请到科研经费，就由你自己决定怎么花，一想到这，我就不愿回去”。从中国科学院来的蒋春秋如是说。
也许我们的管理者又一次想不到，烦琐的申报、审批、报销手续与落后的实验条件一样让莘莘学子再一次对美好的祖国望而却步。你也许会反对，那钱学森怎么回去啦，原子弹怎么造出来的（抱歉，钱老不是搞原子弹的）？但你知道国家在那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给了那一代科学家什么样的物质和科研保障吗？中国人可以在一周之内建一个小汤山，但热情之后是无限的迂腐与官僚。君不见现在的领导，脑子一热许下优厚的条件引进人才，但一旦人来了，又按部就班，使人才慢慢地变成人，再慢慢地变回到庸才去。
我们是否可以改事前经费预算为事后审计制度呢？由于市场的变化和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原因，要在实验前准确地预算出本研究要花的钱确实有点难。同时，中国的科研经费下拨还受到不正常的舆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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