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巨匠的一生:鲁迅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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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巨匠的一生:鲁迅画传-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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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早晨便匆匆北去了。  到了北京,便立即写信给许广平,报道母亲稍愈的消息。此间,许广平也都不断给他写信,劝他写小说,或者玩玩,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温存。往日的朋友,待他很好,使他深感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到的。但是,许羡苏已走,许寿裳不在,而许广平此刻也只能作纸上谈,内心是寂寞的。比起三年前的一次,显然少了那一份欣悦,而多了中年以后的怆凉。  在京居留期间,他什么也没有写成,惟一的成绩或许仍是演说。他一共讲演了五次,在北京大学,在辅仁大学,在女子文理学院,在师范大学,在中国大学。听讲对象全是青年学生。关于讲演的盛况,报章揭载说,“在各大学演讲,平青年学生为之轰动,历次讲演地方均门碎窗破。自15年后,此种群众自动的热烈表现,惟东省事件之请愿运动差堪仿佛之。”  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讲”。  所讲还是文艺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政治问题是透过这些貌似纯文化问题来表现。他指出,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是不错的。他对中国文学有一种很独特的分类法,就是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两大类。前一种是帮忙文学,但既帮忙也就得帮闲,帮闲文学实在也是帮忙文学。至于后一种虽然暂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心存魏阙,毕竟是一家子。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便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时,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目下的文化人大谈女人与酒;岂吉兆哉!在此,鲁迅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  回顾几年来革命文学演变的历史,鲁迅指出,在专制统治下所谓“革命文学”是怎样成为“遵命文学”的。这里说的遵命文学,完全不同于他对自己在“呐喊”时期的创作的统称,而是指受官方保护的文学。他说,有几类人物是值得特别研究的:其一,胆小而要革命,如叶灵凤之流。其二如张资平之流,大讲马克思主义,其高超处使人难以理解,又绝非实际所可做到。这样的革命文学,其实仍是遵命文学,还有,便是“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对于时代变迁中的旧道德,旧法律,旧制度毫不顾及,表面上仿佛很纯粹,实则也是遵命文学。他说,目下的作品,很难代表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多为劳苦大众,以他们的思想和文笔,都不足以构成文学。中国到底有没有无产阶级文学,哪些才能算是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怎样估量它们的价值?至今,他仍然没有中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肯定的是,在五四的“文学革命”,即西装先生的“皮鞋脚”胜利之后,下等人的“草鞋脚”要插进文坛;它遭到霸占文坛的“皮鞋脚”的拒绝,这也是当然的事。  关于知识分子,他分为新旧两种。他的所谓“新”,并不包括浮游于社会上层的部分。新知识者立足于现实,在实际斗争中寻求自己的艺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自私,然而他的事业既然同大众结合,那么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单单为自己的了。他指出,所谓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存在,至少得有一个可以容纳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可是,在中国这块历代专制的国土上是连半点空隙也没有的。所以,要赢得自由和独立,就必须正对权势者,如果力图避开权势者的注意而奢谈什么“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为艺术而艺术”之类,倘不是幼稚或浅薄,那么简直就是欺骗了。  谈到新兴的未来派艺术,他的评说也很独特。他说,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不过人家欧洲是不管看得懂看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文学,虽然看不懂,却是拼了命的。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的例子,老是做戏似的,常有新主义而货色照旧。他说还有一点希望,就是:作者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又不可放的太大。譬如文学,徜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一说及中国社会,说及压迫和被压迫,就不行了。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如月界,天际,可又没有危险了。他告诫说,不要只注意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  '返回目录'  

救亡与启蒙(3)
最后一次讲演,题目是《文艺与武力》。他说,凡是叫喊自由和反抗的文学,统治阶级一定要用武力加以压迫。但是无效,于是使用麻醉政策,收买一些无耻文人,用文字加以粉饰。不幸文学是社会的,不是几个人的,这就不免仍然有不平。既然麻醉也无效,恶性循环,只好又诉诸武力了。他又说,言论与文学,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国,均屈服于统治阶级。所以,争取言论自由,与努力于新文学建设,实在是文化人当前的急务。  北京、上海、南京,还有各地方的报刊,纷纷报道鲁迅返回北京的情况,期间夹杂了不少流言。有说他受了不愉快的压迫才悄然北游的,有说他负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说他“卷土重来”是为了做教授的,等等。然而,这些于一个战士丝毫无损,他所关注的,惟是现实社会中的抗争。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进攻山海关,接着进犯热河。国民党军队在热河的20万驻军不战自溃,致使关内大片土地相继沦亡。  民族危机非但没有缓解阶级矛盾,反而给统治者造成加强控制的机会。国民党政府除了继续出动军队围剿中央苏区以外,仍然以通缉、绑架、囚禁、酷刑、虐杀对付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压制知识界中反党治和其他反内战的运动的同时,强化党化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在“训政”的招牌下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对于大独裁者来说,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专制主义的一种点缀品或代偿品而已。  经过将近半年的酝酿和筹备工作,一个以保护及营救###以及争取公民权利为职志的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2月间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  孙中山的###宋庆龄,以她在国内的特殊地位、天才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以及业已形成的国际声望,成为民保盟的执委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鲁迅应蔡元培邀请入盟,补选为执委。  比起左联,民保盟是一个具有更鲜明政治色彩的组织,但它只是争取民权,不专为一党一派效力。既然民保盟保障的是被政府定罪的人的人权,是整个社会进化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这就规定了它与专制政府处在相对立的状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在加入左联之后,仍然参加了民保盟。  民保盟自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其中,如营救牛兰夫妇,营救陈独秀、彭述之、黄平君等###,营救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罗章龙、陈赓等共产党人,营救许德珩等教授学生,抗议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调查南京监狱状况,帮助国民御侮自救会,声援各地维护民权的斗争,抗议德国希特勒派###的暴行等等,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鲁迅自始至终参加民保盟的斗争。对于平常的###,包括左联的会议,他是不出席的,但是只要接到民保盟的开会通知,一定先期而到;对于一般事务,尤其牵涉到人际关系的,他并不善处置,而民保盟分派给他的事务,却办得整整有条。随着政府方面的压力,总盟和分会的十多个执委有的转向,有的消匿,有的敷衍应付,到5月间往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时,骨干分子已经不超过四五人。鲁迅自然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5月14日,国民党特务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稍后,应修人到丁玲家联系工作,被特务从三层楼的窗口摔下而牺牲。  由民保盟等人发起数十名文化人共同签名,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部长罗文干发出营救丁、潘的电报。同盟还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募捐和营救工作。文化界组织了“文化界丁潘营救会”,发表《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要求惩办非法绑架的幕后策划者。左联发表《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对此加以揭露。国际知名人士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继发表了声明。  丁玲的失踪使鲁迅感到特别悲痛。但是,他没有在所有有关的宣言上签名。他知道,屠伯是决不会分神于抗议的;对于一个专制政体,什么宣言都将不起作用。他根本不愿意向政府乞求什么。  这样,剩下来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倍工作。鲁迅首先想到的是出版丁玲的书,让丁玲的作品得以最广泛的流布!丁玲失踪后的第三天,他找到郑伯奇,建议良友公司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并且吩咐尽快出书,出版后还得大做广告。他亲自查明丁玲母亲的详细地址,告诉良友主编赵家壁,得将丁玲的稿费分期分批寄出,以免被本家侵吞。  紧接着丁潘失踪,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上海的事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枪杀了!  鲁迅与杨铨的接触,始于民保盟成立前后。每次开会,杨铨总是事先写了便条,请人驱车把鲁迅接到会场,会后则由他亲自陪送。接待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时,两人的接触稍多,还曾合影过一次。对于这位热血男儿,鲁迅是有所了解的。他曾经这样对人说过,杨铨本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至于要同情共产党,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说起杨铨被害的情形,他认为,汽车被打烂,人被打死,而小孩子未受伤,可见杨铨临危仍然是清醒的,才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对于杨铨临死时所表现的镇静的态度和人性的流露,赞叹之余,深表痛惜之情。  在杨铨入殓的当天,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走前不带钥匙。他准备好了一切。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救亡与启蒙(4)
送殓归来,晚上写了一首七绝: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过了一周,他又做了两首旧诗,自抒怀抱,其中一首云:  如磐夜气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玲失踪和杨铨之死,有如两块大石压在心头,久久不能释怀。  在此期间,谣言四起,各处风传杨铨被刺后,接着又将杀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了。有一份报纸还披露了一份“钩命单”,每个名字下面都注有执行行刺任务的特务的代号。鲁迅和杨铨名下的代号完全相同。鲁迅在信中还颇幽默地说:“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不过他认为,其中至少有一半的恫吓来自“文虻”。还在丁玲失踪后不久,一连五六日,都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支店询问他的住址。他估计也无非是文人所为。但是,恐怖无疑是存在的;所以在信上,也便有了“艰于行路”、“不能公然走路”的话。  当此“中国式的法西斯”流行之际,仅有六七个弄笔之徒名列“该死之榜”,也不必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的罢?“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在给山本初枝的信里,他写道:“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杨铨死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便告中止,经过大半年的反抗与挣扎,终于无声无息地解散了。  1933年是一个特别严峻的年头。  从这时开始,在鲁迅的文字中,不断出现“文网”的字眼。其实,“文网”除了从删改、禁毁作品直到通缉等来自官方的干预手段之外,还有文人为同行设置的陷阱。鲁迅本人即陷入了上海滩文人——他称为“狐鼠鬼蜮”、“小虻”、“富家儿的鹰犬”、“无赖”、“覆面英雄们”——的恫吓、诽谤和攻击之中。  自北京回来之后,便有小报登载消息说鲁迅要出版一本新著,名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所谓“三嘘”的对象是:梁实秋、杨人、张若谷。考其出处,原来是在一个饭店里,在家闲谈到几个人的文章时,鲁迅曾经说过: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的。这时,同梁实秋的论战已经过去,至于张若谷,实在连“嘘”的资格也没有;三个人中,杨人或者还有值得一“嘘”的必要。  杨人早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太阳社成员,后来加入左联。1933年1月,他公开发表“脱离政党生活”的自白;2月,在《现代》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宣称“自由”地站在“政党生活战壕”之外,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分明扯起“自由人”的旗子,背叛了革命,却仍以“革命”标榜自己。早在1930年,他便化名“文坛走卒”,造谣说鲁迅“拿到当今国民政府###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大开汤饼会,庆祝海婴周年生日,不料引起郁达夫对亡儿的记忆,顿时伤感起来云云。大学院的钱是拿了的,但并非“奖赏”,当然后来到底被###裁撤了;至于“汤饼会”之类,更是无中生有。对此,鲁迅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杨人的自白出来之后,才作文加以揭露。然而,杨人逼人太甚,又发表《给鲁迅的公开信》,说鲁迅以诸葛亮自居,把无产阶级大众都当成阿斗。信中还说鲁迅向他放冷箭,而他实际上又如何为鲁迅的老态而惶恐,如何“出诸至诚”云云。  鲁迅终于写了一篇《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他认为,答复的必要,是因为杨人不失为一个类型,事关革命和社会,“个人倒还在其次”。  对于杨人,信中称作“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以同“奸商”相区别。在《伪自由书》后记里,还对杨人一类革命小贩有过很深刻的批判,说:革命文学者,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以各种理由,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杨人不甘沉默,结果成了叭儿。  鲁迅因为接待过萧伯纳,还遭到文学社同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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