せ帷IT商学院教授，前IMF首席经济学家Simon Johnson在听证会上指出，因为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美国就停止在人民币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是错误的。他认为不用担心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威胁，因为中国减持美国国债后，只能转持其他美元计价的资产别无选择。不论中国是购买其他美国机构发行的资产，还是购买以美元计价的非政府组织发行的资产，或者购买美国股票，都对美国有利。他认为中国威胁出售国债“最多是虚张声势”。
现在中国重启汇率机制的改革，采取了不同于上次对美元单边升值后仍然挂钩美元的做法，而是合理调整储备货币比重的比例，减持美元计价资产，增加非美元计价资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一揽子货币形成机制，逐渐摆脱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纠缠和人民币汇率的“被操纵”的尴尬。我们相信中国渐进出售美国国债，并非想威胁美国，而是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汇率机制的改革。
经济下滑无忧 内生动力可喜
日前统计数据显示虽然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可能低于前面两个季度，但大部分指数降度都有所收窄，5、6月份PMI数据显示的经济下行态势已经逐渐放缓，并有逐渐趋稳的态势。就业指数上升和生活消费品库存指数下降，显示经济内升动力逐步增强，也支持经济下滑态势的趋稳。产成品库存指数下降，去库存化的风险减小。结构调整的效果在新订单中显示比较明显。我们认为，大多数指标下滑幅度明显收窄，传递经济增长下滑态势有趋稳的信号。宏观政策不会有大的方向性改变，利率上升的压力不大。
主要指标降速放缓
生产指数下降显示三季度经济增长继续放缓。7月生产指数下降，下降幅度较大。不过生产指数是滞后指标，实际上是对前期领先指标的印证。生产指数下降是与前期PMI放缓的数据和库存指数等领先指标发出的信号是一致的。PMI数据5月和6月连续两个月下滑，已经预期未来三个月生产活动放缓。同时6月产成品库存指数上升，库存增加生产减少是必然的结果。所以生产指数下降是符合预期的。PMI连续两个月较大幅度下降的累积效应是生产指数降幅较大的原因。第三季度的第一个月生产活动放缓，显示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将像预期那样有所放缓。但是我们认为放缓态势趋稳。
7月PMI继续下滑但下降态势趋稳。PMI综合指数较上月下降，连续三个月下降。但是与前两个月的下降幅度比较，下降幅度已明显放缓。而且指数仍然在50％的临界点以上运行，PMI指数调整开始趋稳，经济增长下行态势也应该随之趋稳，经济大幅下滑大大弱化。
产成品库存指数下降去库存化风险减小。7月份产成品库存指数为，比上月回落。产成品库存指数下降显示未来去库存化和投资增长下降的风险随之减小。从产品分类来看，原材料和能源，生活消费品类低于50％，分别为和，说明库存指数下降主要由原材料和能源以及生活消费品类库存下降影响。原材料与能源库存下降说明动力需求上升，是经济活动活跃的表现。生活消费品库存下降，说明消费需求旺盛一般消费品过剩形势有所改善，政策对消费支持效果显现。产成品库存指数的变化减少了未来大规模去库存化导致投资大幅下降的担心，进一步弱化了经济增长下行的风险。
内外需降幅收窄
反映内需和外需变化的订单指数显示内外需的下降幅度都有所收窄。
新订单指数回落幅度缩小内部需求下降态势趋稳。本月新订单指数为5，比上月回落个百分点，降幅较上月缩小个百分点，消化态势明显放缓，显示内部需求也逐渐趋向稳定。20个行业分类指数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纤制造及橡胶（25525，，）塑料（10600，，）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指数低于50％。这些属于能源消耗较高，环境污染较严重的行业，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这些行业的订单指数下降较大，应该与产能过剩以及节能减排的相关政策的调整有关。不过综合指数窄幅下降，显示内部需求下降正在较快地趋稳，并没有进一步恶化。
出口订单指数略微回落外需市场恢复弱于上半年。7月新出口订单，比上月窄幅回落。受去年年底开始的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还有贸易多元化，与新兴市场逐渐贸易的扩大，都推动上半年出口订单指数较大幅度上涨。但是因为恢复基础并不稳定，全球主要是短期订单。下半年受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恢复态势不稳定的影响，外部需求较上半年有所放缓，出口订单出现下滑。不过7月份的下滑幅度较6月份的明显缩小。虽然全球充满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美国的高失业率可能较长时间拖累经济增长的恢复，外需市场的恢复态势也呈现逐渐稳定的态势。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增加
最值得乐观的是部分指标显示了经济平稳增长的内生动力在增长。
就业指数上升显示企业处于扩张状态。7月就业指数上升，是PMI分类指数中唯一上升的指数。就业指数上升表明企业劳动力需求旺盛，显示前期各地工资上涨完全符合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也说明第一次收入分配机制存在改革空间。就业指数上升也显示经济仍然处于扩张状态，与PMI数据仍然在50％临界线以上运行传递的信号一致。
就业指数是衡量经济增长有效性非常重要的指标。与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比较，我们的经济增长都高于周边国家。但我们新增就业增长大约是1％，低于其他三国的分别2％、和的增长。不能创造相匹配的就业机会的高增长属于低效率增长。就业指数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逆向上升，是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企业活动活跃和内生活力增加的一个重要表现。
中国可以应对资本的大进大出（1）
像我们前期判断的那样，美元贬值态势开始发生变化。美元与亚洲各国货币的关系正在发生与1997年相似的变化。 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亚洲各国的经济都在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困扰， 已经在非常脆弱的危机边缘，越南资产价格泡沫的”率先”破灭发出了警号。亚洲金融危机的触发因素是资本的大规模流出。如果美元走势变化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出，可能像亚洲金融危机一样， 再次引发一场泡沫破灭的经济危机。 中国是否能够很好地防止资本的大进大出， 是能否再次幸免遇难的关键。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资本的大进大出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防止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必要研究亚洲经济危机前后资本流向的变化， 特别要注意一些与近年来亚洲国家的资本流向变化相似的危机环境和条件，对加深危机认识和有效的防范，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注意到三个方面可能引起资本的大进大出， 进而引发经济危机的现象。
首先， 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的资本流进流出与美元汇率密切相关。
数据显示，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 美国经济低密，美元的有效汇率持续下降。正是在这一段时间， 新兴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有一轮长达五年的资本流入时期。90年代中期美国新经济开始发展，美元开始升值， 新兴市场的开始资本快速流出， 资产价格泡沫迅速破灭， 爆发了亚洲经济危机。
2001年， 美国新经济危机和时间的影响， 美国经济金融周期调整。，美元开始对主要货币持续贬值， 2003年新兴市场的资本开始再次大规模流入， 而且超过90年代的流入规模。在这一轮美元贬值的阶段，中国也在2004年开始大规模资本流入。这次美元走势再次反转， 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向会不会改变， 什么时候改变，亚洲会不会再次爆发经济危机 这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虽然中国是第一次经历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还没有经历过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冲击。根据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和亚洲经济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中国经历的这一次的资本流入与美元贬值同步的事实， 在美元走势开始发生变化的微妙时刻，我们应该密切关注流入中国的资本的动向。
其次， 资本流入有一个相对缓慢的积累的过程， 但是资本的流出的特点，第一是快， 第二是规模大 。
亚洲金融危机， 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持续5年之久， 但是在危机爆发是前后，96…97年之间， 泰国资本流出占GDP的15％； 韩国的资本流出占GDP的9％。 亚洲国家在危机前，资本流入平均占到GDP的， 但流出的比例大大高于。一旦资本发生流出， 流出的规模有可能超出流入的规模。特别是发生恐慌性的资本流出， 无异于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加速了危机的扩散和蔓延， 使亚洲奇迹一夜消失，十年的经济发展瞬间化为乌有。极大地加剧危机的对本国和整个东南亚的影响。
墨西哥有资本大规模流出引发危机的多次经历。 90年代初期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在93…94年两年之内资本的流出占GDP的12％； 在81…83爆发的危机时， 两年之内资本流出达到GDP的18％。
中国从2004年开始， 资本流入大幅增长， 在4年多的时间，外汇积累到万亿的世界之最。这决不意味这没有风险。比如， QFII流入的资金规模， 到目前为止一直是100亿美元，换成人民币占GDP的0，3％。但是， 去年其持有的股票市值是2000多亿人民币， 占GDP的。所以， 就QFII一项，资本的流出最高可能是流入规模的三倍。如果加上多年直接投资未汇出的利润， 规模可能更大，一旦发生资本流出的触发因素，资本流出的规模可能是惊人的。特别是那些赌人民币升值而流入的资金， 汇率的差价一定使得这类资金的流出规模大大高于流入规模。
中国可以应对资本的大进大出（2）
中国目前的资本账户的开放已经很大， 个人换汇可以每人五万。按照现在的汇率1美元对元计算， 只需要不到万亿人民币， 就可以完全兑换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有17万亿居民储蓄， 有20多万亿企业储蓄。 中国决不可以对大规模资本流出掉以轻心。
亚洲其他国家， 韩国， 泰国， 印度， 越南， 印度尼西亚， 等等，许多国家， 像中国一样， 连续多年升值之后，已经在连续累积了5年的资本流入， 经济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更为严重的是越南。 越南资产价格泡沫已经”率先”破灭。 越南盾两个月贬值， 资本市场指数1…5月下跌55％，主要城市房价下跌50％， 越南已经走到危机的边缘。亚洲部分货币开始出现对美元贬值的态势。韩元， 泰铢，卢比，比索在在2008年开始分别对美元贬值， ， ，9％。亚洲许多国家的资本流向已经再次随着美元走势的转变开始流出， 韩国最近已经有几百亿美元的流出。
在美元走势变化的关键时候， 资本的大规模的流出， 非常容易摧毁最脆弱的经济，比方说越南。 在全球化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格局下， 经济相关性日益紧密， 一个国家出现问题， 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第三，这一轮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与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资本流入的结构不一样。
90年代的资本流入是以债务形式流入为主，这一轮资本的流入是以证券投资资本为主。证券投资资本的投机性很大， 而且与直接投资资本的根本区别是变现快， 流动性大，具有快进快出的特点。泰国政府在2006年9月， 曾经突然宣布过一次对证券投资资本的更严厉的管制政策， 其主要原因，就是流入泰国的投机性资本规模超过所能承受的程度， ， 对泰国经济和市场秩序带来非常不安定的因素。 印度政府在去年11月份，也有过一次对证券资本的管制行动。 虽然后来因为方式的问题，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泰印都没有继续执行管制禁令。但是两国政府冒着极大的风险， 紧急出台管制政令， 说明证券投机资本的干扰， 对本国经济， 社会和市场的稳定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特别是泰国政府， 当年投机资本的恐慌性流出， 引发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 对泰国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中国这一轮的资本流入是否是证券投资资本的流入为主有很多讨论，对于快速积累的外汇储备有很多根据官方数字的分类计算。各种计算都显示有几千亿的非贸易非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证券资本流入占GDP的比例，正式的，比较确定的计算， 只有QFII的的比例。其他几千亿非贸易资金和非直接投资的资金并没有确切的去向和数据，不敢枉下判断。但是问题必须提出来给予必要的关注。
我们认为， 亚洲的经济危机重重， 美元走势的改变带来资本流向的转变，非常容易像1997年的亚洲危机一样， 成为点燃危机的导火索。中国经济处在重重危机之中， 同时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也使中国经济积累了风险。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四大免受危机影响的屏障。第一，我们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泡沫危机的教训， 高度重视了资本流入的控制，特别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入资产市场的控制。提前调整了资产价格的膨胀， 在泡沫的形成过程中， 刺破了泡沫。并没有给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在资产市场上兴风作浪的机会， 资产价格的风险大大降低。第二， 大力度的综合政策组合，把通涨水平控制在一个可承受的水平上。第三， 三年前开始了汇率机制的改革， 汇率和经济体制的弹性大大提高，经济的调整能力大大加强。第四， 在国内外诸多不确定因素和突发性因素的冲击下，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局面。面对美元走势的改变可能带来的资本流向的改变，只要我们能够进一步控制资本的大规模的流出， 我们就能在比1997年更大的开放环境中， 顺利渡过危机。
我们认为， 在美元贬值态势的转变还没有完全稳定之前， 实际上要”两防”，即要防热钱继续流入， 又要随时防范资本大规模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