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艺术人生:天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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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艺术人生:天唱-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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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那会儿我已经足够出名,一次内蒙古电视台去我们家采访,记者问,你儿子现在出名了,你作为母亲对儿子有什么说的?她老人家的回答特有意思——当然用的是蒙语——她说:出不出名无所谓,不干坏事就行了。
  我父母唱的都是地道的民歌,和我唱的大不一样。他们不太在意我,肯定有他们的道理。
  92年我曾随朋友去过一次东乌旗,那次的经历似乎证实了我的想法。
  那次我们是去一牧民家做客,他们家养着三四条牧羊犬,躺在门口,车开到跟前了还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一眨,摁喇叭也没用,要不是主人及时出来,真不知道怎么下车。
  进到包里当然就喝酒,一缸马奶酒,一人一个碗舀着喝。喝着酒当然就唱歌,主要是我唱,我一唱,大家当然就鼓掌,就喝彩。
  后来有人提议让主人唱,我附议;男主人笑笑,说有你在面前,我们怎么唱?
  那会儿我特得意,心想你肯定是不敢唱吧。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正在灶边烧火的女主人也没打招呼,突然就开口唱起来了。
  她唱得那么自然,眼睛谁也不看,只看着灶膛里的火,火苗在她眼睛里一闪一闪。
  她这一唱,男主人也跟着唱起来,手里夹着烟,面无表情,眼睛也是谁都不看,就盯着某个地方,像死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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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的海洋(2)
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受刺激啊,那种淳朴,那种旁若无人的感觉!
  你感觉他们根本就没在给谁唱,就给自己唱,唱给自己听!
  突然我就觉得,你算什么东西?你唱十首也顶不上人家唱一首!
  再往下我是死活也不肯唱了,其实是内心不敢唱了,就可劲儿地招呼:喝酒喝酒,咱们不唱了,唱歌没劲——谁没劲啊?是自己没劲!
  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眼前总晃动着这对夫妇的面影。我们都习惯于唱歌带表情,还得来点动作,为了打动别人;但他们不管这一套,一点表情都没有,眼睛就那么直直的,看着某个地方。
  他们不表演,不作秀,只在乎自己的内心感受,沉在歌声里。这就是民歌;这样唱歌的人,那才叫真正的歌手。
  我知道现在我做不了这样的歌手,但我心里有一个这样的歌手;总有一天我会成为这样的歌手——在我不再是一个“歌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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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儿子”和保护神
勒马草原
  我这么大谈民歌,并不表明我从一开始就是块唱歌的料。也许我这人天生就有这方面的艺术细胞,但天生有这细胞,却被有意无意埋没的人多着呢,不一定非轮着我出头。假如当初没有进内蒙艺校,我完全可能走另一条路;而假如不是由于一段特殊的经历,我也完全可能不会进内蒙艺校。这里有一系列偶然的契机。
  我这人有点怪。都说性格就是命运,问题是我的性格和命运中都充满了矛盾。
  就拿上学这事儿来说吧,我们姊妹五个中可能就数我不爱上学,但偏偏是我在校读书的时间最长,学历也最高;另一方面,不爱上学的我偏偏又上得最早,而且是自己闹着要上的。你说矛盾不矛盾?
  我之所以闹着要上学,是因为看到我哥要上。我爸被闹得没办法,只好也给我买了一个和我哥一样的小包,里面放上一样的书,清早六点一样喊我,就这样去了。
  到了课堂上,老师给我发了一个小凳子,让我靠着我哥坐;他不用说是正儿八经听课的,可我不一会儿就倚在他身上睡着了,一直睡到他推醒我,喊下课。
  差不多每天、每节课都是如此,这样坚持了十来天,也就坚持不下去了。
  到我能坚持的时候又出了妖蛾子:我根本就没耐心听讲,净在下面涂鸦,牛呀,羊呀,树呀,什么都画,最多的是小人儿。
  这么一来我的学习成绩可想而知。事实上直到三年级,我的各科成绩从来就没有及格过,考试得鸭蛋是常事。
  我也有办法对付。首先是尽可能地躲:一听说要考试人就没了,回家老爸问起就撒谎,说这次没考,或老师没报成绩;实在躲不过去时我也不怕:考了零蛋就偷偷把考卷撕掉,回来照样撒谎,只有在偶尔考出个三四十分时才拿给老爸看。他是厚道人,明明知道我在玩猫腻也不拆穿,相反每次总是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说不错不错,我儿子有进步。
  但我妈却憋不住,经常唉声叹气,抱怨“我们家怎么生了个傻儿子!”
  回头去看,我当时之所以是那么一副德行,除了我自己的性格因素外,恐怕也和我姥姥有关。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最亲近的人就是姥姥。不到五岁我就跟着她去放羊,上学后又总跟着她过寒暑假。每次新学期开学,她都要亲自送我,一直送到离学校一公里左右的一处沙丘旁,然后捋捋我的书包,塞给我一两毛钱,这才哑着嗓子说:放心走吧……她对我那个好,那个慈祥,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是无条件的;我呢,也就经常撒娇耍赖放刁一起上,算是对她的回报。都五六岁了,跟她出去放牧时还总借口走不动路,扯住她的衣服,非让她背我。
  骨子里我是把姥姥当成了自己的保护神,而她老人家也确实是我的保护神。
  一次我俩闹矛盾,我缠着她又哭又闹,那叫烦人。这时我舅舅来了,见我实在闹得不像话,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抬手就打了我一耳光。
  姥姥不干了,转身就去打他,边打边骂,说我俩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你就不怕把孩子打坏了?
  我趁机躺到了东屋床上。我舅就坐在西屋,干生生被姥姥骂了半天,连杯茶都不给他倒。那可是她的亲儿子啊。
  我舅也没辙,只能埋着头抽烟,完了走人。
  又有一次,我正在课上画小人儿,找到感觉了,老师叫也听不见。老师急了,罚我站起来,一通猛克。我又羞又恼,没等下课就逃跑了。
  逃到哪儿?当然是姥姥家,受大委屈了嘛,二十来里地的距离连走带跑,也不知哪来的一股邪劲。
  那老师见我跑了也没管。我哥知道后先是回了趟家,没人;又返身满镇上找了一圈,还是没有,估计我是去了姥姥家,想去又不认识,就蹲在一个角落里哭。
  我的班主任看见了问怎么回事,他说我弟弟没了。一个我们亲戚家的孩子知道我姥姥家,我那班主任就叫上他带路,找了过来。
  那天我姥姥根本就没让他们进屋,就那么拦在门口把人家一通好骂,骂完了还说,这学咱孩子不上了!
  你瞧,“护犊子”愣护成这样。
  我这么说可没怪姥姥的意思,相反一想起来就觉得温馨无比;至于当时学习成绩不好,说到底还是自己不争气。
  那时我年幼无知,没心没肺,光知道享受姥姥的疼爱,却不知道心疼她老人家。我平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还没来得及懂事,姥姥就去世了,以至后来想报答都没法报答。
  我想到姥姥最后一次送我开学,当时她是又老又病,都快走不动道了,每次只能挪100来米。她怕一起走拖累我,就一清早提前出发,坐在那座沙丘上等我。我都走出老远老远了,回过头去看,她还是坐在那座沙丘上。她是不是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要多看几眼她心爱的孙子?
  姥姥故于1972年,享年81岁。那年我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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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岁,自杀未遂(1)
姥姥去世后我像突然开了窍,学习成绩一天好似一天,到考上县一中时我在全县排前十名,算是一个优等生了。
  这说怪也不怪:失去了保护神,除了好好学习,还能干什么?
  话又说回来,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学校里什么都学,又什么都学不到,所以优等生不优等生,也就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我的状态发生了改变而已。
  只可惜好景不长,初一下半学期发生的一件事再次伤害了我对学校的感情,结果是自杀未遂,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个半死,我自己也闹了个灰头土脸。
  这事说起来如今的年轻人肯定会认为是编造,但老一点的都能理解,那叫“祸从口出”。
  也是当时正值青春期,加上学习成绩又好,自我感觉不错,就狂,就逞强,什么事都不能输了别人。
  这从我当时的汉语名字中就能看出来。在县一中的花名册上,在我当时的所有课本上,写着的都是“杨占武”——你听听,“占”了还要“武”!
  至于姓“杨”,那是随了《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他是当时我能知道的最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
  男孩子们聚在一起时喜欢斗嘴比大,比如你说你是谁,我就说我是谁的爸,谁的爷爷。这种过嘴瘾的游戏其实现在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不再担风险罢了。
  有次课间又开始斗嘴。我忽然想到,假如我说我是毛主席,那他们肯定都得完蛋——谁敢说他是毛主席的爸,毛主席的爷爷呢?这么想着就说出来了,果然所有的人一呆之下,全都做声不得。
  我力挫群雄,好不得意,自以为有了“杀手锏”,以后一段时间内遇到类似情况,就赶紧使出来,真可谓百战百胜。
  也有同学说我这是“反动”,可也就说说而已,没人当真。
  这么一来二去,自己好像也有感觉了。
  那天上体育课,我一个人先去操场上玩球,一会儿我们班同学们排着队过来了,正好附近有个高台,我就“噌”地跳上去,摆了个挥手检阅的造型。
  那年头谁都熟悉这个造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嘛,问题是站那儿挥手的怎么能是我?
  当时正赶上“四人帮”针对第二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伙儿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挺紧,就有同学把我给告发了,新账老账一块儿算,说我“想当毛主席”。
  在鄂托克那样的小地方,这可不能算是一件小事;设身处地地想,接到告发的校方也不可能不做出反应。
  没过两天,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就找我谈话来了,谈了一个多小时,特严肃,说你这么狂妄,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后果严重,要深刻检查,狠挖思想根源。最后他说,你暂时不用上课了,回去一趟也行,打电话也行,总之把你父母亲叫过来,我再跟他们谈。
  我是又惊又怕。惊的是惹了这么大的祸,而且是政治错误;怕的是那深不可测的“严重后果”,还有我妈的巴掌。
  出来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边哭边想,想找个对父母说的法子。可一个14岁的孩子,能想出什么法子呢?
  我实在是既没脸回家,也没脸给父母打电话,于是就想到了死。都说“一死了之”,死了不就了了吗?至于是不是“畏罪自杀”,是不是“轻于鸿毛”,当时倒没想,也顾不上。
  我还真有点说干就干的劲头,立马回教室写了遗书,大意是犯了这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只有去死什么的。
  我把遗书折好交给班长,然后骑上自行车就离开了学校。
  当时我们县里最高的建筑是正在修建的影剧院,大概有四层楼那么高。工地管理不严,我曾多次和同学一起爬到楼顶平台上去玩。我想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跳,准能一下结果自己,于是就直奔影剧院而去。
  从学校到影剧院约有四五里地,我正闷着头骑啊骑啊,突然我哥也骑着车从后面追上来了。
  原来我们班长拆看了我的遗书,眼看大事不好,就赶紧先找了高我一班的我哥。
  我哥追上我后就一把抱住我不放,死活不放。过了一会儿,好几个同学也赶到了,大家七手八脚把我弄回了宿舍。
  那时当中学生很苦,主要是吃不饱。中午窝头,晚上馒头,可我们县一中有六七百学生,就算钱不是问题,也只许买一个,多一个都不行。我常常是没到中午便饿得头晕眼花,可吃了午饭还照样觉得饿着。有时实在顶不住了,想改善一下,就去县政府的第一食堂,那里卖粉汤,两毛二一碗,相当于现在的大鱼大肉。
  我哥为了安慰我,就请同学去买了一碗粉汤。
  第二天我妈得到消息急急赶到,疯了一样在校园里把校方大骂了一通,说我的两个儿子以前都是好学生,怎么到了你们这儿就变坏了!那个吵!好多学生都围着看热闹,足有二三百人,像搞运动一样。
  我和我哥不敢露面,只能躲在一边哭。
  出完了气,我妈一把扯过我,就带着我回家了。
  回到家里气氛那个凝重。我的两个小妹平时一见我回来都亲得不行,这次见我和妈妈都阴着脸,心知二哥有难,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十四岁,自杀未遂(2)
吃完晚饭我早早就睡了,其实是醒着躺在炕上。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听我爸问我妈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妈没好气地说:把自个儿当毛主席,然后想自杀!死就死呗,可又没死了……
  当时我那个难受啊,可也只能在心里流泪。
  我可能属于那种有自杀情结的人,遇到心里有事过不去的时候,很容易动这方面的念头。当然有认真的有不认真的。到目前为止,认真的至少有三次,但还是数14岁那次最认真。
  那天如果不是我哥阻拦我,我肯定会上到影剧院的顶上;至于会不会真的往下跳,现在我只能说不知道。
  不过回头去想,潜意识中恐怕还是不想死,希望有人阻止我,否则我就不会将遗书交给班长,在去影剧院的路上也可以骑得更快些。毕竟才14岁,花季刚刚开始嘛。
  据说心理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自杀是人人都会有的潜在生命冲动,并且像出麻疹一样,迟早要出一次;出了,就好了。
  我衷心希望这是一种科学的观点。
  

命运之神向我伸出了爱的手
那次自杀未遂事件对校方起了明显的吓阻作用。他们没有处理我,连检查也没再让写,但我“好学生”的生涯就此也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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