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想得太多、太复杂，各个方位、各个层面都要考虑，包括别人和自己曾经达到的高度，包括已有的经验和教训。
原创的且不说，只说为民歌编曲。民歌往往都特短，很多只有四句。这里的难度在于：如果基本不动，只作一些技术性处理，那么三十秒就唱完了，无论是观众还是自己，都会觉得不过瘾，没有展开；可如果去发展它的主题或旋律，就要冒“跑”的风险，搞不好就要伤害原作的精神，而按我的原则，这又是决不能允许的。
这两年一直想把自己特喜欢的一首四川民歌《大河流水》改出来，试了好多次了，但还是不满意，还要“攻”。
我还特别想重编重唱一些和军队生活有关的老歌，这些歌现在的人已经写不出来了，包括《十八岁》、《打靶归来》、《再见吧，妈妈》等等。在感情上我和这类歌似乎特别对路，此外和重新编唱《怀念战友》大获成功或许也有关系。前两年在上海唱这首歌，于洋、张瑞芳等老艺术家听后都哭了。
当然也有难度。现在的歌都必须有难度，包括技巧的难度。真被难住的时候，就不免有点怀念当初写《蒙古人》的状态。有人说这首歌不是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吧，那时的心态是多么简单，没有更多的考虑，也没指望靠这首歌出名，抱着个吉它，可以说完全是在玩，玩着玩着就成了。
但有时我也会反躬自问：假如《蒙古人》写在今天，还会是那个样子，还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吗？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所谓“无知才能无畏”。一句话，现在的我已经回不去，也不可能回去了。你知道的多了，视野宽了，要求高了，就“畏”了。畏了就难了。问题是你又不能假装不知道，那是驼鸟，不是人。
可难归难，我还是觉得有意思。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难度是对真诚的一种考验。
考验都是慢的。那就慢慢来吧。
身份一：歌声里的马头琴
混迹歌坛时间长了，就有一个身分确认问题。
一位评论家称我是“唱蒙古歌的中国歌唱家”。他这个定位定得好。好就好在他这话不是面对外国人，而是面对国内观众说的。
我79年离开内蒙，到现在已二十六个年头了，到北京马上也二十年了。我的汉话说得够溜；我唱汉语歌，粗枝大叶地一耳朵听过去，和汉族歌手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如果你听得仔细，特别是听我唱慢歌的话，就能听出我的“蒙古味”。我曾经唱过张千一的《血色童心》，那整个儿是一首前苏联风格的歌曲，但我唱完后，他们也都说有“蒙古味”。当然总体上也还说得过去，毕竟情摆在那儿。
所谓“蒙古味”，主要是指那种颤音造成的韵致。这是我的民族和她源远流长的文化对我的赋予，对我来说是天生的，想丢都丢不掉、也永远不会丢掉的。
其实其他民族，比如朝鲜族、新疆维吾尔族的歌也都明显用颤音，只是不像我们的那样慢而密集。他们有时用得非常独特，想模仿都模仿不了。他们的歌手唱汉语歌也可以唱得非常棒，但同样能听出明显的“朝鲜味”、“维族味”，特别是后者，往往特别强烈。
“蒙古味”虽不足以说明我的艺术个性，却是我个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最核心、最坚硬的一部分。有的蒙古族歌手到北京来打天下的时间比我短得多，但在他（她）们的歌声里已经听不出什么“蒙古味”了。也许在他（她）们看来，“蒙古味”是一种土气、落后的东西，只有尽快克服掉，才能跟上城市时代的步伐和节奏。假如真是这样，那我将自甘落后和土气。我珍惜我的“蒙古味”。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是蒙古人听我唱蒙古歌，他们会认为我唱的根本就不是传统的蒙古歌。当然他们没有说我有“汉族味”，更没有指斥我“反传统”；他们只是用眼神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某种疑惑，然后很快放下，以便更加热情地接纳我这个草原的儿子。
他们感到疑惑是对的。因为那位评论家的话还没有完。下面的一句是：“但他不是那种背着马头琴在草原上走来走去的民间艺人。”
实际上我是把马头琴放在了心里。另一位评论家正是这样感受的。他说：不管腾格尔唱的是什么，也不管他怎么唱，我们都能从他的歌声里听到一把马头琴。
两位评论家都是我的知音。他们都既肯定了那种我从草原大地继承下来的东西，又充分注意到了我和传统蒙古歌手的区别。说得夸张一点：我既忠实于自己的天性和本色，又综合了足够多的其他元素，从而锻炼出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既承续了，同时又改变了、发展了蒙古民族的歌唱传统。
我不能说我从一开始就非常自觉地追求这种个人风格，就像我不能确定我现在的风格就不会再有变化。风格的形成本身就是变化的结果，并且从不自觉到自觉有一个过程，其中有许多不经意的、偶然的因素。但我确实可以说，我是融合得比较好的：民歌的元素、美声的元素、摇滚的元素，还有地方戏曲的元素，例如山西梆子对鼻音的运用，所有这些都和我的“蒙古味”交融在一起，形成了我的风格特色。只要我一开口，人们准知道：没错，这就是腾格尔！
这么说似乎挺不谦虚，那就让我不谦虚到底。又一位评论家说：腾格乐是流行乐界的学院派。他也是我的知音。
我不会轻易指责那些在北京打天下的朋友，但我有理由对故乡的同胞歌手表达我的担忧。内蒙现在有不少流行乐队，说起来主要唱蒙古歌，但恕我直言，其中大多数已说不上有什么蒙古民族音乐的特色。如果说有什么风格的话，那就是眼下正在外蒙古流行的风格。
眼下外蒙古的流行乐有一些非常棒的歌手和乐手，但和蒙古的民族传统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过去受前苏联的影响很深；苏东剧变后，文化上似乎又有点找不到北。对此我不好多说什么，他们怎样发展，有他们的自由，也会有他们的道理。但我认为，我们内蒙的流行乐没必要跟在他们后面跑。照我看，至少是就民歌而言，内蒙的比外蒙的好听；蒙古民族文化最古老、最经典的东西，内蒙保存得也比外蒙好，那么，为什么不立足自己发展，非要跟在人家后面跑呢？
回到故乡，看到我们的蒙古族歌手天天在唱外蒙古的歌，服饰、发型，包括唱腔，几乎和外蒙古的一模一样，我心里真的就很烦，很生气。一次喝酒时，我甚至说过一句可能同样不通的话，我说，照你们这样弄下去，内蒙古的文化就要被丢掉，内蒙古的流行乐就要成外蒙古的殖民地了！
所以啊，我一直准备在北京办一个蒙古酒吧，全北京最大的蒙古酒吧。我会在酒吧最显眼的地方挂上一条横幅：发扬内蒙古文化！其中也包括抵制外蒙古文化的意思；我会规定，在我的酒吧里只许唱内蒙古的歌；我会请一些好的歌手来主持定期举行的内蒙古音乐讲座，如果有可能，每年还要举办一次内蒙古民歌大赛，把说唱《江格尔传》这样的古老形式也都包括进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种古老的形式还在流传；东蒙人，特别是东北的蒙古人，过去听它就跟汉族人听《三国演义》似的，可惜现在已经没有了…… 一句话，我会让我的酒吧成为弘扬内蒙古音乐、内蒙古文化，进行传统教育的大讲堂。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身份二：“我是一个中国的歌手”（1）
对外蒙古，说实话到了那儿，我的心情挺复杂。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认同感，与分属不同国家、不同当代文化的差异感彼此矛盾冲突。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可以说是又骄傲又难过。
就普遍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言，他们和我们没法比。整个国家到现在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吃的、住的都很差。可是那里的人大都活得特精神，差不多人人脸上都能看到一种自信，这一点特别难得。90年我在乌兰巴托获奖，为我颁奖的那位领导非常年轻，也就三十来岁吧，一米八几的个子，穿得倍儿严肃，说话声音小小的，那叫有教养。这时你就会感到欣慰，感到这个国家有希望。
还有他们的妇女，活得特潇洒。有一次三八国际妇女节，我正好在乌兰巴托。那节她们真是敢过啊，简直是往死里过，往死里高兴，到晚上满大街都是女酒鬼，男的都不敢出来。我喜欢这种放得开，那是我们蒙古人的本色，让人感到坦荡，一点压力都没有。当然也可能是平时压力太大。要知道那边男人少，金贵，干活的差不多都是妇女。你到粮站看看，一麻袋一百多斤，全是妇女在背；旁边站着两个男领导，只负责指挥。至于一般的男人就更轻松了，据说他们中特有“福气”的通常只负责两件事：喝酒和打老婆。
和内蒙人比起来，外蒙人更没有时间观念。这方面你完全不能和他们计较，要计较就得一遍遍被活活气死。比如他跟你约定明早八点出发，好，第二天七点半你就在等，等到十点他来了，笑嘻嘻没事人似的，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本来道声歉是最起码的，可他就没有。想想也是：如果他道歉了，说明他还有时间概念；既然压根儿就没有，那还道什么歉？
有次他们的电影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午到我家里做客。开喝前一个个都声明下午还有事，有的要去电影局，有的要会见什么人，意思就是让我不要劝酒。可真喝起来哪还要我劝啊，那叫争先恐后。那天一直喝到后半夜，谁也没再提过有什么事，它们和时间一起，在酒杯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既不为时间，也不为事情所累：一种充满醉意和原始艺术家风度的、感受不到压力的生活。有时你根本分不清，他们究竟是活在现代，还是活在游牧的古代？在通常情况下我会对这种生命状态感到亲切，然而在那边的时候，它更多给我带来的却是气恼。
一次他们明明答应好第二天一早为我办理机票，结果第二天我在宾馆里寸步不敢离，一直等到晚上，最后等到的却是几个醉鬼。“票？你，你的票……你的票……”然后就是七嘴八舌地诉苦：找了谁谁谁，怎么怎么难。我不得不打断他们，我说你们就不能先给我一个电话吗？但他们似乎都听不太懂，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瞅着，弄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
后来我又去过印度和哈萨克斯坦，发现那里人们的时间观念也和外蒙差不多，这才找到了某种心理平衡。今后至少是在时间问题上，我大概再不会和我的外蒙古同胞沤气了。
外蒙古最让我依恋的还是那里的大自然。席慕容曾经说过，他差不多已经走遍了世界，也许再过一百年，这地球上唯一干净的地方就是蒙古了。这是完全可能的。外蒙地广人稀，有三分之二至今还是名符其实的“处女地”。94年随谢飞导演去那边拍《黑骏马》，到了外景地一看，哇噻，本身就跟电影似的！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沙地；绿色的漫坡上点缀着小木屋；门前有条河，河水清澈见底，就这么曲曲弯弯地流过去，完全是梦境般的感觉。当时我就说，这绝对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谢导则表示担心，说人家看了电影肯定会怀疑：这哪是蒙古？明明是瑞士嘛。
想想也是，一说到蒙古，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大草原。其实“蒙古”是个非常丰富的概念，也包括内蒙和外蒙的差异。对我的身份确认来说，它们都是必要的；不过在它们之上，还有一个更大也更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中国”。
前两年在外蒙演出，邀请方希望我能多唱一些外蒙的歌，乐队中也有人征询我的意见，问能不能全场都用蒙语演唱，有人甚至提议干脆来一个外蒙歌专场。我理解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心意，但还是统统拒绝了。对邀请方我婉转地说，我唱什么歌，到时你们就知道了；对自己人我就更坦率些，我说我们的选择余地大得很，干嘛挤兑自己，净唱蒙语的呀？唱几首外蒙歌表示友好没问题，再多就没必要了。我说别忘了我是代表中国来的。
到演出时，我当然绝大多数用的是汉语。后来开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对此表示不太理解。在他看来，我首先是一个蒙古族歌手。我想这正是分歧所在，就解释说，我确实是一个蒙古族歌手，也无比热爱自己的民族；但在国外，我首先是一个中国歌手，所以主要用汉语演唱。不仅在这里，在美国，在欧洲，都是这样。
我这么说，没有任何作秀的意思，也不是出于什么必要的谨慎；就是在国内，我也从来没有过于看重自己的民族身份：既没有以此来限制自己，也没有试图把这当成一种获利的工具。这和我对本民族和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一点也不矛盾。曾有人问我有什么可骄傲的？我的回答是：全国五十六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把我当成自己的歌手，我总是能很快地和他们融为一体，这就是我的最大骄傲，最大财富。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身份二：“我是一个中国的歌手”（2）
当然，这也是我踏踏实实地说“我是一个中国歌手”的最大根据。
我不在乎有人会因此攻击我，认为我“已经完全汉化”了。这样的流言蜚语还少吗？一篇文章说我“十岁以后就过上了汉化的生活”；更有甚者，说我的父亲“早早就汉化了”。我甚至懒得去理会：爱谁谁，爱怎么猜测就怎么猜测吧。
这里有一份自信（艺术家的自信），一份超脱（艺术本身带来的超脱），但也有一份“过来人”的淡漠。曾几何时，我也为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苦恼过。立足这样的“身份”苦恼，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汉人的国家。它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压力，就是如何尽快地融入汉人或汉文化的“圈子”。为此我确实付出了一些额外的代价，包括前面说到的自尊心，也包括喝酒。有时实际上已经喝不动了，但为了装“英雄”，为了确认自己是“圈子”里的一员，就还硬着头皮往死里喝。为此也没少花冤枉酒钱：明明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了，还要充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