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艺术人生:天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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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艺术人生:天唱-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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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样,把爱情和婚姻截然分开,又把性和爱情混为一谈。在我看来,爱情、性、婚姻,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人们——包括我在内——最初选择婚姻却大多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满足某种强烈的欲望,首先是性的欲望。一时冲动,欲望倒是解决了,但最根本的没有考虑,结果造成了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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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爱情,那是要有缘分的(2)
一个人往往是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才真懂得爱,懂得珍惜,而此前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都可以随意对待。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矛盾的经验,但也可以说相辅相成。没有失去就没有获得,没有失去之痛,也就谈不上什么珍惜。
  珍惜什么呢?珍惜走到一起、生活在一起的缘分。大千世界,泱泱男女,凭什么偏偏是你们两个顶着同一张楼板?
  像伊丽莎白·泰勒那样,怀着永不满足的渴望,舍生忘死地一次次投身爱情和婚姻,这样的人终归是异数。说实话我钦佩这样的人,却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在这方面,我更宁愿普通一点,正常一点。
  我乐于承认,我在选择第二次婚姻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怎么过日子,而不是对方如何出类拔萃。因为我已经从离婚中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还因为我已与世无争。我确认自己有能力去更好地爱对方,同时也明白,爱一个人,就不能不努力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也是我所谓“缘分”的一部分。
  

珠拉:这么多年努力工作的奖赏(1)
和妻子珠拉
  我现在的妻子叫珠拉,洪格尔·珠拉。蒙语中“珠拉”的意思是“神灯”,但和“洪格尔”(意为“亲爱的”)连在一起用来做名字极为罕见,有点怪,但确实很棒,尤其是和我配在一起的时候。天上必有神灯,神灯也只能来自天上。不过我更愿意说,我这个“天”,必由她这盏“神灯”照亮。
  说来我们已相识六个年头了,但直到03年春节才结婚。有点太“拖拉机”了是不是?可我们之间的缘分,从见到她的第一眼起就定下了。
  我没有说我们“一见钟情”,我说的是某种比一见钟情更深的缘分。
  她是内蒙阿盟人,当时在阿盟歌舞团当舞蹈演员。记不清是98年底还是99年初了,我去阿盟演出,他们团垫底。在后台,在众多的舞蹈演员当中,我一眼就发现了她——年轻漂亮是一方面,但这肯定还不能全部概括她对我的吸引力。我就对自己说:嗯,行,就是她!
  当时她好像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很含蓄的那种。
  然后我就问她叫什么,哎呀名字也不错。第二天演出完,我们就一起到山上喝酒。至少在我心里,那天基本就把事儿给定了。
  这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再见面,只是偶尔通个电话。她表现得不太积极,但我心里已经定了。后来她给我说,当时她不积极是因为家里人反对,认为跟腾格尔搞对象不可能,没准儿玩完就不要了。
  你看看,把我冤得!我是那种人吗?可我一点也不怪,因为我能理解,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对所谓“名人”的成见,正如民族之间的成见一样,都不是随便想象出来的,你不能要求人家没有。实际上,即便她不说,我心里也明白。
  但我这边已经定了。我相信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也是通过珠拉,我才算真正明白为什么叫“搞对象”。对象对象,对了就“象”。那是一种默契,从第一印象开始。
  这第一印象其实也是一种想象,我相信我的想象。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在反省了失败的原因之后,我相信我的想象力比以前更健康,也更锋利。当然她不会百分之百符合我的想象,但我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
  她不积极,说明她对这事儿很慎重。我敬重她的慎重。
  最让我感到舒服的是她的性格。慢。温。从容。我想这和阿盟的地理环境有关。
  在小房子里长大和在大房子里长大的人性格肯定不一般。阿盟多的是茫茫戈壁,戈壁上散布着骆驼;所以阿盟人的性情像骆驼一样温驯,胸怀像戈壁一样宽阔(我认为我的胸怀也像草原一样宽广)。后来我又接触过几个阿盟的人,发现他们都有这样的特点,只不过珠拉表现得格外突出而已。
  因为心怀宽,所以事儿就少,有什么,她自己就处理了。这样在一起就特别清静。有关我的演出啦公司啦经纪人啦什么的,所有这些她都一概不管。老婆就是老婆嘛,这也是一种默契。
  事儿少,清静,家庭气氛自然就和谐。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彼此还没有谁真红过脸,动过气。这一点我当初是有预感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当她的面说“敢跟丈夫吵架的女人肯定不是好老婆”。
  我大珠拉18岁,有人说我是“老牛吃嫩草”,必有许多浪漫故事。他们错了。没什么浪漫,有的只是平常心,实实在在、真诚相待。四十老几的人了,还浪什么漫呀?我甚至很少说“我爱你”这样的话。到我这个年纪,要是还老把这样的话挂在嘴上,准有病,除非他是个外国人。
  据说女人都喜欢甜言蜜语,但我更相信行为的力量——不是偶然的、事件式的行为,比如送一幢房子、一辆汽车什么的,而是日常的、“润物细无声”式的。这是一种更见真情的示爱方式,珍惜的方式。
  私心里我还有个想法:能得到珠拉,是命运对我这许多年努力工作的奖赏。要不然,一个小我18岁的美女怎么会爱上我?
  有朋友担心:你找了一个这么小的老婆,将来老了可是要受罪呢。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自认我目前还算得上身强力壮,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找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不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吗?我不想说什么“永恒的爱”啊,“一辈子爱你”啊这类听起来煽情,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话,至少我不能因为怕老了以后怎样就放弃目前的幸福和追求。至于老了以后是否真的会受苦受罪,上帝自有安排,咱们走着瞧。
  我敢这么说,当然还是因为怀有一份自信。其实换个角度,我们这样搭配,也可以说把“少年夫妻老来伴”两头都占了。
  眼下珠拉在我们团当舞蹈演员,长项自然还是蒙古舞。跳舞是门吃“青春饭”的行当,但我丝毫也不为她的日后担心。既然说她是命运对我的奖赏,可见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量。怀着这种近于感恩的心情和她生活在一起,每天都是永远,我还担哪门子心呢?
  我父母对珠拉挺满意。对他们来说,我和珠拉的结合算是了了他们的一桩大心事。老人不在乎你在事业上有多么成功,他们在乎的是你是否生活得幸福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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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拉:这么多年努力工作的奖赏(2)
我们的婚礼举办了两次,都相当隆重。在家乡的那次完全遵从传统的蒙古习俗,也不容易呢——别的不说,到了珠拉家那边,见到年纪长于她的,我得一律磕头、敬酒,那叫个多,记都记不清。长辈也就罢了,那些年纪介于我俩之间的,哪怕只长她一岁,我也得磕,也得敬,也得“哥”呀“姐”呀地叫。有什么呀,不就图大家开心吗?我说“大家”,也包括乡亲们在内。他们对我有点溺爱,当然也就有权共享我的喜气。
  回到北京,在国家民委的多功能厅又举办了一次,是我们团出面操持的。那天真是热闹,盛装、放鞭炮、踩气球、跳舞。国家民委李主任为我们主婚,团里的历届领导、许多著名的艺术家都出席了。各界朋友也来了很多,但最令我高兴的来宾还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校长,他借此正式邀请我做他们学校的“绿色形象大使”。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祝福,而珠拉比我更有理由站在这祝福的中心。
  艺术界的不少朋友都即兴表演助兴,我和珠拉也跳了日本舞。下来我悄悄地对她说,珠拉,我们应该尽快生一孩子。名字我早已想好了,不论男女,都叫“嘎吉尔”:嘎达梅林的嘎,成吉思汗的吉,腾格尔的尔,特来劲儿。
  真的,这名字我早在十多年前就起好了。它很快就将找到自己的主人。① 在蒙语中,“嘎吉尔”的意思是“地”。这将是我和珠拉共同的大地。我们三个,一天一地一神灯,还有比这更美妙的组合吗?
  ① 现在它确实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主人。2004年11月24日,我亲爱的小女儿呱呱坠地。大喜之际我也不免叹息:唉,怎么写一本书比生个孩子还难!
  

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1)
我是个敢于并善于改行的人。回顾一下:初入艺校,我学的是舞蹈,三个月后改学三弦,第二年又迷上了作曲;毕业留校,我教的是三弦,可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的却是指挥;我考取的是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板儿正的五年本科,毕业后进中央民族歌舞团,职务是指挥,却以唱歌成名,并最终成了一名专业歌唱演员。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虽说总不离艺术圈子,但听起来还是有点过份。有人说我净“不务正业”,我认;不过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断寻找自己,寻找非己莫属的“正业”的过程。
  那么现在我算是寻找到了吗?好像是找到了,但也不敢说死。世界也好,人自身也好,都有太多未知的东西,难以预料的东西。比如退回去三五年,我就不知道我会写这本书。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到这个不断寻找自己,寻找非己莫属的“正业”的过程,就不能不说到我的老师。我写下这句话时,内心充满的是一种莫名的感激。
  我不想虚言他们在专业上给了我多么大的指导,我所要感激的比这更加宝贵,即对我精神上的理解和支持。说来这也是一种缘分,有时不免就想: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
  内中我特别感激的有两位,分别是我在内蒙艺校和天津音乐学院的主课老师,一位叫呼力亚其,一位叫冯国林。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给了我足够大的自由空间。
  在艺术院校里学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个性特强的老师,往往会有比较深的门户之见。我在天津音乐学院时教复调的老师就是这样。他在这方面也许是国内最强的,但特别霸道。你必须照他所说的那样写,否则马上给你改掉。
  从专业培养的角度说,我赞成严格,但限制过死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样一来容易窒息灵性,二来会影响学生潜能的发挥。
  我在内蒙艺校,改学三弦已经是给了我面子,结果时间不长,我又迷上了作曲。照说呼力亚其老师完全有能力制止我:你三弦还没学好,学什么作曲啊,而且是自己在那儿瞎琢磨?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还很支持我,要不然我恐怕也写不出那首《节日的鄂尔多斯》。
  那时对作曲感兴趣的同学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在一起相互比,较劲儿啊,包括一个学笛子的,也迷得很,但他的主课教师就是不让。真不让还真不行,你总犟不过老师,慢慢你就没了脾气。后来那位同学就只好成了个吹笛子的。
  冯国林老师对我也是宽厚。比如他有次布置作业,让写一首云南风格的曲子,可一个星期后,我交上去的却是一首新疆风格的曲子。这事儿要换了其他的老师,很可能就不干了,至少你这是无视师道尊严嘛,再说他那里早已为云南风格的特点总结出了一二三,正等着你来印证呢。
  但冯老师就是冯老师,他不会这么想。他会想我之所以要写一首新疆风格的曲子肯定有我的道理(当然也可能什么道理都没有,就是想捣捣乱),而从根本上说,这道理并不是哪个人的道理,是音乐本身的道理;只要对领会音乐本身的道理有好处,就可以了,其他都在其次。所以他决不会因为我违背了他的布置为难我,相反会就我的曲子谈我的曲子,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当然,该给什么分数,就给什么分数。
  我没有和冯老师交换过这方面的意见。我这么猜度他,更多是表达了对他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作为艺术同道的看法。
  谁都会说搞艺术最重要的是自由,没有自由就不会有个性;但要落实到人际关系、尤其是师生关系上,真能做到既珍重自己的自由也维护他人的自由,既坚持自己的个性,又决不以此来限制、压抑他人的个性,以至欣赏、鼓励他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就不那么容易了。
  只有那些真能认识到艺术本身比个性和门户(有人说“门户”是被放大了的个性,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是受限和受困的个性)都大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胸襟,才能既充分享受自己的自由,也分享他人的自由。
  进内蒙艺校时我没想过会学作曲,而直到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唱歌;然而,我终于是以唱歌出了名,立了身。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两度违背师门的人,但现在,我的两个老师都特以我为傲为荣,跟谁都说“腾格尔是我的学生”。
  路是我自己趟出来的,但我不会忘记,我曾一次次迈过命运的十字路口,一次次经历那些更多被偶然性支配的时刻。假设呼力亚其老师和那位教笛子的老师一样严苛,我完全可能一辈子都是个教三弦的。
  我转来转去转到了唱歌上,或许如前所说是一种“天意”;那么,我总是能碰上好老师,是否也应该归于“天意”呢?不,我宁愿请你们和我一起庆幸。
  还有当年我在县一中时的班主任老师。前两年我回老家搞了一次中学同学的联谊会,把他也给请来了。快30年了,搞这样的聚会还是第一次,大家那个高兴。
  后来我和班主任老师时不时会通个电话,几乎每次他都会说,哎呀当时真是特别对不住你,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他是说我当年差一点自杀的事。
  其实我那次闹自杀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告发我的人越过了他,而找我的是校长;我的遗书也没有交给他,而是交给了班长,然后班长直接就去找了我哥。看来真往心里去的不是我而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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