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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窗子望过去，看到里面还有老式的画镜线和细条的壁纸。窗子外面那些二十世纪初年的石头浮雕，仍旧浑不知情地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那房子大敞的门窗，也大睁着奇异的眼睛，也像在说，你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居然也要没有了。
从前走过房子前的时候，我想过也许有一天，它会像纽伦堡那样，被一砖一石完美地复旧，使得上海成为一个有特别风情的美丽城市。可是上海人不耐烦了，心甘情愿地在泼脏水的时候，把孩子一起泼掉。只让我奇怪的是，新建的房子潦草而乡气地建成了伪欧洲式样，墙上常常放着连比例都失调的希腊雕塑，那是复制品的重孙子，再三的粗糙复制，使它们从美变成了恶俗。既然要造的是复制品的复制品，为什么让那些真正的殖民式样的百年建筑，消失在乡下人的铁锤下面呢？
怀旧的理由
要是有时间到上海的那些旧大楼、旧公寓里走一走，哪怕你不认识什么人，就走进门厅，穿过原来有信箱的过道，沿着公用的楼梯往上走，上去的时候走楼梯，下来的时候用大楼的电梯，也许就会体会到，为什么说上海人喜欢怀旧。
找什么样的楼房，现在是很好辨认的，就找那些在门口的砖墙上钉了咖啡色牌子的，上面有金色的字注明了，这是上海近代著名的建筑。这样的楼房，大都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像一把碎金子一样，散落在上海的各个街道上，也散落在上海人的生活里，散落在他们的生活理想里。
挑一个阳光迷蒙的中午，到外滩附近的老楼里去看门厅里的信箱大阵。老式的红色大楼从外面看，真的像是一个老将军，纪念日的时候又穿上了军服。走到里面，阳光斜斜地跟进来，照亮了地板和廊柱，上面还雕着巴洛克式的花纹呢，里面嵌满了陈年的灰尘。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门廊的墙上，一直到楼梯上，一个个，挂满了不同颜色、不同式样、不同房间号和姓名的自制信箱。
它们多得像冬天的晚上流满了水汽的窗玻璃一样。
那就是在这楼里现在住着的一家家人，每家人，哪怕是三口人一间屋子，也需要一个信箱。这就是大部分旧大楼不再用从前做在墙里面、有一长条玻璃的、信箱盖子上用铜字注明了门牌号码的信箱的缘故：从前这里的人家，是一户一套公寓，现在是几家合一套住，在里面合用着厨房、厕所、走廊，合用着大门钥匙，再也不想合用一个信箱了。于是，自己动手做一个信箱挂在外面，那是私人的了。
看着那些信箱，无论是谁，都要想到从前和现在。住在里面的人，更会在偶尔自己白天在家而邻居不在的时候，大大地敞开自己家的房门，让空气穿过安静的长长的走廊，自己端着一杯茶，走来走去地想，从前的老主人，一家人住在这里，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中午时分，大多数大楼里什么人也没有，你正好可以在那里出一会儿神，想想从前这里的整洁，晚上这里的拥挤。
也可以走到从前张爱玲在静安寺边上的公寓里，去看那里的电梯。五十年以前的电梯，听说从来没有换过，是老的奥斯丁。电梯还是走得很稳，只是如果你是在楼上的话，你看不到现在电梯正在几层楼，因为电梯的显示还是从前的样子，像半个钟面，每一层楼，在钟面上都有一个小红点表示着。一根红色的铁针在电梯上下着的时候，随着它的上升，慢慢地指到二楼，三楼。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它不再动了，红色的指针指到顶楼以上，它坏了。于是，等电梯的人把头凑到门边，靠听声音的大小来辨别它的方向。
在那里，听钢缆吱吱叫着，总是要想到从前那红针转动时候从容的样子，还有电梯在你要上去的那一层停下来时，那红针处发出的一声轻轻的“叮”。
要是你可以走到老公寓的里面，当然就看到更多的东西了，看到棕黄色的长条子地板，踩了八十年了，一打上蜡，还是平整结实，油光可鉴；看到厚重结实的房间门，褐色的好木头，上面的黄铜把手，细细地铸着二十年代欧洲时髦的青春时代的花纹，用了上百年了，还纹丝不乱；看到浴间有妇女专用的清洗盆，水流像喷泉一样从下而上；看到走廊的一面嵌在墙里的穿衣镜，在暗处照着人，水银定得那么好，玻璃压得那么平，隔多远照人，也不走样——
那时候，真的从心里要说一句：从前的上海，是有过精致的好日子啊。
只是你真的走在那里面，坐在那里面，还要闻到陈年的油气，旧木头气，灰尘气，食物气，马桶前面的一小块地方日久积累下来的尿臊气，浴缸下水泛出来的肥皂水汽；你还要看到高大雕花的天花板上黑白莫辨，花纹里全是灰尘，像耳朵眼里全是耳屎，宽大的厨房里通体全是黄褐色的陈年油烟，遇上的灰尘，就在上面一缕缕地吊着，像圣诞树上挂小东西的绳子——
那时候，也是真的从心里要说一句：怎么把房子住成了这样。
我有一个朋友，最喜欢在初冬的雾夜，街上的人静下来以后，自己骑着自行车在老城一带慢慢逛，他说，那时候，夜色把老房子的颓败掩住了，雾模糊了许多东西，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走在几十年以前的上海，一切都是新的，好的，美丽的。他就是那一类上海怀旧的年轻人，心里满是为自己故乡而起的沧桑。他们当然也知道怀念租界时代是不对的，于是他们不说这个词，他们说“三十年代”。
上海的每栋老房子的拆除，淮海路被移走的每棵梧桐，美国快餐在上海的每个分号的开张，他们都是最坚决的反对者。
有时候他们不被年老的上海人所理解，有一个在上海最繁华的时期在法租界住的老上海就说过，那时候他在街上玩，堵了走过来的外国人的路，曾被那个人“去”的一声，好像是赶狗。那个声音给了少年的他深深的侮辱，所以他说，不知道那样的心情，怀什么旧。
是的，看上去，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真正看到过从前的上海到底是什么样子，也没有真正生活在那样把外国人当作一等公民的故乡，他们怎么可以怀旧，又凭什么怀旧呢。
现在的孩子，没有看到外国人是怎么欺负中国人的，也没有看到从前的社会到底有怎样的不平。他们看到的是从前留下来的房子，是最美的；从前生活留下来的点点滴滴，是最精致的。而他们从小生长在一个女人没有香水、男人不用讲究指甲是否干净、街道上没有鲜花的匮乏的时代，所以他们就这样靠着对旧东西的想象而成了怀旧的人。
这城市破败而精美的建筑，就是他们怀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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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十年记（1）
我写《1993年上海大拆屋》时，街上成堆的建筑垃圾和路边翻修到一半的房子，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标准风景。我最记得那些正在翻修的房子，应该说它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房子，工人们忙碌着拆除房子上的违章搭建，加固摇摇欲坠的阳台，清洗外墙上几十年的积尘，那些房子，隔着毛竹搭起来的脚手架看，好像一张女人的脸，上面还留着撕到一半的面膜。修到一半的房子，特别是外墙粉刷到一半的房子，有种狼狈而惊愕的表情，那个表情极像面膜卸到一半被人撞见的女人。这样的风景，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末。
就在那时，偶尔路过了徐家汇。偶尔见到从来都紧闭门窗的修女院，竟然大门洞开。我为此大吃一惊。那里是天主教修女的静修院，一向与世隔绝。小时候，我来这里参观万婴墓的时候，曾听到过她们唱圣诗的声音。小孩子很怕修女、教堂和神父，以为他们背地里都喜欢吃小孩的眼睛。路过修女院时，女孩子们都紧紧挤在一起，全身的鸡皮疙瘩。这时，从涂满黑色柏油的篱笆后，传来了修女们的歌声。女孩子们被歌声惊吓到，像一群鸟一样尖叫着，四下逃去。那时我很小，但因为曾经吓得要死，所以一直记得那个修女院。
在接近修女院时，我的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褐色木门上，钉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谢绝访客”，那字写得端庄谦卑，使人想到五十年以前的人。经历过*的大字报运动以后，中国毛笔字里这种清秀恭敬的精神，已经永远消失了。
直到已经来到了宽大的走廊里，直到从修女们的小图书馆窗前，再次看到那道涂了黑柏油的篱笆，我还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走进修女院来了，直到我看到木门上贴着的耶稣像。画片上的耶稣是如此清秀温存的青年男子，如此充满爱意，却丝毫没有男人的进攻性。我在翡冷翠乡间的小教堂里也见到过类似的耶稣像，那时只觉得意大利人的可爱，可在这老修女宿舍的门上再见，却突然被感动了。这耶稣，让人只想爱他，怜惜他，追随他。修女们几十年在这大房子里静修，从不出门，直至老死。原来，就是这样的耶稣陪伴着她们的漫漫一生。推开房门，里面已经搬空了。徐家汇渐成闹市，于是，修女们搬离，教会将修女院租借给了商家。这就是我可以走进来的原因。
房间里很暗，因为关着木头百叶窗。那木头百叶窗早已腐朽，几乎散架，所以只能关着，靠窗框的力量维持它们不散架。
房间里还残留着老女人干燥的气息和处女的洁净与单调。墙上的涂料已褪尽了，裸露出涂料下面的水泥。水泥也龟裂出无数细小的裂缝了，让人想起满是皱纹的手背。壁炉早已废弃，天花板如今是深灰色的，高高吊下来直接插在塑料插座上的灯泡。老修女们在自己床头贴了更多耶稣和圣母的画片，画像上的圣子和圣母，都有比拉斐尔笔下甜美得多的眼神。那不是艺术中永恒的神圣，而是人间轻抚人心的甘甜与完美，它们更像年画。如今单人木床搬走了，被遗留在床头墙上的旧画片，因为显得哀伤，而神圣起来。那时我想，要是修女们了解到那些小女孩当初是如何的怕她们，她们会怎么微笑一下。
修女宿舍和小图书馆的尽头，是她们的小礼拜堂。在空无一物的小礼拜堂里，我竭力回忆小时候听到过的歌声。她们是在这里唱的吗？这里让我想起意大利乡间那些温存明朗的小教堂，这里有种多年修女们祈祷的歌声遗留的温存气氛。有些小教堂，比著名的大教堂更能保留祈祷时人心的善意和诚挚，因而保留着一团暖意。如今，我依稀能感受到修女们的歌声，它像回忆中的某种精神性的物质，你能感受，但无法触摸，也无法形容。我那时突然想，也许女孩子们尖叫着四下逃散，并不是真的害怕，而是感到了歌声的诱惑。
房屋十年记（2）
过了几个月，我再去修女院，已不得不沿着门口一大堆沾满建筑灰尘的电线走进去，整修开始了。教会派来看大门的老教友，此刻已被满面尘灰的装修工代替。就像当年老教友一定要我得到教会的许可，才能参观搬空的修女院一样，工人也一定要我得到东家的许可，才可在工地走动。于是，我见到了修女院的新东家，恒寿堂餐馆的老板。他是个谨慎的男人，问了许多问题，直至他看到我工作证上的名字，确定我写过《上海的风花雪月》，才起身，握手，亲自陪我去工地参观，并建议我在觉得合适的时候一定也写点这个房子的历史，并向我保证他不会破坏这栋房子，只会将它小心复原，使它更好看。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特地带我去了小图书馆。所有的百叶窗都集中在这里，由专门的工人修复。他点给我看绿色百叶窗上的贴条，小贴条上注明了每扇窗是从哪里拆下来的。
“也许我可以在原先的会客间里做一个小博物馆，展出这房子的原貌和历史。我收集了一些实物，还到档案馆去买了些照片回来。我知道老房子的价值。客人们等吃饭时，就可以先到小博物馆来看看。”他说，“小博物馆还可以出售老东西，要是客人觉得好，随手就能买回家去。”
“你还可以做些明信片。”我提议，“我读过一本台湾出版的书，名字叫一栋老房子的生命史，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其实，是我自己想为这栋房子做这件事。那些绿色的百叶窗将装回到窗台上，那些墙上的耶稣画片将消失在餐馆包间平整的墙上，那个温柔的小教堂将成为一间高级宴会厅。这栋老房子的生命史，如乱世中的人生一样充满转折，无法料想。
“明信片，是的。”他点头同意，突然笑了，“想想看，邮局里到处都是我们餐馆的明信片，传来传去。”
他带我经过走廊，去了后院，那里的篱笆已经不见了。
我这是第一次来到修女的园子里。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玻璃暖房，里面种着瘦小的玫瑰树。在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一块黑色大理石碑倒在地上。然后，我认出来，它就是小时候我见到过的万婴墓的墓碑。整个童年时代，令我印象最深的旧上海，一是外滩的洋行大楼，二就是这块黑色的墓碑。我又感受到记忆无声的深处，修女们的歌声，以及小女孩们穿透树阴的尖叫声。它们如同关节那样，将这栋房子的过去和将来连接在一起，并让它们转动自如。
他说，他知道怎么小心修复所有的百叶窗，保留当年造房子时所有从欧洲进口的地砖，但不知道怎么处置这块墓碑。
“你可记得小时候的忆苦思甜教育？来这里参观育婴堂。”他问我。
是的。所以我说：“大概你可以将它放在花园里，再做一块碑，放在它前面，来说明它。”
他看看我，我想他以为我在说反话，但我却真没有。
临走时，他诚恳地给我名片，邀请我再来，他许诺会给我一张贵宾卡。
又过了几个月，我再次去修女院，那里已是上海老站餐馆了。当年修女们用的大厨房，现在是餐馆的厨房。跑菜的男孩们在那里穿梭不停。餐馆经营的是改良的上海菜。与他规划中的一样，走廊里当年的瓷砖都还在，而且已经擦洗一新。百叶窗都回到原来的位置，而且可以轻松地开关，小教堂保留了墙上原先的玫瑰花图案。我在二楼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