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这事儿双方都妥协了一些，他们说，排不出新节目，老的节目也行。一辆大卡车把宣传队的人都接回来，大家凑一起商议，只有六天时间，到底能演什么。商议的结果是，排几个新节目，弄几段老相声，最好来个小话剧撑时间。话剧本子从哪儿找？正好有人看到《解放军文艺》上有个现成的剧本叫《苹果树下》，说的是辽沈战役打锦州，解放军渴死也不吃老百姓苹果的故事。时间紧，大家分头做，我是导演兼主演，并负责舞美设计和制作。用木方和豆包布做布景。搭老乡家的小破房子，门口苹果树的苹果是我用纸浆做成的，树叶则是用缝好的豆包布画上树叶剪下来贴到网子上，再把很轻的上好色的纸浆苹果挂上去。整夜整夜地画布景，忙得连背台词都顾不上。领导审查节目，音乐都奏起来了，我这边词儿还没跟上，台上台下笑成一片。那位领导拂袖而去，但求煤心切，就这样让我们去演了。后来煤买没买到，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总挨冻。
不管怎么说，这些事儿都挺锻炼人的。你想啊，全团一汇演常常是三四百号人，评比颁奖不说，还有吃喝拉撒睡都得负责。我那时是团宣传队的小干部，又那么积极要求进步，当然顶多大压力也得去做好。现在真不会有那样的干劲了。
不怕人笑话，我那时“左”得可以。要说小报告，我也打过。心里真的想的是帮助同志进步，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那时讲“一帮一，一对红”。可能是官话说得太多吧，我曾经一度被孤立。印象最深的是到佳木斯演出，大家到江滨公园玩儿。有人招呼着让大家站在刘英俊英雄塑像前合影，当我也走过去时，他们却不吱声了。这种排挤太明显了，太没面儿了，我只好拐弯到别处去。心里那个难过。这件事给我不小的震动，很长时间我都在想，“我的人缘何至于如此之差？”也向父亲写信诉了苦。他回信引了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慢慢我才明白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凡事只觉得自己对，那还得了。
反正我二十来岁时真的特革命，讲原则，求进步。后来返城参军到文工团，也是一年就入了党。有一位当年空政时的同事多少年没见面了，后来她写了个关于我的短文发在媒体上，说看到大街上濮存昕做献血广告，她一点儿不吃惊，她说我当年就那样儿。
七、知青时，我亲历了一起自杀事件
看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我费解一些媒体在讨论“黄秋生为什么死”。他们不明白，一个人被昭雪了怎么还去上吊。对我来说，这个疑问没那么难解答，因为当年我当知青时，就经历过一件真实的自杀事件。说起来业余宣传队的解散，也和这件事有关。
我们业余宣传队的队长比我大五六岁，当时也算老知青，大哥哥了。能演会写，还能当导演。样板戏《沙家浜》中，他是导演还兼演胡传魁，生活中却和阿庆嫂好上了。这在现在是多正常一件事。二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谈恋爱的时候，但那会儿就是生活作风问题。结果没弄好，“阿庆嫂”怀孕了，事情露了馅。这在当年可是天大的事情。好家伙，师里派工作组，团里也派工作组，排练演出一切停止，整风。背对背、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然“胡传魁”也被看起来了，不许自由行动，不许串供。
有一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等着开什么会，大家就都待在宿舍打牌。“胡传魁”说要上厕所，几个人注意力在牌上呢，就说你自己去吧，快点儿回来。就没跟着。结果半天不见他回来。再去厕所一找，咦，没人。大家急了，挨个房间找。找到行李房，门从里面锁着，只听有蹬凳子的声音。大家心里就毛了，一位上海知青一拳砸开了玻璃，果然“胡传魁”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了。
大家伸手掏着拉开门插销，赶紧往里冲，这时，只看吊在行李架上的他悬空转了一个圈儿，头一扬掉下来了，原来他不会上吊，只是把绳子转一个圈套在脖子上，没上死扣，悬空后一转圈就摔下来。可是悬空那一下也够狠的，他已经不上气儿了。有一位天津知青懂点武功，上来用手指夹着喉结往下一捋，算是把他救活了。
这是大事儿，得赶紧向上级汇报，正这时，
“阿庆嫂”知道了，她凄厉地一声惨叫扑过来，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划开了，有人就开始抹眼泪。
上面的人很快也到了，板着脸，看看“胡传魁”：“怎么，要自绝于人民？”“胡传魁”闭着眼躺着。我看到他的眼泪静静地流向耳窝子，积在耳朵里。
命案未遂，团里也不敢再批判了，听说领导第二天晚上就请“胡传魁”“阿庆嫂”到家里吃饺子。安抚一通之后就让他们尽快返城回家，宣传队也开始下放，一个连一个连地换，每年都轮一次。要说一个团里这么多知青，怎么都认识我，就是因为下连队下的。
现在回头想，“胡传魁”与“阿庆嫂”何罪之有？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我在想，我们该怎么回首这段往事。集体语境往往要上升到社会历史的伟大高度，说一大篇的道理，我们甚至仍会不自觉地将之理想化，重温那些“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的词句，但具体到个体的命运，就不可能是一句话、一个大道理所能概括的了。
忘了在哪儿看过两张照片，同样一群人，都是当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年轻时手搭肩膀照了一张相，三十年后重聚，又仿着同样的姿势照了一张。两张照片放一起，是被当做一件当代艺术品展示的，我在其中看到了岁月的痕迹，但也看到了一种心理深层的装饰感。当然，一件作品，一千人有一千个判断，我也尊重照片中这些怀有美好愿望的老知青，不过它唤起我的是一种复杂的感动，同时还有些怜悯与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曾那么的真实，又那么的不真实。
从我个人来讲，反映那一时代的作品，我比较认同王小波，也对姜文充满敬意，他们真正保持了个人的独立意识，这种个体意识放在当今文化中来看，也是很有价值的。
《太阳照常升起》“黄秋生”为什么会自杀？我觉得那里有对生命难以言状的失望。有人说：不是给你平反了吗，干吗还自杀？在那个把无聊当正经的年代，大家大动干戈地投入抓奸行动，剥了一层皮，审了一溜够，批判呀，检讨呀，羞辱一番后告诉你，没事了！马上你就皆大欢喜，做得到吗？不久前报纸报道中国人在巴黎老佛爷购物受辱，外国人无理刁难后又说你是清白的，礼节上轻描淡写道个歉就没人再理你了，你能想象、体会到类似黄秋生的心境吗？
这当然是我的解读啊，姜文自己的意图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很自然地想到了“宣传队怀孕事件”，同样有对人性的蔑视与对人格的污辱。“胡传魁”该不该自杀？他怎么会想到自己事发之后，最信赖的那个好朋友会起来揭发他，甚至还会有那样详细的侦查记录。哪天、哪时，在何地干什么。他怎么知道自己在初享生命最隐秘的欢愉时，有双眼睛在盯着……那还是他一直信任的眼睛—“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可以知道”的那种信任。秘密的分享最后都成为笔录，然后在整风时居然被公开读出来。而我们，这些当时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也真的把这件事看成错事。还有人翻毛主席语录，“你看，毛主席说十月怀胎，他们现在到几个月了？怀孕是怎么回事，接吻又是怎么回事。呦，接吻就是嘴对嘴，那多恶心啊……”
虽然嘴上这么说，谁心里又不想谈恋爱呢？之所以不去碰，真的是被这件事震慑住了。想到爱、结婚，感觉是复杂而害怕。到底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命运、爱情，有了这件事后，更令我们感到云山雾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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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为返城，我在不断地考试
有返城的想法是1973年，那时许多人已厌倦知青生活，在动脑子想怎么回去。部队子女靠走后门参军，一些有志有心的青年暗自温习功课，想靠考大学改变命运，什么都不是的，靠打架致残回城也干。人心浮动，我的心也在动。对我来说，最佳选择是部队文工团招生，我觉得这是条出路，于是就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准备考试。
探亲假是每年12天。第一次回北京，我印象特别深。那是阔别两年第一次探家，坐着火车硬座，火车整整跑了两天一夜。车到北京站，天才蒙蒙亮，我拎着两个大包出站，包里装的都是我插队当地的土特产，有木耳、人参、豆油、蜂蜜什么的，突然听到火车站大钟的报时声，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这是曾经生我养我的北京吗？怎么那么陌生而又熟悉？”当年，作为红卫兵，我曾在这里遣散外地人，现在我又算什么呢？
回到了内务部街的家，才是早上六七点，父母刚起床。那时又没有手机、电话，谁也不知你啥时到家。所以真的是“不期而至”。将自己洗漱一番，父母说：你累了，先歇歇吧。就躺在自己曾经睡过的床上。一抬头，看见了屋顶上的水洇，那些小时候最让人浮想联翩的形状线条，还原封不动地悬在屋顶上，恍恍惚惚地确认，真的是到家了！一个人拿出一支烟抽，不巧被妈妈撞见了，赶紧扔，以为她会呲得我，她愣了一下，却说：好好一支烟，扔了多浪费。知道这是一种默许，意味着在母亲眼里我长大了，可以与父亲平起平坐抽烟了。
这都是第一次探亲的记忆。后来几次回家，这种感觉就没有这么强烈，因为目的变得很明确，就是要准备考试，做一名专业演员。练小品、背诗歌，还要练声。拜的声乐老师是中央歌舞剧院男高音的王嘉祥。他在发声上有独特的训练方法，许多京剧演员都找他学习，我也跟着一起练。为了学习，每天早上我都要骑着自行车去陶然亭或他家，路程不短，但那时也不觉得远，因为劲儿憋得足着呢。
立志要当一名演员，在知青期间，也陆续有些机会，但都阴差阳错给错过了。比如，有一年中央乐团合唱团招生，著名男中音杨化堂老师来到我们团挑人，我那时人在27连割麦子，并没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但听到信儿，还是充满好奇心地来到团部。我从门缝往里看时，有人就说：这也是宣传队的。试考的人就说：来来，唱一个。我亮开嗓子唱了一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杨老师说：哦，次中音，挺好嘛。我赶紧说我没被推荐，他不以为然，说：那咱们争取一下吧，你到医院检查一下嗓子。这下麻烦可来了，医院说，没有介绍信，不给检查。我又跑招生办公室把情况说了一遍，办事的人对我说，一切得按招生程序办。这事就算黄在那儿了。现在有人对我说：幸亏你没考上。我说，可我那时不这么想啊。那就是棵救命稻草，我想抓住它远走高飞呢。
另一次机会，正赶上毛主席逝世。中央戏剧学院盛毅、何治安两位教授来招导演系学生。当时我们正好排了一个小话剧叫《熊熊烈火》，里面用的一个误会法引起了他们兴趣。还问这招儿是谁想出来的。第二天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我又失去了一次机会。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拨乱反正，我也时来运转。办病退回到北京，正逢空政话剧团招生。考试要演小品，我就选了“刷马”这个题，眼前无实物的一匹马，我要用动作表现，再加点小噱头，有点京剧《三岔口》的味道，考官就觉得我比较有生活，特别满意。可录取的时候又面临一关，就是政审。我母亲那时是所谓的“摘帽右派”，有历史问题。当时耀邦同志为老干部和反右平反还没搞呢。幸好中国人民银行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母亲的情况，空政还是批准了我。这是我对空政话剧团最心怀感激的地方。一生都充满感激。因为没有这个台阶，不可能有后面的我。
空政招生时，第四届全军文艺汇演在即。7月要汇演，参加演出的必须都是现役军人。这使得我们正式入伍的节奏加快了，我也很快就穿上军装。这可是人生一大快事。我记得穿着军装回家，一路上特希望有熟人能看到我，可惜没碰上一个。可以说，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这种人生的大欢喜里。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一些时段特别值得记忆。也就是人生的大关口。对我来说，这样的关口不会超过三个。第一个当然是从黑龙江回来，再就是当了兵，穿了军装进空政话剧团。第三个是进北京人艺。这之后再让我想，真就没了。因为那种关口，
突破了，就意味着你的追求、渴望，又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不再犹豫也没有别的愿望了，笔直的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那种人生的大欢喜使自己都怀疑—老天怎么可能这么随便恩赐于你呢？
你能体味这种状态吗？就是干什么都是快乐的，四处充满了阳光。真心诚意地肯干。那时我和李雪健作为学员住一屋，两个比着早上谁先起床。眼一睁，嗬，他动了，赶紧起来，到楼道里争笤帚、抢簸箕打扫院子里的卫生。我俩还争先干好事，吃饭都紧吃快咽，好抢先下手帮食堂洗碗筷。那个时候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再平凡的角色也想演好，每天都像笑着生活，不知道忧愁为何物。
为什么如此高兴，当然是有比较才会这样。这一切和近八年的知青生活比，好像一根火柴将灰暗的日子擦亮了。我说过我是按病退回的城，1977年１月到的家，带去的木箱子又带回来，已经旧多了，堆在家里好几天，我老盯着它想，真的回来了？不再去了吗？白天认为是这样，夜里做梦却是反梦，梦见我接到命令还得回去，每次醒来，都惊出一身汗！
木箱子终究没留下，当时家里住房太挤，觉得它太占地儿，可能是给卖了。要是留到现在，我会把它捐给知青文物纪念馆。
我考上空政，生活算是发生了改变，我的许多一起返城的知青朋友却没我这么幸运。其实在那会儿，论唱歌跳舞他们都比我强，回城后却没有我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