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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虽然一直关心洋务外交,但认为症结在内政。如果内政修明,人才得用,则洋务并不难办理。只是上下大小官员昧于大势,进退失据,害国伤民。他曾目击总督瑞澄见到洋人,倒地便拜,并以总督之尊在洋人面前执属员之礼,令他气愤异常。可见当时许多大宙已是“惧外”和“媚外”,而不是排外。但不论是惧外还是媚外,绝不知如何处置洋务。他知道洋务可办,而且有满腔自信:“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但他的建议无人理睬,更不能放手去办,反遭同僚大臣反对牵制。他只有徒生感叹,无可奈何。
郭嵩焘对时代的认识,颇具自信,毫不因举世诟骂而动摇。后世果然证实郭嵩焘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弱国无外交”,如果弱国再不重视外交的政策与策略,则更为不幸。因此,弱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有灵活的外交方针、健全的外交体制、谙熟外交艺术的人才和一系列旨在维权的外交对策。出使西方的郭嵩焘初步了解了一些近代外交意识并付诸实施,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郭嵩焘等前瞻者的努力,晚清外交的近代化过程可能会更加迁延而艰难。但再挫折,再艰难,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
正是在郭嵩焘的奔赴呼吁下,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1864年7月由总理衙门建议,广州开设了同文馆,署理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亲自主持开馆仪式。郭嵩焘首倡创办新式学堂,为中国近代培养了第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及科技人才,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外交人才的培养,实在是功不可没。
此后,“经世致用”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的精神核心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中国不断受侵凌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救国之方,从而在外交实践中不断摸索,一步一步地引进西方近代外交观念,走向真正的强国之途。郭嵩焘敏锐而正确的见解,自然受到后世的敬重。我们不禁要假设,如果郭嵩焘真能影响政策,在总理衙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赢得士大夫的支持,领导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那么这条路必定平坦得多、容易得多。但是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郭氏的性格,注定将孤掌难鸣,真实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郭嵩焘的先知先觉,以及眼光的远大,并不因而失去意义。历史上应该发生而未发生的事情,仍然具有意义,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的教训看待。
与郭嵩焘所著《使西纪程》一书被毁禁传的命运不同,陆奥宗光后来写了一本《蹇蹇录》,在日本大行其道。甲午战后,陆奥宗光因肺结核病趋于严重,便一面养病,一面撰写外交*《蹇蹇录》。“蹇蹇”两字,出自《易经?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之语。陆奥从此表白自己不顾自身而效忠天皇之心。书稿由日本外务省于1896年以“内部读物”出版。陆奥在书后说明著述此书的目的,是通过概述甲午战争期间“充满复杂纠纷的外交始末”,表明当时面对接踵而来的外交危机,无一不是“深入斟酌内外形势,权衡于久远未来之利害,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策,才使日本终得“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危机,保持国安民利之途”。
但“陆奥外交”毕竟是明治时代的精神遗产,作为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外交的指导,是完全服务于明治政府既定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二战”以后,日本对其罄竹难书的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从未进行认真的反省。日本一些人仍然死抱着“侵略史观”、“皇国史观”不放,妄想有朝一日“重振皇国主义之势”。资深外交官冈崎对他的这位前辈宗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唱颂歌:“在整个日清战争当中,陆奥外交本身就是艺术作品。同时《蹇蹇录》的文章本身也是一个艺术。”竟然宣称:“陆奥外交不仅在当时正体现了帝国主义外交的精髓,而且也是今天日本的选择,甚至是当代日本外交选择的惟一榜样。”像这样对陆奥宗光的侵略外交*裸地歌颂,确实是十分罕见的。曾先后担任五届内阁总理大臣的吉田茂(1878…1967),也特别赞扬陆奥宗光的“伟业”,并强调太平洋战争日本之失败,乃是背离“明治遗产”——即“陆奥外交”指导的结果。此后,日本历届政府并未改弦更张,而是沿着这条路线一直走下去,表明要坚定地走“陆奥外交”的老路,值得世人关注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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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洪秀全和西乡隆盛(1)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荣辱悲欢
在近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同一时代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成败得失,如一曲悲歌,余音难尽。他们都出生寒微却胸怀大志,以霹雳雷霆之手段,开创震古烁今之伟业;他们掀起惊天狂涛、几乎倒旋乾坤,却又都在辉煌的巅峰忽如大厦之倾,功败垂成,死于非命。而更发人深省的是,他们都壮心填海,苦胆忧天,决然背叛了自己所处的那个社会体制,试图为国家民族踏出一条新路来,但身前生后的毁誉荣辱,却有着天壤之别。
古往今来,在风雷激荡硝烟四起的历史关头,多少英雄豪杰长剑匹马,纵横四海,建功立业,百代流芳。然而,还有另外一些功败垂成的悲剧英雄,令人扼腕长叹。
在近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同一时代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成败得失,便如一曲悲歌,余音难尽。他们都出生寒微却胸怀大志,以霹雳雷霆之手段,开创震古烁今之伟业;他们掀起惊天狂涛、几乎倒旋乾坤,却又都在辉煌的巅峰忽如大厦之倾,功败垂成,英年早逝,死于非命。而更发人深省的是,他们都壮心填海,苦胆忧天,决然背叛了自己所处的那个社会体制,试图为国家民族踏出一条新路来,但身前生后的毁誉荣辱,却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对于洪秀全是“民族英雄”还是“邪教教主”,是“农民领袖”还是“专制暴君”,至今论争不休,莫衷一是;而在日本,西乡隆盛早已从“叛军首领”被提升到“国民偶像”的位置,受到全日本的推崇爱戴。正如戴季陶在其名著《日本论》中所说:“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
“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中。”沿着这两位悲情英雄的人生轨迹,探寻中日两个民族背后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颇值玩味。
一 两个末路英雄,不同死亡结局
§洪秀全的骨灰被大炮轰上了天
1864年7月19日,天京(今南京)内外,黑云压城,火光冲天,滚滚的硝烟中弥漫着强烈的人肉焦臭味儿。
正午时分,随着曾国荃一声令下,“轰隆”一声惊天巨响凌空怒炸,太平门处的城墙被炸塌二十余丈,整个天京城地动山摇。数万眼睛血红狂狼暴兽般的湘军一齐呐喊如潮,挥舞着刀剑像龙卷风一样席卷向坍塌的城墙。守城的太平军从各处赶来拼死封堵缺口,他们从城墙扔下雨点般的炸药包,冲在最前面的四百多湘军敢死队员一片惨叫,全被烧死。但成千上万的湘军不顾一切踩着同伴的尸体,打着漩儿挤成一团蜂拥而入。太平军再也抵挡不住洪水般呼啸而来的敌人。战至傍晚,九门皆破,天京失陷。湘军“见人即杀,见屋即烧”。残存的太平军与之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许多人大叫着“不留半片烂布与清妖享用!”举家*而死。
所有人都疯了!他们无一例外都只想猎取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天王洪秀全。
然而湘军将整个天京城翻了个底朝天,也不见洪秀全的踪影。7月30日,湘军总兵熊登武得到一个太平军黄姓宫女告密,这才知道洪秀全已死十多天了。在她的指引下,曾国荃派人从天王府的大殿内挖出了洪秀全的尸体。
一直到死,洪秀全都保持着他固有的神秘感。临死前,他命人用十几层厚布,在死后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湘军掘开坟墓,将洪秀全浑身的厚布全部扯烂,扛到城南雨花台给曾国藩当面验看。。 最好的txt下载网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洪秀全和西乡隆盛(2)
曾国藩和洪秀全,两个苦苦搏杀了11年的对手,一直都只是相互耳闻,却从未谋面,想不到今天会以如此奇特的方式见面。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述这位老对手:“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缎绣龙袍包裹。”
天意从来高难问。刚刚验毕洪秀全的尸首,本来晴空万里的南京城,突然狂风骤起,暴雨袭来,约半时方歇。
8月1日,曾国藩断然下达了最严厉的惩处方式:“戮尸,举烈火而焚之!”洪秀全的尸体再次被拖了出来,被刀斧剁得粉碎。即使这样,还不罢休,曾国藩又命人把肉泥拌进火药,装入炮弹,然后接连发射出去——就是死了,也要让洪秀全灰飞烟灭,阴魂无归。
然而,如果说“焚尸扬灰”对于死后的洪秀全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报复,那么临死之前,他那走火入魔神秘荒谬的表现,则说明远在湘军的大炮把天京城墙轰塌之前,洪秀全的理想信念已经破灭,精神世界已经坍塌了。
当天京城被围数月,面临城破的巨大危险时,天京城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情绪,每个人的心理底线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全城弥漫着地狱般的恐怖气氛,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以致于“人妖鬼妖互相为患,殊令眠不贴席也。门以内则见妖见鬼,时时哄闹;门以外则拘奸缚盗,救火驱鬼,时时鼎沸。”
而此时的洪秀全,已接近恍惚疯癫的状态了。
长期的享乐生活已严重削弱了洪秀全的意志,损坏了他的智力。刚刚进入天京,洪秀全就派人拆掉了明朝的故宫,命令将那些巨柱和石料运到玄武湖边上,去构造一个新的宫殿。宫殿建成之后,洪秀全整天把自己锁在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中,谁也不见。他一方面杂乱无章地思考着一些哲学和神学问题,幻想着如何把王权跟宗教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一个超级的奴隶王朝,让臣民同时成为自己的教民,无私地贡献所有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像历史上所有的帝王一样,苦练房中术,想在谜团一般的两*媾中,得到极度快乐,也摸索一种解脱之道。他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到了后来,离群索居让他心灰意懒,及时行乐成了惟一的安慰。
中国历代皇帝都讲“天命”,造反者也讲“天道”。但没有谁像洪秀全那样一味靠“天”。他为臣民们炮制着迷魂汤,自己也忍不住喝下这迷魂汤。于是从此以后,“格外不由人奏”,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也听不得任何理性劝谏的声音。脱离群众使他更加高高在上,迷狂虚妄,甚至扬言“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与其说这是恶性自我膨胀,不如说是狂热的自我迷信。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除了玩弄点权术,根本没有多少应对复杂现实的办法。只能再三强调“认实天情”,既稳住别人的信心,也借以从纷繁的现实中自我摆脱。
惊心动魄的天京事变不仅使洪秀全丧失了自己的道德权力,领导集团内部的残暴也暴露无遗。人们对洪秀全“上帝之子”的身份开始表示怀疑,对他后宫生活的纯洁性也提出质疑。“天王”曾经神圣的地位从天上堕入尘世,神秘的面纱千疮百孔,政治动员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所言:“在中国文化里最大的权力来源不是制度,也不是武器,而是无私的道德地位征服人心。”一个高高在上、疑神疑鬼、缺乏能力的天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军心民心分崩离析,天国神话逐渐破灭。他自造的那个“天”终于靠不住了,他只能黯然地走向死亡。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洪秀全和西乡隆盛(3)
随着天京的最后一道屏障、长江上游的重镇安庆失守,和各地太平军节节败退的消息传来,洪秀全愈加颓废消沉,麻木自欺。当形势急转直下,李秀成一再劝他率众突围、“让城别走”时,洪秀全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训斥道:“朕承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此时天京城总共才剩三万人,仅有一万多人是太平军,真正能战斗的不过三四千人,李秀成问:天京城内兵微将少,怎么办?洪秀全答道:“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干。”
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剩下的结果只能坐以待毙。
在天京被围困的最后关头,洪秀全眼见城池守不住了,精神彻底地崩溃。他整天嘴中念念有词,不断呼唤神灵,乞求上天让地下长出食物,让自己的天兵天将饱餐杀敌。然而粮食毕竟无法从天而降,许多人饥饿而死。全城男女腹饥难耐,日夜围着忠王府哭求救命。李秀成不得已将自己家中仅剩的米谷发放救济穷人,但他所辖的官兵又没有粮食,不得已又将他的母亲以及妇女首饰金银作为军资。然而这点接济又怎能解决根本问题。随后李秀成奏请天王,允许饥民出城逃生。天王对此大为不悦。洪姓家族又趁火打劫,将出城逃生之人所带财物搜刮掠净,闹得满城风雨,日夜不宁。到4月全城粮食已尽,洪秀全命人将苔藓野草之类东西“取来做好”,美其名曰“甜露”。李秀成奏“此物不能食”,洪秀全说:“取来做好,朕先食之!”颇有与民众同甘共苦之志,可不久他就因食“甜露”过多而病倒了。但洪秀全拒不服药,导致病情日趋严重,终于一命归西。临终前,洪秀全发布了最后一道诏书:“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
直到黄泉路近,洪秀全仍然振振有词地坚信自己是上帝派来人间降妖除魔的使者。而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