鹆�15 家，全部使用这种方法，太恐怖了。现在3年过去了，问题还没解决。
子 墨：有一种观点认为，拆迁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性问题。如果不用强制性手段拆迁，那么城市可能依旧破破烂烂的，这边一栋栋高楼大厦，旁边就是贫民窟。
王才亮：这个话我有不同看法。应该讲90 年代开始的城市拆迁是历史背景造成的。80年代末期那场风波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停下了，工业经济受到削弱，政府决定通过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来拉动内需，保持国民经济一定幅度的发展，这是有效的。但是，现在来看，尽管城市建了很多高楼，马路宽了，路灯亮了，但是社会财富并没有实际增加多少，因为你挖一个平方建两个平方，大量消费资源建设，成本太大。统计数字也显示，尽管房子增加了，高楼多起来了，但是许多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然存在买不起房、住不起房的问题。
达官营房屋估价单折迁后的景象达官营是北京无数个即将消失的地名之一。2004年至2006 年两年之中，这里拆掉了上个世纪50 年代建的许多低矮破旧的平房，取而代之的是即将完工的住宅楼、办公楼。这些变化的背后同样有一群人遭遇了强制拆迁。
老伍是当年生活在达官营的一家拆迁户。他的儿子正在上大学，他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他说，拆迁合同他没签字，拆迁那天也没提前打招呼，突然就来了一帮人，“他们来的人多。当时就我一个人，我怎么说啊？这不就是一死吗？我也就这样到头儿了。工程占，国家占，我绝不反对。你是房地产，是为挣钱。”与老伍一样拒绝在拆迁合同上签字的另一个达官营住户说，拆迁补偿不合理，所以他们拒绝拆迁，“大不了我就上大街上住去，如果他非要强拆的话，杀只小鸡子还得挣一挣呢，我能让他们这么轻松就给拆了？”
子 墨：也有人认为那些拒绝搬迁的拆迁户是“钉子户”，他们没有考虑全局利益。
王才亮：什么是全局利益？全局利益怎么界定的？这个问题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也存在争论。因为现在没有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所以大家就高举“公共利益”的旗号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许多拆迁问题很明确，开发商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全局利益。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也没有理由让一两个公民来强制拆迁147 被拆迁户要求补偿的标语挥锤拆迁承担公共利益的成本。《宪法》和《物权法》规定都很明确，即使是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也得给老百姓拆迁补偿，得保证他们的居住水平不能下降。我认为目前说什么为了城市建设要老百姓做出牺牲，这种论调根本站不住脚。
子 墨：也有人说这些不愿意搬迁的居民是漫天要价、不讲道理，存在这种情况吗？
王才亮：有些地方的确存在个别被拆迁人漫天要价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极个别。从我接触到的案例看，绝大多数情况是拆迁补偿价格或者安置条件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没有达到让他们保持原有居住水平的要求。 。 想看书来
强制拆迁（4）
子 墨：在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作为弱势一方的老百姓能怎么办？
王才亮：我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虽然从法律和政策上讲是有办法的。最近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个新现象，让老百姓告状都告不了。这个地方要拆迁了，按照国务院、建设部的规定，要在拆迁范围里张贴公告，时间不能少于一个星期，公告的目的是告诉居民此地要拆迁，请大家支持配合。现在的情况是，要拆迁了，我到这个地方贴公告，用胶带纸一贴，拍个照片，完了就撕掉，不让老百姓知道。你到法院去告。人家说，3个月前就通知了，在报纸上登了，在当地张贴公告了，告诉你3 个月内起诉，你没起诉，现在过诉讼时效了，法
院不予受理。让你连法律救济的手段都没有！我现在就担心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法律救济手段，矛盾只会激化，民怨、怨愤越压越多，最后要影响社会稳定。
子 墨：这只是上海、浙江出现的问题，还是在其他地方也蔓延了？
王才亮：大家都在学，学坏很容易，全国拆迁领域交流经验，这类“歪门邪道”学起来很快。比如土地储备，上海搞得影响比较大，本来是旧城改造，安排老百姓回迁，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但是开发商不愿意，他让政府来搞土地储备，以土地储备的名义搞拆迁，把老百姓赶走。储备就意味着不建住宅，老百姓没法回迁！这种情况蔓延到什么份儿上？全国2700多个县级以上市已经有80％成立了土地储备中心，哪个地段好我（政府）就把它储备起来，把老百姓赶走，然后拿着这块地来搞高价拍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要着力解决土地征收征用和城市房屋建设拆迁的问题，但是落实到下面要花九牛二虎之力。
子 墨：您这么多年代理过的官司中，有没有拆迁老百姓打赢官司的？
王才亮：有，直接在诉讼上胜诉的有10％，通过协调解决的大概40％左右。我办的案子中能给群众解决问题的维持在50％的水平。
每个达官营拆迁户都会看到一份房屋估价单。按照估价单上的估价，拆迁户平均每平方米的房屋、院落领取的补偿不足1000 元。而在同一时期同一地段，新的商品房价格已经高达每平方米7000 元左右。这是出现许多居民拒绝拆迁的原因。而根据2001 年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补偿由被拆迁房屋的重置价格修改为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货币补偿金额。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个货币补偿标准很难被落实，拆迁方与被拆迁方因为补偿金额发生的矛盾越来越多。
子 墨：货币补偿有明确的执行标准，但是在现实中为什么做不到？
王才亮：很简单，利益关系嘛，拆迁人想少出钱。根据2001年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按照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的市场价格来评估和确定同一区域内的房子，测算价格补偿给老百姓，但是现在实际上做不到。首先是区强制拆迁149 位价评估不合理。在区位价、房屋的用途和建筑面积3 个主要评估因素中，最关键的是区位价。而北京现在执行的区位价还是2002 年公布的。按照建设部6个月调整一次的规定，北京拆迁房评估的区位价长期不调整，房价涨得已经翻了几番了，拆迁执行的却还是2002 年的区位价。北京所有评估出来的价格按区位价都没有超过1 万的，但是北京最好的房子卖到了9 万、10万每平方米了，这中间的悬殊相差太大。 。。
强制拆迁（5）
其次，按照建设部的《评估估价指导意见》，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抽签选择和决定评估师，由评估师给出合理补偿价。但这个规定在现实中也做不到。一是，大量拆迁浮动剥夺了被拆迁人的选择权利，二是，老百姓选择了评估师，他也不会公正去评，为什么？评估师是邀请的，评估费是开发商给的，老百姓选择我评估一次，永远只是一个小业务，开发商、拆迁人给的活儿才是大业务。评估师跟着利益走，很难进行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估。我曾经在一个地方搞过试点，抽了100 份评估报告，请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共同来看，结果符合或者接近房屋实际价格的不到10％，90％以上是与房屋实际价格相背离的。而我在北京接触到的评估报告，没有一份是符合市场价格的，北京还不如外地呢！什么原因？北京的评估区位价是4 年以前的标准，而这几年北京的房价、地价涨了多少！
子 墨：根据您所接触到的房屋评估报告，评估出来的价格和真正的合理的补偿价格之间相差多少？
王才亮：一般都相差一半以上，评估出来的价格可能只是实际市场价格的50％。
几个月以后，在经历了与开发商谈判、开听证会、上访等诸多手段都没有任何效果的情况下，伍先生不得不同意了拆迁。和那些退休的老邻居不一样，他没有精力去维权了。另外几户坚持斗争的人家，依然有两户认为补偿不合理而没有领取拆迁补偿款，而领取赔偿的一户也认为这是无奈中的不平等协议。
子 墨：靠拆迁赔偿能够维持他们原有的正常生活吗？
王才亮：目前来讲，多数拆迁项目给的补偿款都不足以使他们保持原有的居住水平，这也是拆迁引起矛盾的关键原因。如果能够达到原有居住水平，我想上访就没有了。
子 墨：除了经济问题、居住问题，拆迁户还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王才亮：有的地方的拆迁户由于不配合拆迁，坚持要维权，而被迫下岗，失去生活来源；有的地方在拆迁项目开始之前动用工商、税务等政府机关向拆迁户施加压力，比如他是做小买卖的，税务局天天来查，工商局不给年检执照，那么他就违法经营，断了生计，结果一家人到处流浪。
子 墨：拆迁问题目前可能出现缓解趋势吗？
王才亮：任何事情到了一定程度都必须解决。现在围绕着农村征地、城市房屋拆迁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十六届六中全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总书记在纪念长征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反复提到这个问题。既然高层已经注意到了，我想解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子 墨：但真的要落实到基层执行，会不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王才亮：有可能，至少目前强制的非法拆迁现象还在继续蔓延。我想这种情况应该会很快得到制止，毕竟中央全会的精神到了省里要逐步地贯彻下去。
尤其中纪委现在抓了一些涉及房屋拆迁腐败问题的典型案件，我想那些贪官，那些卷得比较深的人会受到震慑，有可能停下来。
子墨点评：
达官营的拆迁户说过一句话让我思考了很久。他们说，如果国家是为了公共利益拆迁，我们没有怨言，但是开发商是为了钱……我想，这些拆迁户的本意并不是希望在那些废瓦当中守候已经用了半个世纪的老房子。他们是希望在房价、地价不断上涨的今天，能够和开发商摆出一副谈判的姿态。然而，自始至终他们却始终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和开发商真正坐在一张谈判桌前。
老百姓常会用“通天”这个词来形容开发商。仔细想来，这个词当中包含了太多的深意，也包含了太多情绪。与此相对应的，他们会说自己是“小老百姓”。在这一大一小、一强一弱之间，我们需要怎样的法律和政策才能够保证他们实现公平的对话，而同时我们又需要怎样的监督和执行机构来保证他们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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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1）
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留在农村家中。中国亿农民常年在外地务工，产生了数千万“留守儿童”。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孤独中期盼着被爱，在残缺中守望着亲情。
2005 年9 月，一本名为《关注留守儿童》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城市农民工现状一次次受到社会拷问之时，农村“留守儿童”的现象也日渐进入媒体的视野。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留守儿童”课题组组长。近年来，他带领伙伴到陕西、宁夏、河北等地走访，对中国中西部的农村“留守儿童”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
子 墨：您为什么选择去中西部调查而没有选择南方？
叶敬忠：由于文化水平等原因，中西部地区的外出务工者一般出去都是从事重体力活的，没有条件把孩子带到城市。而我们做的调查研究主要是父母外出务工会给儿童带来什么影响，中西部的情况更典型一些。不过，我觉得这种调查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反映出来的问题应该是一致的，具有一定代表性。
子 墨：照您估计中国现在的“留守儿童”有多少？
叶敬忠：我们国家对农民工最保守的统计有1亿人。现在很多地方引用的数据是亿，也有人说是亿。以亿人计算，他们中间起码有一半属于结了婚再到城市打工的。在农村，结婚的人家一般都有孩子，有的不止一个。
由此可以想象“留守儿童”的群体有多大。我认为绝不是一两千万的事，应该在5000万左右，当然这个数字我们没有做过准确统计。
根据课题组调查，目前中西部的“留守儿童”监护类型主要有4 大类：单亲监护、隔代监护、亲戚监护、同辈监护或自我监护。其中以单亲监护为主，占调查人群的，隔代监护占；而与亲戚生活在一起或是寄养在别人家里的“留守儿童”比例分别为和。
子 墨：根据你们的调查，父母外出打工之后，这些留守儿童的生活怎么办？
叶敬忠：每类监护的情况不一样。影响最少的是单亲监护，毕竟有母亲在，孩子的吃饭穿衣不会有大问题。当然其他方面如同伴交往、与人沟通等也会受到影响。由爷爷奶奶照顾、亲戚邻居照顾，或者孩子自己照顾自己，受到的影留守儿童155 叶敬忠和他主编的关注“留守儿童”出版物响最大。儿童的衣着问题肯定比父母在家或者一方在家的情形差很多，肯定不如别的完整家庭。
我记得陕西有一对兄妹，父母都想出去打工，爷爷奶奶也不太愿意照顾他们，因为两个老人还得耕田。结果母亲把这对兄妹送到武术学校。过了一段时间，她有点不放心，去看了看。女儿直哭，说不想待，想回家。母亲受了感动，把女孩接回家由爷爷奶奶照顾，男孩继续留在武校。然后她就外出打工去了。中间有一次回来，发现女儿身上长了很多红疙瘩，一问才知道爷爷奶奶好长时间没给她洗衣服。
子 墨：您说的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还是普遍状况？在一般人印象中，会觉得爷爷奶奶特别疼爱和照顾孙子孙女。
叶敬忠：我说的肯定是普遍情况。为什么？首先，爷爷奶奶肯定疼爱孩子，但老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对孩子疼爱照顾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在陕西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