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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很费力。六时左右，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和寇克博士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左右，两位医师都认为救治无望。九时过后，蔡元培嘘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
蔡元培轶事
征婚启事
1900年夏，蔡元培的原配夫人王昭病逝，那时他才33岁。为他提亲的人多得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羊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的择偶条件为：（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和，可离婚。这则征婚广告曾经轰动一时。在旧礼教盛行的晚清，一位堂堂大清朝的翰林，居然公开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这确实是要有些勇气的。
胡适轶事
胡适与黄侃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
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不管胡适，扬长而去。
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陈寅恪之死
1966年7月，“文革”波及到了中山大学。
陈寅恪这次终于没能幸免。
第一批大字报贴出来了。对陈寅恪的打击不仅仅来自大字报。7月，陈寅恪晚年的得力助手黄萱被历史系召回参加运动；9月，校方撤走了“三个半护士”，陈夫人唐筼只好自己出资聘请护士护理陈寅恪。
10月，破四旧之风蔓延到了岭南，人们开始随意进入陈宅。陈寅恪的书籍和一些未刊的书稿、手稿被查封，多年精心保存的一些文物字画也被抄走，尤其是他精心保存的祖父陈宝箴和清朝官员来往的信札也被翻了出来。
秋冬之际，大字报已经快把陈寅恪淹没了。东南区一号的楼房被贴满了，红色的砖墙都已经看不见了，整幢大楼显得阴森恐怖，活像一口纸棺材。大楼四周的树木上挂上了长幅标语，风一吹来，像片片白幡“沙沙”作响。
高音喇叭是陈寅恪最害怕的一种声音。住宅对面的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高音喇叭每天不间歇播放。平常日子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这样一来睡觉几乎成了一种奢望。1945年陈寅恪用眼过度，双目失明。所以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造反者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楼，据说陈寅恪被迫搬家的原因是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房，想做指挥部使用。
５月５日，陈寅恪被迫做口头交代，但并没有“过关”，因为交代中并没有“承认错误”，而是说了许多类似“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话。于是不断逼问，直到陈寅恪不能讲话。
在不断折磨下，陈寅恪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时，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早上五点半，因为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陈寅恪走完了他７９年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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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设想
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结局，让人扼腕叹息，人们忍不住设想：如果1953年他接受了郭沫若和李四光的邀请，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话，是否会有另外一种结局呢？
这并不是没有可能。
陈寅恪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他的声名不仅仅在学术界。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就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让他们不可为难陈寅恪，于是军部就给香港司令下文，照顾陈家。当时物质极为匮乏，香港司令就派人给陈寅恪家送去了好多袋面粉。但陈寅恪是绝不会吃日军面粉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唐筼就往外拖——陈寅恪的学识连敌人都征服了。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遭到拒绝。离开大陆后，蒋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皆失望而归。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一直为蒋介石引为恨事。
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是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再查找，后来查知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解放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还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陈寅恪晚年深得陶铸的关照，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陶铸就派人在陈宅的院子里修了一条白色甬道，使这位老人在散步时不致跌倒。
1954年龙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过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来龙潜在检讨时这样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了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由此可以想见，如果1953年陈寅恪北上的话，他很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
史学三变
在学术界，陈寅恪是一位传奇人物，其传奇色彩一点不亚于他所推崇的王国维。1919年，在哈佛大学留学时，吴宓和他交谈过后，当即惊为奇才。吴写信给国内的亲友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氏子弟家学渊源，藏书丰富，陈寅恪幼时便对经史子集各书均有涉猎。他的侄子曾经回忆说：陈寅恪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中。陈寅恪涉及的范围虽广，但是他兴趣始终偏向史学。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俞大维解释说，陈寅恪治史的主要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也就是在“在史中求史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历史选择也是乾嘉学派影响的结果。
陈家虽然是传统世家，但是教育思想并不保守，最明显的是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举考试，而是要他们接受西式教育。陈寅恪１２岁的时候就随兄长去日本留学，１９０９年又赴欧洲，在柏林大学等学府深造。因此，他在研究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西方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留学德国的时候，历史语文考证学派正是德国史学的主流。受德国历史语文学派的影响，陈寅恪学习和掌握了多种语言。后在哈佛大学随蓝门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在柏林又随鲁斗继续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留学期间，他掌握了诸多语言，可以直接读原文，在这点上一般传统学者难以望其项背。
1926年，陈寅恪至清华国学院任导师，他由学术的积累期进入了勃发期，开始了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究其原因，国势日危直接影响到他的研究方向，“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
30年代初期，陈氏史学逐渐移向第二阶段，这段时期他放弃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致力于中古文化史。在《寒柳堂集》中他这样表述研究转向的原因：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
1949年以后，他的史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陈寅恪最后阶段的两部著作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
寄“心史”于“红妆”
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颇受人们的关注，研究者认为他是以这两个女子自比。陈寅恪虽然以史家立身，但其“史识”与“史观”却是建立在儒家价值观之上。在文化思想上，陈氏三代均讲究革新，但陈寅恪却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这并不是意味着他认同咸丰时代的保守思想，而是认同咸丰时代变法思想先驱冯桂芬等人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稳健前进的思想。在他看来，如果社会冒进太快，社会、人心、经济、政治等方面反而不进而退。这种观点在他是一贯的，从不曾因为外界的压力而做过改变。1961年吴宓去拜访他，事后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但时代一直在趋新，不断革命，始终变化，唯有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原处，这种巨大的矛盾、反差，怎能不让他叹息呢？
在两部以才女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中，陈寅恪运用历史的想象力重建了兴亡的“心史”，在柳如是和陈端生的悲剧中加入了他的人生感慨和文化喟叹，使他的史学境界在最后一个阶段发生了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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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轶事
既非博士，又无著作，如何成导师？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便推荐陈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还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回答说：“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也没有著作。”梁答。
“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大为生气，于是回答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曹云祥听后决定聘请陈到清华来担任导师。于是，没有什么学位文凭，也没有什么著作的陈寅恪，凭着广博的学识，成为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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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成名的“顾老板”
与“大器晚成”相反，少年暴得大名者，后半生多无所成。对于这个常见的现象，人们往往以“江郎才尽”加以解释，但是阅读顾颉刚的一生可以发现，在巨大反差的命运转折中，性格起了关键的作用。
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顾颉刚学术上的黄金时期。1926年《古史辨》出版，盛名从天而降，“顾颉刚”三个字一跃而起。当时的知名学者纷纷给予这个无名后辈的著作以极高的评价。远在德国的傅斯年致信顾颉刚，认为当今“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的老师胡适也拱手把他让到了古史学第一把交椅上去：“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
《古史辨》的成功，一下子引来了几十位学者加入到了古史学的研究潮流。当年7月，林语堂应厦门大学之邀担任文科主任，聘任顾颉刚为国文系教授。顾颉刚抵达厦门后，林语堂又让他去换聘书，改为“研究教授”，原因是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的短短两个月内，顾颉刚的“学术地位突高”，“故而称谓亦须改变”。当时，顾颉刚仅是北大的助理教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研究教授”，比教授还高了一级，与沈兼士、鲁迅等知名教授同室办公。这在当时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恐怖的家庭教育（1）
顾颉刚少年博得的大名一直“红”了30年，但之后的30年，顾颉刚在学术上基本属于停滞阶段。
少年暴得大名，与老来几无所成，固然与时代环境变迁有关，但个人性格与环境的关系更值得注意。性格有强弱，强度不同，取舍不同，得失各异。
一个人性格中的“内核”多形成于青少年时期。顾颉刚的“十分柔和卑下”，来自于极其严厉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子虬公长年在外，母亲性格异常，对顾颉刚严厉无比，动辄就打，“我一讨饶，她就打得越凶，说‘这孩子没志气，没出息’。”3岁的时候，顾颉刚半夜尿了床，母亲就把他从床上扔了下去，疼得他痛哭不止。从那以后，顾颉刚就和他的祖母一床睡觉，直到18岁结婚。所以在顾颉刚幼小的心目中，母亲不是“母亲”，而是一个“身材高高而精神非常严峻的年青奶奶”。
7岁时，母亲因患肺结核去世。生活照顾和家庭教育就由祖母承担起来。
祖母对顾颉刚有慈爱的一面，但严厉时和母亲一样。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亲戚，用点心招待客人时，客人就分了一块点心给顾颉刚，祖母当时不作声，待客人离去后，就关起房门把顾颉刚痛打一顿，直打得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看人家吃东西。
顾颉刚说：“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艺术品”之说，自然包含他对祖母慈爱的一面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