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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遭逢巨变 成为隐者
马士英、阮大铖联合四镇军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拥立”弘光登基之后，一方面*东林、复社士人，一方面把持朝政，派遣左懋第前往北京，“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幻想通过吴三桂与清朝妥协，重复南宋偏安江南的故事。所以，对于柳敬亭作为左良玉特使前来联络团结，以求共保江山，他们不感兴趣，对于手握重兵的左良玉也就不能放心。时阮大铖为兵部尚书负责江防，在南京西部坂矶一带筑城派兵，以对付武昌上游。吴伟业《柳敬亭传》说，柳敬亭“闻坂矶筑城，则顿足曰，此示西备，疑必起矣。”看出了马阮辈的奸臣之心祸国之举而忧愤不已。只可惜吴伟业一类人习惯的是古文，记事过于简洁，不能让我们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情况。
今人陈汝衡在《说书艺人柳敬亭》中认为，柳敬亭作为特使前往南京之后，一度回到武昌，并且报告了坂矶筑城的情况，认为是“猜疑”武昌，“左良玉听了很是悚然”。 此说大体可信，因为柳敬亭作为特使在南京完成了使命之后，当然要回到武昌报告此行情况，也就不可能不谈起坂矶筑城的事情。
马阮一方面排挤史可法等人，一方面逮捕东林前辈雷演祚、周镳，以及复社士人陈贞慧、吴应箕等下狱，对曾在北京投顺过李自成的官员列为“顺案”查处，毫无团结各方，共保江山的胸襟。东林复社诸贤在东南一带难以存身，乃纷纷西上，投奔左良玉，其中包括侯方域这些人。此时南京又发生“伪太子案”，已经登基的弘光当然害怕真太子出现，在马阮主持下逮捕此人下狱，可是民间却硬是一致认为这是真太子。
消息传到武昌，左良玉与诸将觉得这种局面不能忍受，就决定水陆并进东下，打到南京去，*马阮奸臣，正式发出檄文，说：“……频年痛心疾首，愿为鼎边鸡犬以无从，此日履地载天，誓与君侧豺狼而并命。……愿斩贼臣之首，以复九京，还收阮奴之党，以报四望……。”
这时的柳敬亭在哪里？陈汝衡认为，“柳敬亭不曾随军，他早已东下了。他事先离开武昌，显然是左良玉令他前往南京，在左军进城前后做些政治上的工作，以配合军事。”确实，也只能这么分析。
对于柳敬亭在这一段的情况，孔尚任当时也就查无可靠文字，只能凭想象，依据戏剧的需要，安排《桃花扇》中这时柳敬亭的身影踪迹。第三十一出《草檄》，让柳敬亭做了赴南京传檄的使者，到南京投上檄文之后，也就被马阮给抓了起来投进狱中，在狱中竟与陈贞慧这些人见到（第三十三出《会狱》），然后是在清兵打破南京城的时候，逃出牢狱（第三十八出《沉江》），后来在第三十九出《栖真》中竟然成了隐于山中的一个老渔夫，说，“我老柳少时在泰州北湾，专以捕鱼为业，这渔船是弄惯了的……”（北湾是孔尚任误写，实为打鱼湾）。最后在《余韵》一出中唱了一段悲伤的《秣陵秋》而隐去，并且流泪说，“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逢时遇节，展开祭拜，也尽俺一点报答之意。”这是把他知遇左良玉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交代了一笔。
左良玉起兵武昌，顺流而东下，绵亘二百余里，军势很盛，但军纪很差，左良玉衰老，忧愤交加，病死军中，临死前对部下们说，你们守卫疆土为国效忠是上策，紧守一方待时而动是中策，解散军队各自流亡是下策。左良玉儿子左梦庚率军继续东进，马、阮调黄得功将军前来抵挡，刘泽清刘良佐二将也丢下北面防守，率军前来合围，结果左军全面溃散，而北兵趁虚而入，连夜渡淮，围住扬州，南京震恐，万姓奔逃，南京小朝廷也随之逃亡。黄得功得知这一结果，悔恨不已，自刎而死。孔尚任以第三十七出《劫宝》描写了这一不堪的情况。
左军溃散，柳敬亭留在军中的个人财物随之失去，更重要的是，在明末那样大形势下他被卷入时事而作的一切努力也付之东流，其悲伤与失望可想而知，孔尚任在《桃花扇》结局时对他的这种悲伤与失望作出的描写是合理的。
清军扬州屠城，史可法殉难，南京瓦解，马士英阮大铖等官员降清，钱谦益、王铎等文人降清，百姓们焚毁马、阮府邸，从狱中放出所谓太子，情况混乱到了极点，而清朝却逐步确立。这时的柳敬亭还能做什么呢？他确实只能像孔尚任《桃花扇》中所写的，暂且做一个隐者。
当左良玉军顺流东下时，与马、阮政治破裂，柳敬亭一时需要隐起来，是可以理解的。仅小柳敬亭十岁的诗人顾开雍于顺治七年在淮浦遇柳敬亭并听他说书；写下的诗中有这样两句，“欲烹食其侈得意，柳生夜逝还渔樵”，说明确曾有马、阮要搜捕柳敬亭这回事，柳敬亭半夜逃走，隐于渔人之中。这情况大约还是柳敬亭亲口告诉顾开雍的。孔尚任《桃花扇》中写柳敬亭隐于渔，却也是有据的了。
局势稍安之后，柳敬亭也就只有重操旧业，说书为生了。在诗人笔下，总是写着他的悲剧性：“天宝尚存遗老在，何堪白首说兴亡”（清初诗人梁清标诗句）。
第六部份 穷不坠志 松柏其坚
一
柳敬亭遭逢明亡之变，可以说，一切落空，于是，如《桃花扇》所写不可避免过了一段隐居避祸的日子之后，就出来重操旧业。有人问他，你如今一文不名，怎么办？他说，“吾在盱眙市上时，夜寒藉束稿卧，扉履踵决，行雨雪中，窃不自料以至于今。今虽复落，尚足为生，且有吾技在，宁渠忧贫乎？”真是虽“再贫困而意气自如”，并且“晚节尤进”，活得很硬朗，书也说得更精彩了。于是一路又到了苏州。吴伟业《柳敬亭传》中的这些记载，为《道光泰州志》所采。
黄宗羲对柳敬亭有着士大夫的某种偏见，他作的《柳敬亭传》主要只言敬亭之技，称柳敬亭为“倡优”，是“市井”之人，对左良玉引柳为腹心，很不以为然，“不亡何待乎”，简直把左良玉之败也归到柳敬亭头上来，这简直有失公允了。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艺术，确实推崇得很，可以说，要不然，他就不会作这篇《柳敬亭传》。他写道：
“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国亡家之事，无不亲身见之，且五方杂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兽悲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所可尽者矣。”
黄宗羲认为，柳敬亭的说书艺术，是莫后光所不及的了。这个评论是对的。
吴伟业，号梅村，大诗人，比柳敬亭小二十三岁，崇祯时做过东宫侍读，南京国子监司业，南明亡后，屏居乡间十多载，绝意仕进，后迫出为清朝秘书院侍讲，迁国子祭酒，借口母丧而归，常以仕清为恨，死嘱着僧衣，而不着清服。
黄宗羲，号梨洲，大学者，也比柳敬亭小二十三岁，为东林子弟首领，与草《留都防乱公揭》，以攻阮大铖，后遭阮大铖逮捕，南明亡后，曾抗清，后返里，专意著述。举“博学鸿词”，荐修明史，皆力辞不就。
可见，吴、黄都是有节气，有学问的人，二人只是在对柳敬亭的认识程度上有所不同。
二
柳敬亭重操旧业，江湖说书，足迹颇广，回过泰州，到过江都、扬州，到过苏北淮浦，到过苏州，到过常熟，到过松江，这都有诗有文可据。
柳敬亭重出说书，大约开始于丁亥春冬，即1647年3月间，见于龚鼎孳《赠柳敬亭文》：“丁亥春冬，相从于桃叶金阊间，酒酣耳热，掀髯抵掌，英气拂拂，恒如在宁南幕府上座时。”其时南明覆亡已近二载。这样看来，《桃花扇》最后一出《余韵》注明故事时间为“戊子九月”，即1648年10月，说柳敬亭仍在“捕鱼为业”，时间安排上推迟了一年多，这是孔尚任之疏忽，或戏剧之需要。
《海陵文征》卷十九载沈让斋《柳敬亭传》，说柳敬亭回到泰州后，到他少年时曾做过佣工的泰兴那个人家去看望，发现那夫妇两个都亡故了，而后人竟无力买地葬棺，于是柳敬亭说，你等我三个月，我给你送钱来。他就到扬州去，张贴广告，说“柳麻子又来说书”，一时轰动，不到一个月，就获得三百两银子，于是到泰兴交给那家后人，不但买地葬了父母，而且置办了房屋家产。关于这段事情，沈让斋文内以“故主”、“少主”来叙说那户人家与柳敬亭的关系，失之肤浅，且有点庸俗，我们只能想象，少年柳敬亭逃离豪强*，到泰兴这户人家为佣工时，得到过人家很好的对待，包括可能掩护过他，所以他数十年来不能忘记，于是才有了这段探视并资助的佳话。
起义抗清英勇就义的著名诗人魏耕在《柳麻子说书行》长诗中说，他见到柳敬亭在江都时，“出门人呼柳麻子，往往拦街不得行”，柳敬亭一出门，观看他的群众就会拥挤到这样，可见大受欢迎，但其实，“有眼目睹寻常人，东南西北道路穷”，魏耕体会到柳敬亭实际上是很艰难的。
诗人顾开雍在《柳生歌&；#8226；序》中说，顺治七年，他在淮浦听柳敬亭说宋江一段书，“纵横感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世称柳生不虚矣。”这时的柳敬亭，“逢人剧说故侯事，涕泗交颐声堕地”，柳敬亭意气仍不减当年，甚至更为慷慨豪迈，“听君席前徵羽声，犹见公孙浏漓舞剑器”，顾开雍大为赞叹，“兴亡日月手扳出，吁嗟柳生真好奇”。
诗人周容也是明末清初一个讲气节的人，作《杂忆七传之二&；#8226；柳敬亭》，说，“儿童见柳髯至，皆喜”，描绘出柳敬亭是一个很随和可爱的人。他于癸巳年（1653）在虞山见柳敬亭，听他说了几天书，“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掷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如此动人魂魄，而以前，他只听说柳敬亭说“闺阁儿女脂粉芗泽，或米盐诟谇”之书，能令人“罔不解颐”。这就记载了柳敬亭的说书艺术刚柔兼备。王沄《漫游记略&；#8226；燕游》所记在康熙元年（1662）蔡士英北上舟中听到柳敬亭说书，其能“或咤叱作战斗声，或喁喁效儿女歌泣态”，说什么像什么。
总之，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重操旧业的柳敬亭，正如吴伟业所说，是“意气自如”的。
三
柳敬亭在清初重操旧业这段时光里，也曾“穷途重走伏波军”，但幸因自有操守，而终能清白脱身，这就是他进马逢知（原名马进宝）军府的事情。马逢知原为明朝安庆副将，与柳敬亭旧识，降清后为清朝大立军功，任为“苏松常镇提督”，驻松江（云间），柳敬亭有一阵在那里滞留。按照一种严格眼光，柳敬亭是不该到马逢知那里去的。柳敬亭“穷途”所迫，加上自恃不会同流合污，就去了，况且天下早已是清朝，无数明朝官僚与文士都归顺了，他乃一介艺人，以自己的技艺吃饭，给马逢知说书，也不能算什么大事。柳敬亭一定就是这样考虑的。
吴伟业在《楚两生行》的《序》中说，“柳生近客于云间帅，识其必败，苦无以自脱。浮湛傲弄，在军政一无所关，其祸也幸以免。”可见柳敬亭在马府中确实自有操守与人格，虽然一时不便走脱，却没有为马逢知做什么事，决不像在左良玉军中有那样主动而积极的贡献，所以后来马逢知出事被清廷所逮，而柳敬亭并不碍事，因他守住了自己一介说书艺人的身份，而并不是幕客。吴伟业在这首诗中说柳在马军中是“抵掌聊分幕府金，褰裳自把江村钓。”这是吴伟业了解到柳敬亭在马府中的情况后所作，应视为一种定论，他认为柳敬亭是“滑稽幸免”，就是说，柳敬亭凭着一种机智，而得以与马逢知保持了距离，这种距离有两个方面，一是马逢知降清并为清朝立大军功，他很难与之融洽，二是不参与马逢知的事情，不贡献自己的意见。但总之，柳敬亭这是一次很郁闷的历险，实属不易。
明清之际的学者禇人获《坚瓠集》说，“一日侍饭，马饭中有鼠矢，怒甚，取置案上，俟饭毕欲穷治膳夫。进宝残忍酷虐，杀人如戏。柳悯之，乘间取鼠矢啖之，曰，此黑米也。进宝既失其矢，遂已其事。”
就这样，柳敬亭在马逢知军中不但以“滑稽”而“幸免”自己，也以此“幸免”过一位厨师。像这样的事情他在左良玉军中原就做过。柳敬亭每每能这样挺身而出，却又不着形迹，吴伟业称为“善用权谲，为人排患解纷”，禇人获称“柳之宅心仁厚，为人排难解纷”，他们都注意到了柳敬亭品德上的这一特点。吴伟业写老年的柳敬亭是“身长广颡，面著黑子（黑痣），须眉苍然，词辩锋出，饮啖可五六升。”多么可敬可爱的一个人高马大、朴实和善而又智慧过人的老头。
四
八十岁人的柳敬亭，曾经在北京广为献艺、传艺。当时清朝天下已定，封建统治更换了一个朝代。柳敬亭熟识的一些人，也多有在北京为官的，成为柳敬亭晚年北上的一个客观条件。有人认为，柳敬亭晚年北上献艺，与降清官僚相处甚欢，不免“有损清誉”。这种评论，过于苛刻了一些。其实，柳敬亭心中不是没有这方面的立场和考虑，这从他后来的某些言行就能知道。然而，柳敬亭觉得到北京观光，对于他更现实，更重要。看望一些老朋友，给他们说书，让他们看到他人老技不老，得到他们激赏，对于他这样八十岁的人，心格外向往之。再有，他从来没有到北方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