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朝纲要徽宗纪》：戊戌重和元年五月，淮南庐、寿州平，生擒贼首刘五。
方勺《泊宅编》卷下：庐州慎县黄山，连接无为军、寿州、六安界，盖贼穴也，居民千余户，而藏贼以活者八百余家。
元好问《遗山集》卷22：西山（太行山）剧贼千余人，据险为栅……公（太中大夫刘汝翼）乃常服诣贼栅，辞情慷慨，群盗惭服，明日，与其酋把肩俱下，而无亡镞之费。
《京口耆旧传》卷八：刘宾王起黄冈，据险守要，官兵不能下。
陆心源《宋史翼卷李珙传》：剧贼刘花三啸聚，自虔、吉入寇广东。
王偁《东都事略徽宗纪》：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东京、河北，入楚、海州。
以上记录说明这个年代也是大小“盗贼”频起，这正与《水浒传》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一致。虽然《水浒传》综合利用了元杂剧、元话本等资料，但不是简单汇总加工就能作成这部小说的，在内容的深度广度上都说明它是一次全新的创作，这个创作所依据的社会历史事实，它的灵感的来源，这些宋史材料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把《水浒传》一书轻描淡写、普泛化地说成是“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看来是很难成立的。
哲宗徽宗年代这些大小“盗贼”，其中规模较大、资料较多的是徽宗年间的卜漏、方腊、宋江。
卜漏是泸南晏州诸夷的一个大首领，因不满“泸帅”贾宗谅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夷人的压迫剥削，率众起事，兵力达十多万人，最后被朝廷*，夷民惨遭大规模屠杀。
方腊是当地“摩尼教”首领，家有漆树园之类，该属当地社会中上层人士，起事的原因是北宋政府的横征暴敛，他以“声色狗马、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吾民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为号召，几天之内，其队伍就有十多万人，三个月内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处州以及青溪五十二县，各处响应，人马发展到百万以上。方腊起义最后被朝廷血腥*下去（《汇编》记方腊事甚详，亦可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以上列出的较小规模“盗贼”中，有一处不是武力*的，而是运用了“招降”的一手，这就是元好问在《遗山集》中所记的：“西山剧贼千余人，据险为栅……公（太中大夫刘汝翼）乃常服诣贼栅，辞情慷慨，群盗惭服，明日，与其酋把肩俱下，而无亡镞之费”。这一手有人主张用来对付“淮南盗宋江”，这就是著名的“侯蒙上书”，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对这条建议颇为欣赏，称侯蒙“忠臣也”（《汇编》引王偁《东都事略》卷11《徽宗纪》）。
《汇编》的编者何竹淇先生经考证认为，“宋江之讨方腊，固有明证”，是一个历史事实（见《汇编》上编第二册第415页）。侯蒙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北宋历史上“淮南盗宋江”是受了招安并且被派去参加*方腊。但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认为宋江未降，而在方腊失败后被朝廷*。至于宋江原来的身份，《宣和遗事》称他为“宋押司”，别处资料只称他为“盗”。
从以上简略所陈可知，北宋徽宗年间这三起较大“盗贼”事件中，卜漏、方腊是当地社会中层以上人士，振臂一呼领导了规模巨大的民众起义，宋江从《宣和遗事》以及他的才能上推测，是个下层吏员，他手下骨干有三十六人，队伍至少也当有数千人众。他们起事的原因在卜漏、方腊事迹中记载最明确，宋江事中未有说明，只说是为“盗”，应当说那原因也与卜漏方腊起事原因差不多，是以民不聊生和反抗朝廷*为号召的。《汇编》中录入的《挥麈后录》说得对，朝廷动脑筋搜刮天下，而州县吏对民亦无“却顾之心”，他们“竭泽而渔，急如星火”，于是“民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这就是“盗”的来源了。卜漏方腊宋江的基本队伍，当然就是贫苦的农民以至饥民，而方腊更有一种宗教做思想和组织的基础。他们的所言是反抗*黑暗的朝廷，他们的所行是与朝廷武装的作战。朝廷对于他们主要采取血腥的*，必要时也采取抚降招安的办法。他们的结局是被*下去，如果是受了招安，就要被派去*别的“盗贼”，其结局可想而知，《水浒传》对梁山英雄悲惨结局的描述，该是有充分的现实基础的，而不是凭空的文学想象。
以上大小“盗贼”，除了有时急如飘风横行千里无人敢挡之外，一般是藏身深山穷谷茂密林木以及江湖菰芦之中，正如《水浒传》里大小山头的英雄们一样。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即朝廷眼中的“盗贼”，在起事的原因、队伍的组成、所言所行的方面，与史实所载的这些大小“盗贼”是一致的还是有何根本不同？另外，朝廷对他们的政策、他们的结局，与以上史实所载的是一致、还是大为不同？
我想，这是一道不难给出正确答案的问题，这题目交给任何一个良等以上的中学生即可完成，而且《水浒传》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很明确的理念，生动体现在他的谋篇布局、人物安排、故事描写这些方面，他就是要以这部小说给历史上这些大小“盗贼”写一部正史。比如打劫生辰纲，在官府看来是发生了不算小的“盗贼”事件，而在晁盖吴用等七人看来，这不过是收缴贪官所得的不义之财。《水浒传》中以高俅为代表的那些大大小小为非作歹的赃官污吏，不正是宋史资料中时时写到的那些造成“民不堪命，去而为盗”的文武官员们的写照吗？《水浒传》写得明明白白，高俅们的总后台就是宋徽宗，作者的笔一点也没有饶过他，尽管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书画家。作者也没有饶过蔡太师，尽管就连梁山好汉也晓得他是当代四大书法家之首。王教头为何要“私走延安府”？林教头是怎样被逼上梁山的？武松是怎样无奈何亲手杀嫂的？所谓“十万贯生辰纲”之类，不正是北宋历史上朝廷巧立名目、官府到处搜刮的一个缩影？刘敞所说的“盗源”不正在此？至于梁山首领，正如上述历史资料显示的，并不一定要个个都是一个普通农民，才能称为农民领袖，方腊、卜漏就是最好的榜样，我们在这方面也不应当坚持“出身论”的标准。事实上梁山头领中出身农民渔夫之类的也大有人在。如果说到梁山那上万的人马，不用说，其绝大多数皆是普通农民。一部《水浒》，真是写得很分明，写的是英雄好汉“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
梁山好汉们口口声声放在嘴上的“替天行道”，“反贪官”之类的话不重要吗？是没有意义的“陈腔滥调”吗？显然不是，因为这正如王小波、方腊对他们的群众所作的政治宣言一样重要。更不用说李逵老是放在嘴上的要宋大哥夺了宋朝皇帝的“鸟位”的话，对于我们分析梁山好汉们的政治性质的学术重要性了。虽然鲁智深的上梁山并无林冲等人直接的遭*作为原因，但他也是因“打抱不平”而改变了个人生活道路的，而所谓“打抱不平”，这“不平”的原因，在《水浒》中出于赃官与豪强，这正是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鲁智深第一个打抱不平，是因拯救金老父女，第二打抱不平，是直接反抗了高太尉，所以他才沦为造反的好汉。在英雄排座次的大聚义大欢庆之时，宋江吟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词来，惹得李逵大闹，而说出一句最为深刻的话来的是鲁智深，他把朝廷比作他穿的黑色僧衣，说“洗杀怎得干净？”他表示，“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这个粗莽之人，却是粗中有细，他算得上是一个有较明确意识反抗黑暗统治的人。如此等等，在一部《水浒》中闪耀光芒，不但不是少得可怜的凤毛麟角，而且是一部书的整体性存在，决定了这部书是写农民起义的性质。难道，马幼垣先生对这一切都是视而不见、都可以轻描淡写吗？
说到朝廷对梁山的态度，也完全与历史资料中揭示的一样，以血腥*为主，必要时则实行招降政策，而《水浒传》不但写宋江受招安，还写宋江想受招安，他把梁山队伍一步步带上了受招安的道路，至于这条道上英雄们的结局，只能是历史所给出的悲剧的必然。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着，《水浒传》是以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情况为事实依据来写就的，它写的就是一场模模宏大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
至于马先生说到的梁山攻打两府的事件，我们就不赘论了，我们只问，作为反抗朝廷的梁山好汉，他们有没有权利命令两府投降？此是一；第二，我们能要求梁山好汉像马先生要求的做事总那么正确吗？历史上的大小“盗贼”，比如方腊，他一起事，三个月内就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处州以及青溪五十二县，马先生是否要对方腊说：你这样做是正确的吗？这些地方的官民都得罪了你吗？人民该充当解决你的政治难题的牺牲品吗？你这样子就是替天行道吗？你的主要骨干该都不是普通农民吧？你和你的一伙们只不过是演绎了又一个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而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马先生的轻描淡写已经成了强词夺理。
又，有人提出了一种判断标准，即以队伍的首领来定队伍的性质，并举出*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为例。我们认为，在封建统治的社会中（《水浒》所描写的社会，就是十分典型的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凡是农民的反抗、暴动，不论其规模大小，都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打击，都应当计算在农民起义这个总量当中。至于领着头干的人，或后来担任其领导角色、左右其发展前途的人，是个什么思想，是不是处处都能忠诚地代表农民，乃至最后是不是利用农民的反抗、暴动、起义，来别有用心地做他的政治资本（如《水浒》中的宋江），以至趁着农民起义的势头并利用其力量做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如刘邦、朱元璋），那都是另外一回事。《水浒》中王伦、晁盖、宋江这三代首领思想意识各不相同，这并不能改变众多下层人民（其主体在当时只能是农民）跟着他们在山上与当时地主阶级国家政权对峙这样的情况，这情况（以及书中写到的各个山头各路英雄）的存在，沉重打击和动摇了宋朝政权，而这个政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而站在朝廷立场，则当然是另一番感受）。所以，在《水浒》中梁山好汉们的存在，就是农民的反抗、暴动、起义的存在。在此，毛泽东主席的几条论述最能深刻而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至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至于说到*革命时期的国共双方，确实与农民有很大关系，因为当时农民仍是中国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处在社会最下层，他们的痛苦最大最深，在那样动荡的社会中，军队的最大量人数，也只能是来自农民。但在那个时代，不管天下有多少自发的农民暴动，都已经不存在历史意义上的“农民起义”了，因为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了，而首先是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之命运”的矛盾，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新的封建皇朝已经是世界历史的陈迹，而决不是时代之特点了。所以，若以*革命时期国共双方来考察《水浒》是不是写农民起义，就难免有举例不当之嫌。。 最好的txt下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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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画意（李雪柏的画）
题目背景，是荡漾的河上水波以及风中飘动的芦苇，
题目字也随之摇漾起来。
音乐。流向远方的长河。河上有一条渐渐远去的摇橹的船。波浪，行船。水波与行船逐渐化为一幅水彩画（《李雪柏水彩画集》第26页，拍摄时避开画题，因为画题限制着对画面的领悟）。
主持人画外音：水乡的路，水云铺，进庄出庄一把橹。这是一位诗人对苏中水乡大地一往情深的歌唱。今天，我们的交通，主要也许已经不选择这水、这船，可水乡的风景，却依然令人心醉、令人向往。于是，画家笔下的水乡风景，也就格外拨动我们的心弦（画面掠过《李雪柏水彩画集》第42页、第12页，停留在第9页）。
画外音：这是一幅多么宁静甜美、无可挑剔的图画。要我们给这幅画起名的话，也许可以题为“听取蛙声一片”。生活被艺术发现了它的美，艺术从生活汲取到了灵感和活力以及自己的归宿。一片又美又新的境界，是生活与艺术共同的创造。我们甚至希望我们自己也能握有这样的一支神奇的彩笔。
少年宫课堂上许多学画的孩子，他们神情专注，手中拿着彩笔和画板，看着讲台上老师的示范，老师正用一片水彩涂出了渐渐明朗的画面。
主持人出现：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师，从事水彩画教学事业，已经四十年，他就是李雪柏先生（面部或上半身的特写）。刚才我们见到的水彩画（画面回放刚才介绍过的几幅画），是他教学之余的创作。我们来到李先生的画室，对他进行采访（镜头扫描画室，画桌上有一册《李雪柏水彩画集》，镜头定格在套封的画面上）。
主持人：李先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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