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令我体验到许多职业的辛苦与虚耗。是的，许多职业，如果你不进入，就永远不可能想象那种令人恍惚的虚妄。
在“子夜相逢”兼职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个奇怪的电话。接通了，一个男人，听上去很年轻，说：“左手，我能不能给你唱首老歌？”
我说：“唱吧，但这可能会挤掉一些谈话时间。”
他于是开始唱。准确地说，那是在哼唱。我曾在外文听力课上听过这首被称为“魔鬼邀请书”的歌，我太熟悉它那种撕心裂肺的旋律了——
这个人居然在哼唱《黑色星期天》。
我的情绪很少受到听众的撼动，这也是主持人所必须的。我需要清醒，我需要分析，揣摩，随时回应来电提出的任何问题。但是那天，我听着那个不可思议的沙哑嗓音，却突然陷入了一种浓烈的虚无。我克制了一下，说：
“这是一首哀悼的歌，对吗？朋友，你是不是再等几十年，到我的墓碑前面唱给我？”
他说：“等不得了，左手，谢谢你的挽留。我打这个电话是因为……你说话的语气真是像她。”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毅然挂断了电话。
我于是示意导播暂缓接入别的电话，继续说：“也许，我们谁都无法挽留谁。你比我年轻，你也一定比我拥有更多的可能，比我更有能力坚持，你就等到几十年后，等我坚持不了的时候，再唱给我吧。拜托，我是认真的。”
好在快结束了，我放下耳麦。
后来的两个电话都是瓦当接的。
瓦当是我的搭档。准确地说，我是他的搭档，因为我是兼职，他则是这个台的台柱子。兼职人员一般不允许参与主持，但是，由于“子夜相逢”一直没有稳定的女主持，也由于我的试播额外受到瓦当的欣赏，所以破例上了“子夜相逢”。
节目结束之后，瓦当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慰。他不拍还好，那么一拍，令我更确定了事情的不妙。
瓦当的主持风格比较斩截，这个电话如果是他接，他可能上来就是一句，你有事说事，唱什么歌，我没时间听你唱歌。这样，一个事件可能就被逼出来了。瓦当说，打电话进来的人无非就是想倾诉，你给他力，他就获得力；你陪他伤感，他会沉溺于伤感。而听众想听的，无非是别人的故事罢了。
再惨烈的经历，说出来也就变得可以接受了。瓦当能够把重变成轻，我却相反，我一直坚持情感节目不是上课而是情绪净化，首先要能放下架子，要能同情，能陪人们一起哭。我这种化轻为重的方式曾导致电话彼端一场又一场的痛哭。在那些痛哭之后，我只给出一句话的建议：
“要去爱，好好爱，以新的爱情覆盖他。”
“等他道歉，但是别超过三天。”
“去找她，立刻。”
但是在那个夜晚，我这种方式却等于怂恿了一个人的轻生。那个深夜，我骑着自行车回家，耳朵边一直是那个男人沙哑低沉的歌声。在凛冽的夜色里，那哼唱不像是魔鬼的邀请而如阴魂的哀哭，令我不寒而栗。
那个声音令我怀疑自己，也怀疑这节目的动机。子夜是阴气浮生的时刻，子夜的一切谈话，触及的几乎全是人心的阴郁，而我们其实仅仅可以倾听，不能创造也不能劝阻，甚至不能安慰，不能缓解。这节目真的能够带给人们安慰吗？也许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借助晾晒听众的私人生活，吸引尽可能多的广告收入罢了。
豹子，这也是你不屑于选择某些职业的原因吧——许多职业的辛苦，都不过献给了敷衍或虚妄。
相同的是我们都可以看破；不同的是，我知道一件事没有意义仍可以去敷衍，而你绝不会。
因此，这样的逃脱一定也是你不屑的：
在一个漫天飞沙的春天的下午，我偶然听说一个机关单位需要文员，就蹬上自行车风风火火地去了，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
。。
从死水到漩涡（1）
我带了孩子时代的话，朝着我等待自己的地方逃亡。
——罗贝尔·萨巴蒂埃《百年城堡》
从死水到漩涡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里程碑之类的时刻。那个下午就是如此。它在我的记忆里是灰金色，又热情又沉沦。从那个被铭记的下午开始，我的人生变得飞快，变得踉跄无状。可是，那个下午，我心里却充满了逃脱的窃喜。
那个下午，我带着自己的文凭、资格证书、获奖证书之类，贸然走进某个政府机关的办公大楼，和两位领导模样的中年男人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被告知下周一可以上班。
我开始兼职，并在一年后辞去政法学院讲师的职位，成为这个单位办公室的科员，进而成为副主任、主任。
在任何一个机关单位，办公室都被视为核心部门。因为这个部门要衔接上下、贯通左右，还要打理一切不便摆到桌面上的事情；办公室主任，是个有实权、易晋升、因而也被众人紧盯的位置。
你别笑啊豹子。我知道这样一个位置在你眼里狗屁不是，你蔑视官帽子。不过，这就是当时我的逃遁所换来的东西。
我得到那个位置，容易推测的原因是做事迅速而精准，比如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把长官意图变成合乎规则、便于执行的计划或指令，进而变成这个单位的工作日程和工作成果。写公文写到圆熟并不十分难，但是其中这份揣摩，却不是那么容易拿捏。揣摩人的心思是一切阴谋的基础，可是，那却是一个办公室主任的日常功课。因为上司总是有层出不穷不便明说的意图，希望我猜得精准，把它们表述得条分缕析，并且经得起人们背后的琢磨和盘算。
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个傻子，我一直以为是我做事的能力被看重，才得到了那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上司给我的所有夸奖，也几乎都是针对做事能力的。他的评语是：“能文能武，不可多得。”同事也顺着风夸。夸得我累死都不叫苦。常常是，一件事推到了推不动的时候，就会撂到我手上。别人都知道半路撂过来的是烫手山芋，我却不懂这些常识。我像个傻瓜似的，喜欢在别人无计可施的事情上显摆自己的能耐。
不过，后来我渐渐明白了，我无可替代的真正原因不仅仅在于做事圆熟，更在于脑子里缺了根“做人”的弦。尽管我不得不练习猜测而且猜得日渐精准，但是我能够视而不见；尽管我个性锋利偶尔变得像个刺猬，但是我没有设计人的心机和爱好。我的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可以托付，又容易把握。这一点，令城府深重的人们放心。
对此，机关里的明白人也看得很清楚。一位上司在他的退休送别晚宴上对我说：“你这孩子还真是个书生，这么些年，你竟然没有学会深沉。”平时，没有人会对一个同事说这样的话。只是到他们离开的时候，以后没有什么打交道的机会了，这些被谨慎掩蔽的真心话，才会露个一句半句。
当时，我得到那个位置令人愤愤不平。豹子，你也许想不到，一个高校教师降了两级工资去俯就那个职位，竟然招来那么多的不平。几年之后，郑州市引进一批博士并直接把他们放到副县级官位上的时候，这种愤愤不平曾经在市属机关大面积地蔓延。不是他们嫉妒，豹子，而是因为，他们劳碌、煎熬了许多年，我这样的人一来就攫取一个位置，等于无端加塞儿，等于贬低了他们所受过的劳碌和煎熬。这让谁能够忍受呢？
从死水到漩涡（2）
不过对我而言，那却是一个令人发指的位置。那些虚张声势的忙碌，常常侵占我的中午、晚上、双休日、节假日，把一切余暇几乎榨尽；而复杂浑浊的人际关系，也总会突然纠结到难解难分，把我逼到进退维谷的境地。无论遇到什么，都要隐忍，要三缄其口大装糊涂，还要打点起十分的机敏，以适度、周全的方式去合作。
祝福
节日是人们为自己找的理由。找个理由祝福，找个理由享受，找个理由撇开令人不快的事情。在这样的早晨，我尤其想躲到被窝里，心安理得地睡觉，不理任何事，不理任何人。
一大早还是不得已来到单位。天很冷，冷得有了穿透力。我一杯接一杯喝着热水，为一些零零星星的事情耗着我的休息日。
随时过来应付事情，无论双休日还是深更半夜，似乎天经地义。手机要二十四小时开着，想找我的人能够在任何时候找到我，要求或请求我，去做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有时候异想天开，就想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每天忙十小时，或者十八小时，都可以，但是在此外的时间里，可以让我安静，不理任何人，在自己的空间里待着，睡觉，或者只是躺着，没有电话，没有敲门声，没有什么想法。
属于我的一切，都要一一对付。因为我明白，我并没有被任何人驱使，驱使我的只是我的欲望。
像是一次慌不择路的避难，我发现自己跳出了死水，却投入了漩涡。
那个漩涡无疑是更为强悍、更不容置疑的设置，在它严密周全的体系里，我全部的意义也不外乎轴承或者齿轮之类，是一个关联广泛的部件。因为关联广泛，我需要有足够的耐蚀力，我的位置、转动方向和速度必须额外地合乎秩序的预定，绝不存在自作主张的可能。我的大脑成为一块移动硬盘，在存储和传输的意义上才合乎本分。
这是一种庞大的向下的吸引力，带有势不可挡的逼迫。每一步，都需要谨慎掂量。我被迫不停地算计，但也总是难以预知，接下来一脚落下，是会踩到实地，还是会踩到薄冰或伏雷；是会平安无虞地走过去，还是会陷落到窟窿里，或者被炸得血肉横飞。
一种环境对人性的检验，总是在缓慢的磨损之后。你以为你已经被消耗得那么狠，环境给予的挤对已经越过了极限，以后没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了。这时候，最阴险的试探也就该来了。
我开始不得不在一些来历不明的发票上签字。单位的，上司的，上司的朋友在裕达吃了饭，上司的女人买了LV，上司的外甥去了一趟新马泰……形形色色的碎单子交给我签字，已经是家常便饭。渐渐地，那些数字越来越大，事由越来越离谱。我用来签字的左手，常常因为恐惧而隐隐地发抖。
一个下午，我终于说了那句话。
“我没有经手的，就不签了。”
派来送发票的人开始给我暗示，态度不容置疑。
在那个忙碌得令人头晕的下午，面对发票上那个令人胆寒的数字，我就像被导演反复折磨达到了耐受极限的演员，突然之间，所有的掩饰都崩溃了。调入这个单位的初衷在我脑中重现。我不是为了做这些才来的，不是为了合谋作弊，不是为了这个与卑污相贯通的职位，我不是为了这些。
我不唯没有在那张单子上签我的名字，还把奉命给我单子的人刻薄了一顿，抓起水杯砸到了水泥地上，把办公室的门嘭地一下关上，一整个下午再没有理睬任何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从死水到漩涡（3）
这个永远不明示规则的角逐场，需要我付出的不仅仅是劳碌和谨慎，而且需要我付出清白——我必须悖逆自己，彻底地悖逆，才能够对付。
演戏也许是容易的，演戏中戏而能逼真，则十分考验人的作假能力。金·凯瑞在《楚门的世界》里，孙红雷在《潜伏》里，演的都是戏中戏。他们之所以演得好是由于他们悟透了其中的假，他们干脆不再作假，他们作真。负负得正，假假得真，戏中戏就是无戏，就是蓦然回首，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金·凯瑞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在真实的海景小城里生活的俗人，孙红雷把自己变成了城府深重、向往升迁、效忠党国的职员。这貌似本色的真，是过了河的卒子，貌似最老实最不起眼，却可以不动声色地靠近帅营，突然来个逼宫杀。
在表演的谱系里，这被尊为炉火纯青。
在机关，一个人必须费尽心机出演的，正是诚恳、老实、憨傻、没有想法。如果功夫不到家，没有掩饰掉想法，就会令人警惕。令人警惕的人是不厚道的，当然也就是令人嫌恶的。
我第一次令人嫌恶，就是由于拒签那张自己没有经手的巨额发票。
几个月后，我被调到一个职能虚设的业务处室主持工作；一年多后，这个部门在政府机构缩减中被单位列入机构改革撤并处室；我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几乎闲置。
那位在退休前指出我“是个书生”的上司，在说过那句话之后神神秘秘地问了我一个问题：“知道他为什么跟你过不去吗？”
“知道。”
“你以为仅仅是因为摔了个杯子？”
“还有别的吗？”
“你摔破天都没事，只要你向他认错。他要的就是一哈腰。你认个错，他没准儿还会夸你有个性。这个千把人的单位，哪个人从来不向他认错？也就是你吧。你这个倔孩子，也是真把他气着了。他说，这个人对我们毫无恭敬，不教育教育，她大概不知道什么叫老一。”
我笑。若我可能向他认错也就不会摔那个杯子了。他愿意把自己封为老一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是我没什么错可认，去他妈的老一。
在将近两年相对闲散的时间内，我几乎一上班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伏案静读。我读完了书架上占满三格的法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原著，重捡外语，连续通过了全国法学通考和外语通考，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拿到了法哲学硕士学位，随即准备考博。
我在单位的处境，几乎没有对凌晨提过。看到我在玩命地读研，凌晨扒拉着我那十几本笔记，摇头再摇头。
一个晚上，孩子已经睡了，我从书房走到客厅，就收益率曲线效应涉及的一张函数分析图请教他。
毕业于经济专业的凌晨瞄了一眼，说：“本教授专业方向不是金融，没做过这么精细的研究。”
我讥讽道：“哦，原来经济学研究也流水作业了。”
凌晨反唇相讥：“原来我们的官员也操心起金融问题来了，怎么，央行行长缺位了？”
嗬，无所谓。我知道我有点作，我离开高校到机关，在谁看来都是奔着官帽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