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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大平每天照常来市场，像模像样地用挑杆把裤板挂上。至于能不能卖，大平倒是显得并不着急，逮个人就张罗下棋。偶尔碰上有人买裤子，便趁机狠宰一把，算是捡个“漏”儿。只是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少之又少。
高雄在市场里见到大平，不解地说：“你他妈的平时卖货心不在焉的瞎*混，现在却大老远跑来‘吃’灰，你是不是有病。走，到我库房去，我给你治治，包你清醒。”
大平后退两步，嘻嘻笑着说：“我这叫敬业。”
高雄骂骂咧咧地边走边说：“敬你妈个业！”
大平望着高雄的背影，长叹一声。
这可不是我认识的大平。以前，都是大平这么骂高雄的，还忘不了一口一个“高事儿B”。大平大概看出了我的困惑，说：“我不跟吸毒的人一般见识。操！”
“吸毒？你说高雄吸毒？”
“你没注意高雄的眼神直勾勾的？脸色灰白，他妈的，再蒙块白被单，都哭得过了。”
还真是这样。高雄的眼神是散的，眼珠如玻璃球嵌在眼眶里，死死的不会动似的，还水汪汪的，衬衫也不再笔挺，西裤松垮垮地吊着，全无昔日的“品位”。
“这么热的天他还穿着长袖衬衣，知道为啥不？”我摇摇头。“他胳膊上扎的全是针眼，密密麻麻的，像一群蚂蚁趴在那儿。看一眼都让人起鸡皮疙瘩，恶心死了。”
“高雄啥时候开始吸毒的？”
“有几年了吧。以前只是在广州跟那些老广整着玩，回奉城不整。就这半年上瘾的。有事没事老往广州跑。现在瘾更大了，常跟一些倒针的混一块儿玩，再这么下去，高雄别说做生意，离死都不远了。”听得出，大平并不是幸灾乐祸故意诅咒高雄，而是替高雄担忧。
“那，小慧知道吗？”
“能不知道嘛，但管不了。啥人跟毒品沾到一块儿，连亲爹亲妈都不认。”
“你咋知道的？”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哥们儿是在社会上混过的。”
改造后的光明服装批发市场，道路拓宽了，重新铺了柏油路面，床子换成了一长溜儿水泥预制板，崭新的绿色遮阳棚首尾相连，绿油油一片。放眼望去，犹如置身于一片希望的田野中。
拿货的零买的人明显增多，从早到晚，人如潮水，川流不息，一派繁荣景象。这些都是广告的功劳。电视报纸广播的宣传铺天盖地，一通地毯式轰炸，着实作用不小。
市场扩建后，新增的八百个床子迅速被订购一空，并从最初订购的一万元炒到三万元，仍供不应求。许多人买床子的目的不是做生意，而是出租，收取租金。“大角”的床子月租两千元，“趟里”的床子月租八百元。
兜比脸干净 第六章（2）
过去，谁家的货早晨批光了，白天床子就空下来，现在可好，床主还在“打扫战场”，就已经有几拨人围过来谈价了，要租床子。开始，床主们只要个回家的打车路费，就像得了多大便宜似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渐渐地，这类“二卖”的人越来越多，床子的价格自然水涨船高，随行就市。有时都下午一点了，如果收拾床子，仍有人把夹着的包裹打开，把货摆到床子上卖。我们管这些人叫“拣臭鱼”的，他们大多是些四五十岁的老娘们儿，根本不顾及个人脸面。这时你无论如何不能再收人家钱了，不然，就太过分了，行上的人也会因此而瞧不起你。
已经荣升为工商所长的老黄现在是更加神气了，虽然他对市场的老床子们仍然笑容可掬，但对那些“二卖”的人，不管是租一天还是一个月，一律按每月三百元收管理费，美其名曰这是“二次管理”。每天，老黄身后都要跟着几个穿灰色工商制服的人，到市场里巡视一圈，发现有人没有他们发的盖有××工商所印章的收据条，便罚款六百元，没钱就拉货，把市场搞得鸡飞狗跳，鬼哭狼嚎的。
老黄曾暗示我，如果有人找到我说情，想把货从工商所拉出去，就要交三百元，当然，这个月你也不必再交“二次管理”费。条件是不开收据。我明白，老黄是想把这笔钱据为己有。
我心领神会，渐渐地成了老黄的“经纪人”——谁家的货被没收了，干脆直接来找我，交三百元完事。最多的一个月，仅经我手就转给老黄近六千块钱，这还不包括我出门期间，别人代为转交给他的钱。这个外表厚道的老黄骨子里可真够黑的。
每天凌晨四点，穿着黄色马甲的拉包工人就开始从市场周围的库房往床子上送货。服务员打着长长的哈欠，忙着给汽灯打压，然后挂在遮阳棚的铁架子上。细碎的雪花在空中懒洋洋地飘着，跟没睡醒似的，落到人的头上脸上、企鹅般笨拙的羽绒服上，久久不肯融化。市场过道上，摆放着各种卖早点的手推车，有人用力地吆喝着，口中吐出大股大股的雾气。有五元一份的米饭炒菜，有小米粥、卧鸡蛋贴饼子、西红柿鸡蛋面。卖得最火的是酸菜血肠汆白肉，汤汤水水的，喝着暖和又有滋有味。冬天吃酸菜是东北人亘古不变的习俗。
许多男男女女挤在市场内最为宽敞的大过道上，男人们手里攥着空编织袋子，女人们，尤其是许多年轻的女孩子，大多穿着入时，脸上搽着胭脂，双手插在袖筒子里，哆哆嗦嗦在原地跺脚打转儿。这里的男人和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就是通常被叫做“牵驴”的人。这些受雇“牵驴”的人，一般一小时能得到雇主的五至十元不等的钱。“牵驴”人埋伏在雇主的床子附近，只要有拿货的或零买的人在床子前驻足就变戏法似的适时地凑过去，假装感兴趣地拿货或零买，以此打消拿货人或零买人的顾虑，吸引顾客，甚至一不留神还能造成“抢购风”。而那些有点儿姿色的年轻女孩子们则是雇主们的“活模特”，她们要穿着雇主摊位上的服装站在那里展示，这些打游击的“活模特”每小时能挣十至十五元左右。
我们卖男裤的床子雇的“活模特”是固定的男服务员，我们叫他们“裤样子”。“裤样子”的要求是高大笔挺，身高起码要在一米七五以上，还得能说会道。即使是在冬季，“裤样子”也要穿衬衣打领带，里面只穿保暖衬衣、秋裤，下身套的自然是雇主卖的西裤。“裤样子”中的新手每月工资大概在一千元，而那些有丰富经验的“裤样子”月工资起码在两千块钱以上，生意兴隆时还有提成。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兜比脸干净 第六章（3）
小卫从不雇“裤样子”，他本身就是自己的“裤样子”，甚至可以说是那些二十来岁的“裤样子”们的鼻祖。
我问过小卫：“你穿裤子卖货这招是从哪儿学来的？”
“师出无门，是我自己的发明创造。”小卫扬扬得意地说，“现在这些小屁孩们都是我的徒子徒孙。”
大平雇“裤样子”雇得最早，几乎是市场里刚出现“裤样子”这个行当，他就一气儿雇了两个。从此，大平更不爱跟顾客磨嘴皮子了，在市场里像个巡视员，这儿走走那儿看看，哪儿热闹往哪儿凑。下棋的热情也空前高涨，还买了几本棋谱书苦心钻研。棋下累了，到床子前与“裤样子”闲扯几句，下行收收钱，典型的甩手老板。只有“裤样子”忙不过来了喊他，才过来搭把手。一阵抢购风过后，大平又继续与人下棋，或事不关己地躲到旁边的时装店与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搭讪，时不时笑得嘎嘎的，一副开心快活的样子。
我们这些靠批发过日子的人，不雇“裤样子”，只雇服务员，看货倒货。毕竟，“裤样子”是专门蒙零买的人，拿货人都是老江湖，基本不吃那套。
我的生意进入正轨后，雇了一个服务员，是与我住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叫高健。我们雇服务员的首要条件是人要老实，不能趁老板不在床子的时候，批货“密”钱，尤其是像我这样常跑广州的，床子上又仅有一个服务员。明明他批一百元，告诉你批九十五元，你一点儿辙都没有。老客户他不敢，新客户或偶尔拿你货的人就不好说了。你不得不防着点儿。其次，服务员也要嘴勤腿勤，要老板在与不在一个样。往大了说叫忠诚，往实在了说，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份工资。当年，服务员的工资大约六百块左右，是一般普通工人工资的三倍。
高健外号叫窝囊废。我们小区里那些光着脊背，手端大茶缸子，成天只知道蹲在马路牙子上甩扑克下象棋的懒汉们提起他也是不屑地一撇嘴——高健呀，窝囊废一个。嗓门一个比一个大。这些是我后来听说的，不然，当初我也不会这么痛快地答应雇他。但高健老实，肯吃苦是真的。
高健曾经是公交公司汽修厂的维修工，后来因为一台刚刚经过大修的公交车出事故后挨了处分，被调到某路公交车去当了售票员。需要说明的是，一同参与维修那台公交车的有三名工人，而另外两人只被扣发了当月的奖金。可一年后，在竞聘上岗中，高健连一个腰如桶粗的女售票员都没竞争过，就只好回家待着了。但高健并没有与那些蹲在马路牙子的懒汉们为伍——整天坐在树阴下的小板凳上拍着胸脯追忆往昔，耷拉着脑袋哀叹时运不济。高健反而更忙了，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走到哪儿，还要拖带上他那刚满三岁的宝贝儿子。
如果仅仅如此，顶大了天说，高健只能算是个窝囊人。可偏偏在这时候，他的老婆赵燕却从公交公司的售票员一跃成为了分公司的调度，再一跃又成了市公司的工会干事。许多人都认为赵燕的一跃再跃，是用她给高健戴了两顶绿帽子换回来的。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于是有人幸灾乐祸地补充道，肯定不只两顶，而是很多顶。至于具体多少顶就说不清楚了，反正按那些闲人的意思是，越多越好，干脆把高健压得直不起腰来成个罗锅才好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兜比脸干净 第六章（4）
这么一来，高健就成了小区里闻名的窝囊废。当然，高健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懒汉们嘴边常挂着的窝囊废，他每天照样抱着儿子在菜市场里往来穿梭，一副活得挺带劲儿的样子。
如果你以为窝囊废就一定是那种尖嘴猴腮、贼眉鼠眼的猥琐相，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身材高大的高健长着张棱角分明的脸，浑身肌肉疙瘩，外型酷似日本影星高仓健——冷峻、坚毅。我说的是高健不笑的时候，他一笑就全完了。高健的笑通常只是“嘿嘿”两声，男人见了会觉得这人怎么傻乎乎的，跟谁都像是在讨好；女人见了则会禁不住皱起眉头，这人肯定不怀好意，还挺讨人嫌的。我这么形容高健也不知道你们想象中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我再打个比方吧，如果高仓健不那么冷峻严肃，缄默不语，而是见了人就笑口常开，一笑还“嘿嘿”两声，高仓健能成为中国一个时代的女青年们的梦中情人吗？相信女人们也会觉得高仓健这人挺讨人嫌的。
我曾问过高健：“你知道自己长得像谁吗？”高健“嘿嘿”一笑：“上中学的时候，同学就都说我长得挺像高仓健的。我以前不叫高健叫高松，中学毕业后才改的名。”我听出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