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遇的。纵使是以“银弹”攻进人大政协的不良商人，他们所贿赂的，也是执政党在某个层面的官员，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老板从政”并非坊间议论的那样，是靠钱“砸”出来的，而是执政党有序开放政治参与的产物。我们可以看看变身全国政协委员的浙江五位私营企业主，一位是全国青联界别的，一位是民建中央界别的，三位是全国工商联界别的。他们之所以能够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走向人民大会堂，表面上看是他们所在党派和团体“反复酝酿充分协商的结果”，实质上是执政党有序开放政治参与的结果。如果*中央没有确定“适当增加安排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这一人事安排的原则，他们如何想到能以目前的身份参政议政！
我们再看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这样高级别的“从政”，同样跳不出执政党画的那个圈。私营企业主出任副省级官员，是执政党谨慎作出的试点。该试点之前，徐冠巨已经被试点过一次。彼时，*的*部门计划让三个省（市）的私营企业主出任省级工商联会长，他们对候选人有两点“强调”：强调所属企业的纳税额、在本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或光彩事业的业绩，强调社会主义的公私观、义利观、信用观和法治观。而这两个强调，都设定在一个前提下：保证政治标准。
考察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从政”的制度细则，我们可以反观《世纪大拍卖》作者弗里兰在中国版序言中的论点。她在确认“俄国的样板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同时，还指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差别”，譬如，“中国执政党的权力相当稳固”。
或因为此，像传说中的霍尔多科夫斯基那样，把政治*挂在嘴上，希望俄罗斯修改宪法建立议会*政体，以便捞取国家权力宝座，在浙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是不可思议的。确实没有哪个阶层，像他们那样对宪法的修改，寄予绵绵的期待。直到2004年春天，去人民大会堂参与国事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始终没有停止促使国家修改宪法的呼吁。然而，他们对修宪的期盼，只是经济*，无涉政治*。究其实质，他们关心的是经济，而非政治。他们呼吁的不过是财产权的保护。诸如“*保障”这样的字眼，是绝不会坚持不懈地出现在他们的提案和议案中。
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企业家，不是政治家。尽管他们已经拿到出入北京人民大会堂议事的“门票”，他们参政的心态大抵还停留在政治满足、社会认同、追求公益的层面上。至于那些参政层次远低于他们的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目的，除了江湖人混迹庙堂之上的虚荣心，剩下的不过是想象中的生意上的便利。
跑来跑去，思前想后，他们知道，生意做不好，参与*政治，是没什么益处可言的。前车之鉴，就停留在并不遥远的身边。距离南存辉老家不足一百公里的小镇上，20世纪80年代活跃着一个叫叶文贵的私营企业主，20年前发黄的《人民日报》还有他商人从政，破格提拔为副区长的消息，而今，浙江私营企业主明星团队中，再也没有他的名字。这个债台高筑的人，只给当年对他艳羡不已的晚辈后生们，徒余一声叹息，并作为一个案例警醒试图从政的后来人。
概而言之，只要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开放的前提和条件不发生原则性的变化，精神文化背景始终不曾偏离儒家的私营企业主们，就不会成为俄罗斯式的寡头。无视这样的前提和条件，任意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比较，最终占据我们头脑的结论和情绪，就将是错误的、慌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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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钱
私营企业主自费拓宽民意渠道，如何见微知著地影响正在走向宪政的中国？老板出身的人大代表缔造的中国特色的议员工作室，究竟为谁代言？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我走马浙江，相继考察了在杭州的四级人大代表联手设立的“热线工作室”，义乌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络点”，温州的“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前者是个短期运行的临时性机构，而后两者看上去像是常设性机构。调查三个民意平台的日子里，无数个*神经的细节晓谕我：如果说老板代表自费搭建民意平台，是一种隐忧重重的“金钱政治”，那么可怕的不是他们的金钱，而是他们的“政治意识”。
浙江人大代表老板化的趋势一度让外界议论纷纷。一位对此趋势感到不安的浙江人列举了一个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事实说，1988年她第一次当选时，一起从杭州奔赴北京开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板；1993年她第二次当选时，就有少数老板跟她一起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8年她第三次当选时，惊讶地发现一些以工农身份当选的老板代表，替代了真正的工人和农民；2003年她落选了，但从报章上察觉，除了党政官员，余下的全国人大代表，一半以上来自实力雄厚的有产者阶层。据说，她很担心，担心人未到京写作班子已住到京都各大酒店的老板代表们，能否像被他们顶替了名额的工人农民代表那样，为底层民众说话？
她的担忧固然不无道理，却太多偏颇。单纯地认为老板代表就是老板阶层的代言人，亦不妥当。在杭州发起四级代表热线工作室的万事利集团董事局主席沈爱琴，“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工作室”中的周晓光，“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的主持人周德文，都是自己挣钱自己花的私营企业主，他们自费开通热线电话，设立“工作室”，起因是为人代会准备议案，过程和结局无不体现他们洞察社情民意的良苦用心。更好、更真切地为选民代言，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我说，对于这个意义上的“金钱政治”，金钱并不可怕。
为什么说可怕的是老板代表的“政治意识”？因为政治意识让他们屏蔽了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周德文凭借他在温州的影响力和市人大代表的责任感，处理了大量的个案，尽管一些他插手的个案，结果并不圆满。可他没有放弃，当民众怀疑司法*，他领先“质疑”温州中院；当水利工程安置中的移民、旧城改造中的拆迁户造访他的工作室，他没有因为他们牵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群体性问题而推诿。
起初，周晓光也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社会矛盾集中的来访者”。运转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将接待访问的内容，缩小到“议案素材”和具大局观的“大问题”上，范围也局限在义乌市为主，不超出浙江。显然，沈爱琴和章凤仙发起的“四级代表热线”，也借鉴了周晓光的做法。他们以“不给政府添乱”为自觉奉行的原则，坚称自己“不是信访部门”。
简单地认为周德文比周晓光、沈爱琴更具为民代言的大勇之气，以为周晓光和沈爱琴没有铁肩担道义的情怀，都是荒谬的。后两者都是穷苦的农家女出身，她们对民间疾苦比一般的官宦豪门子弟有着更为感同身受的体悟。她们不愿意处理个案的原由大略有二：自认为处理个案不是目的，搜集适合全国人代会的议案才是根本；处理社会矛盾集中的个案，会影响社会稳定。后面一条，是她们的“政治意识”。据我的实地考察，她们强调稳定和“大局”的政治意识，与也同样关注稳定和大局的地方人大机关、地方官员关联甚大。毕竟，她们是全国人大代表，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都不是周德文这样的地市级人大代表可以比拟的。若她们处理个案，全国各地的来访者纷至沓来，且不论她们有无精力应付，地方官员们也一定会对“稳定”提心吊胆。“讲大局的政治意识”，此时是悬挂在全国人大代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工作室”会否成为“第二信访办”，是有司们衡量他们政治素质的一个标尺。
我体量有司们的难处，亦可品咂出老板代表们的心理负荷。然而，我并不以为染有“第二信访办”色彩有什么不好。人大代表就个案问题约见政府部门，进行质询，原本就是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难道由人大代表出面商讨个案的解决，不是一种有序的*参与吗？人大代表介入群体性事件，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用我们的政治话语体系评述，就是政治成熟的表现，就是先进性的体现。
从法理上说，我以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民的关系是委托而非代表，如果他们回避社会矛盾集中的问题，就是辜负了民众的委托。即使我们承认另一种理论的合理性：“浙江选区的代表，应为浙江选民负责”，我们也不能忽视选区底层民众的利益取向。抽象空洞的人民意志和利益是不存在的，倘若“工作室”搜集的议案素材中，没有活生生的底层民众的鼻息，他们议案的“大局观”价值何在？
从实际观之，沈爱琴等人只是“一般不处理个案”，部分民众的个案还是被他们处理了。排除他们的爱心不谈，一个人大代表的“工作室”若长期忽略底层的艰难投诉，人们为什么要找他们倾诉自己的心声？这样的“工作室”也难以长久地受到尊重并坚持下去。
正如周德文新年伊始在*温州市委的座谈会上所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能力，是执政能力的一个表现。人大代表工作室对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的意义，一定是正面的。当下，我们最需警惕的不是老板代表的金钱政治，而是给老板代表灌输保守的“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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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的还是先前的那个老把总
“现在，我可以非常肯定，到2000年，俄罗斯将成为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当叶利钦举起香槟酒，为他在俄罗斯大选中的胜利干杯时，一个加拿大的中年女人、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记下这句话，并把它写到她的大作《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中。
生铁一样的现实给了叶利钦一个冰凉的耳光，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豪言壮语没有兑现。现在的俄罗斯，不但说不上“非常富裕”，甚至连“富裕”都是奢谈。至于*，似乎是有了，但被政治寡头和经济寡头垄断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给专制制度下压抑已久的人们以真正意义上的*？弗里兰就此不断拷问，最后的结论是：“新”的制度还是“旧”的那一个。
阅读在这里停顿。我想起鲁迅先生用小说语言评述辛亥革命的一句话：带兵的还是先前的那个老把总。
看《世纪大拍卖》，我的思绪总是要被中国现实不停地打断。我们没有办法不思考邻居的不幸与我们的未来。尽管彼国发生的一切，并不能和中国的改革故事作简单的类比。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弗里兰是个一流的新闻人，总是知道不同读者的需求，她在中国版的序言中，果断地提醒我们“留意邻家的不幸”。她说，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狂奔中，我们应该汲取俄罗斯的两个教训：与俄罗斯的市场改革派所坚持的信条正好相反，私有财产并不是构筑市场经济所需的全部要素；公民社会和法治秩序对于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的诞生和延续至关重要。
反顾中国过去几年走过的路，我们发现，在MBO和股份制改造中，一些人或许真的急切了一些。曾经，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迷恋私有化，并热切地期待着一个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他们执著地相信，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现在，有“吴市场”雅称的吴敬琏等人意识到“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既可能出现弯路，也可能出现岔道。如果没有法治，我们一度热血沸腾的市场经济有可能会变得青面獠牙，瘸腿，或者像土匪一样凶狠。或源于此，吴敬琏和一些法学家走到一起，去市场经济异常繁荣的上海，搞了一个“法律和经济研究所”，以避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滑落到俄罗斯的怪胎中。
担心中国“俄罗斯化”，并非是毫无来由的臆测。一年多以前，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就看到过“左手倒右手，国有变私有”的案例。去年，我在浙江采访，一个20来岁就上过中央党校的政府官员，在下海出任红色经理的土地开发中，不但一夜暴富，还将一个业已告老还乡的副省长牵进秦城监狱。无数细节的迭加，反复涂抹出一个个“俄罗斯式中国”的蛛丝马迹，提醒我们小心地走向未来。
过去，我们信以为真地认为，市场化的改革，会为*的到来聚集不可阻挡的力量。事实确实如此。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我们看到一个个富翁在人民大会堂进进出出。媒体都在欢呼这一时代的进步。除了少数保守派人士还固执地相信他们是需要改造和消灭的对象外，已经没有人把他们视作洪水猛兽。认识到新兴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承认他们在生意做大后参与政治的合理性，并没有什么错。实际上，*政治的要义，就在于没有歧视地给予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俄罗斯的转轨故事提醒我们，亿万富翁们是可以影响政治的，但他们不能够垄断影响政治的途径。他们当然也可以致富，但不可以在致富的道路上，土匪似地埋没穷人的土地、房屋和尊严。
坚持媒体不应当被国家垄断的弗里兰，面对俄罗斯被私人拥有的大众媒体，并没有欢欣鼓舞，因为她看到的不是一个公正、开放和独立的舆论环境。多数寡头创办的报纸，清一色是投资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的露骨的喉舌。即便是小心翼翼不把报纸变成自己的傀儡的古辛斯基，也时常要求报纸不要批评某些政治家或者商人，理由是，他们正在与这些人谈生意。
尽管投资媒体并影响媒体的事在中国还没有发生，但是在对比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喜欢那句出自《世纪大拍卖》译者的话：只要换一个名字，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关注《世纪大拍卖》的理由。需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