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好处”，梁启超在百年前纵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就说过。然而，这个看起来等同于常识的判断，在100年后的中国仍未成为现实世界的公认观念。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新教育实验”的媒体“接受史”，我们原本紧张的神经或可变得轻松起来。
“新教育实验”是一场官方人士主导的民间实验，意在修补“人的教育”的缺失，让人不要成为爱因斯坦所谴责的只有知识没有人文精神的“狗”。虽然作为主持人的苏州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对这场实验的理论准备已耗时数年，但它披上*的“合法外衣”不过只有一年有余。发轫自2003年的“新教育实验”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快速精进与完善，离不开媒体的褒贬互动。
“新教育实验”扬帆起锚后，共开过三次研讨会。就“作秀”的频率而言，似乎还不足以吸引数十家媒体的眼球。但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到《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再到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官方媒体的阵容着实让人咋舌。
非但官方媒体，众多以民间舆论自居的媒体也参与了对“新教育实验”的“炒作”。无论是主张“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还是试图打动“小资”的中产阶层报纸《外滩画报》，抑或“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南风窗》，都以罕见的篇幅和页码报道了我们一贯难以理会的“行业新闻”。
根据我的媒体经验，除非是*组织的宣传活动，否则让这么多官方媒体集中在一年的时间内报道一件民间性质的教育行动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就我有限的观察，近年来，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异常敏感的“吕日周事件”，还没有见到哪个不关*无涉政治的“行业新闻”受到这么多官方半官方媒体的自发追捧。
“新教育实验”之所以能够引起媒体的广泛垂注，除了最高决策层重视未成年人问题的时事背景外，还在于朱永新的公开姿态。朱自己在教育在线上有个网页，经常去那里和关注“新教育实验”的人们聊天，一个记者就是在网络上预约了对他的采访。
朱的公开精神之可贵，还表现在他对舆论关注“新教育实验”态度不一的宽容。虽然媒体在方向上对新教育予以肯定，但对“新教育实验”的部分细节和未来提出了怀疑：“新教育实验”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传统的儒家道德，缺乏宪政国家必不可少的公民教育这个至关紧要的环节；既然实验宣称的理想教育与现实的分数教育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它到底能走多远？
显然，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朱永新们”不能回避的。“新教育实验”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必须作出回答。被迫回答的日子里，他们表现出思考快速成熟的趋向，认知水平和行动能力也在逐渐向前推进。
一方面，“新教育实验”的境界在媒体的探讨中迅速提高。一开始，江苏本地媒体和教育界的行业媒体的解读，大抵停留在简单理念或者活动枝节上。随着行业外媒体和全国性媒体的介入，大家对“新教育实验”的理解提升到“新希望工程”的高度。《南风窗》借教育界人士之口称，该实验有望在另外一重意义上，成为继希望工程之后的“新希望工程”——原先的希望工程是一项增添书桌的工程，侧重于物质；新希望工程是一项有了书桌后塑造一个什么样人的工程，注重于精神。从朱永新们日后频繁使用的“新希望工程”的概念可知，他们和舆论界达成了共识。
另一方面，“新教育实验”的内涵在媒体的激辩中快速丰富。朱永新的支持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正在和朱永新等人谋划一套公民教育的教材。不晓得公民教材的出现，与媒体对“新教育实验”忽视了公民精神的批评是否相关。但我们已确切地知道，这套教材已摆放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办公桌上，今年年底有望面世。
毫无疑问，媒体对“新教育实验”的促动绝不局限于此。媒体接龙式的报导，客观上变成了宣传“新教育实验”的“公益广告”。来自朱永新的消息说，欲图加盟“新教育实验”的学校在急剧增多，这个起初还盘桓在苏州的实验，已延展至中国的大半壁江山。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人士认同并践行朱永新的新教育。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新教育实验”，也会使不认同的群体越来越大。我认为，这也是好事。事物就是在辩驳和交锋的过程中推陈出新，存利去弊，渐渐成长的。向媒体公开的好处，正在于此。
“年度人物”中的小人物
青年农民高正落选了。180余万张选票，依旧没能让他感受重庆农妇熊德明此前一年的光荣——领取到中央电视台2004年度经济人物之社会公益奖。但高正还是成了名人，同样由央视操盘的“中国法治人物评选”，让他这个不能完整背诵一条法律条文的小人物，为2004年大结局的谢幕鞠了一个躬。
2004年，各种名目的年度人物评选陡然间多了起来，小人物也更多地进入媒体视野。最早发现中国艾滋病高危区的湖北医生桂希恩，成了至少5家媒体年度人物评选的候选人：央视“2004感动中国人物”，人民网“十大风云人物”，新华社“2004年：人物中国”，《南方周末》“2004年度人物”，千龙网“2004年度新闻人物脸谱”。
小人物当选年度人物的合理性，在于民本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大行其道。就个体而言，走上大舞台的小人物，实在有着太多的偶然间的戏剧性。如果没有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就没有高正的名噪一时。换句话说，没有中国高层领导人非制度性的“批示”，没有“批示”之后中国奶粉市场的全面整肃，高正断不会成为公众人物，即便他的维权努力感天动地，也难以掀起大的浪花。到上访的人群中看看，像高正一样勇敢无畏执著的人还少么？
同样的道理，没有*总理的关注，一位丈夫还有2000余元工资没有讨回的农妇，怎么会成为2003年央视的年度人物呢？与其说熊德明引发了中国清理民工欠薪的风暴，还不如说总理的决心改变了一切。对于央视这样的媒体，将社会公益奖颁给职责所系的总理当然不妥，可是颁给熊德明就合适吗？事实上，她跟总理实话实说，并没有“为了公共利益”的考量。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授予了三个女性小人物：联邦调查局的小公务员Coleen Rowley，她在2002年5月向联邦调查局局长提交一份备忘录，强调联邦调查局并未重视她早先对穆萨维的怀疑，以至丧失有可能避免“9·11”事件发生的机会；安然公司副总裁Sherron Watkins，2001年她曾给安然董事会主席写信，警告公司的会计方法存在问题，美国国会在事后针对安然公司的调查中发现了这封信；还有一个是Cynthia Cooper，世界通讯公司的内部审计师，最早发现世通公司近40亿美元假账。据称，她们都是各自家庭的“脊梁”，前两位的丈夫还是“全职先生”，她们在敌意下做出的正确选择，有可能让她们失去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作。然而，她们还是揭示了政府机构与大公司中的弊病，卫护着公众的生命与财产。所以，《时代》用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和《人民公敌》中的一句台词，阐述了她们的评选理由：“我们的生命终止于我们对要紧事物沉默之时”；“社会就像一艘船，每个人都要准备掌舵”。
一再强调美国精神的《时代》认为，她们从举发公共机构和自己所在公司弊病的三个女性小人物身上，看到了美国的勇气——她们没有私利，她们甘冒个人风险，只是基于专业理念，出于对职责的忠诚。比较之下，有着美国血统的桂希恩医生真的和这三位女性异常地接近。将近4年前，我在采访中国艾滋病村落——文楼村之后，电话联络了不求闻达但尽医德的桂希恩。我们都不会想到他能在2004年成为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变换之间，大抵要从2004年中国领导人对艾滋病的态度中，才能找寻到真正的缘由。
不以美国人为参照，仅仅对照桂希恩，我们发现，无论是熊德明还是高正，抑或举报省委书记的郭光允，他们的行为与宝马彩票案中的小人物刘亮一样，都在于个人利益受损。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起初的着眼点，都不是为了公众和国家的福利。当然我们不必也不该要求他们都是“大写的人”，但我们一定要求我们的媒体能够客观地还原这一切，我们不能把一个大结局的出现，归功于小人物的“觉醒”、“正气”。我们对美德表示欢迎，可是美德不该是他们成为年度人物的关键理由。
话说到这里，就牵涉到年度人物的评选标准。央视年度人物的评选标准最近两年一直在变化，今年他们添加了“责任”一项。坚持什么样的标准，是各家媒体的自由，然而，评选绝非嘉奖，道德不应该成为笼统的标准，影响力才是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毕竟，年度人物的评选和“杰出青年”的评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年度人物”也不应该只是道德楷模。
来年，或者来年的来年，我期待着看到道德并不高尚但影响力巨大的小人物当选年度人物，期待着媒体在报道当选年度人物的小人物时，不再一个劲地从他或她的身上发现道德的力量，期待着某个媒体在申述一个小人物当选理由时说：选择他，不代表我们赞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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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为什么要扒粪
当“搞”这个字眼大行其道的时候，“扒粪运动”正在中国闪烁出点点滴滴的燎原星火。“阴谋”、“黑洞”——中国媒体对商业领域内有影响的公司和公众人物的质疑和曝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猛烈。
“扒粪运动”始于1902年前后的美国。愤怒于美国社会政治道德的堕落，一批由记者和作家组成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充当了“扒粪者”的角色，英文叫Muchrakers，直译过来就是“黑幕揭发者”。他们利用传媒，无情而犀利地批判了美国政界商界以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现象：政府和黑道的勾结、金融业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街道上的卖淫。美国总统罗斯福怒斥“黑幕揭发者”，就像17世纪英国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人，手拿粪扒目不转睛，专注于*堕落卑劣丑陋的人和事，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随着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不断推进，“扒粪者”一词很快成了高贵的尊称，一枚光荣的勋章，为扒粪者欣然接受。
我不厌其烦地介绍扒粪，是想说，“扒粪者”和“扒粪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贬义词。尽管对扒粪的态度全球各有不同，但我认为，扒粪有理。如果没有书报检查制度，我们相信“盛世坏消息”是永远不会错的。董桥说，今日的新闻就是明日的历史。我不否认这位香港第一才子的说法，但我坚信记者的历史使命不是史官，媒体不应该负责记录完整的历史，它的使命，犹如一个“小心社会撞上冰山的瞭望者”，在于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一双警惕的眼睛。
我赞同扒粪，但我还是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扒粪”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下的很多媒体并没有遵循扒粪者推动社会进步的宗旨，而滑向距离社会公器越来越远的轨道，即便那些秉承公共利益的宗旨在“做正确的事”的媒体，在方法论上也没有做到“正确地做事”。
或许公众最不能容忍的，是基于商业目的而扒粪。曾经，我们对官方主流媒体中的少数记者“黑吃黑”，深恶痛绝。而今，我们发现一些以市场化媒体自居的传媒，也开始奉行“绿林好汉”的逻辑。据信，不久前的一家媒体，在质疑一位富豪的时候，曾数次将写好的稿子，交给被质疑的大亨，希望换取100万元人民币的广告。我不知道，这样的行径与繁峙矿难中收取金元宝的新华社记者，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还有一种扒粪是为了争夺眼球。在眼球决定成败的今天，一些媒体试图闯入“禁区”的冲动，异常强烈。能不能在有粪的禁区内打好擦边球，有时候被视作眼球争夺战中的核心竞争力。为了闯入有粪的禁区并全身而退，铤而走险者开始在“政治正确”上下工夫。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报刊如何在类似“仰融事件”的报道中，高举着国家利益的大旗，置法律的精神于不顾，单方面为打倒仰融献计献策，对这样的扒粪，对这样的扒粪立场，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在粪堆上插鲜花”。
我最想强调的是另外一种扒粪——基于道德判断的揭黑。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它在动机上要纯粹洁净得多。关乎富人的财富来源于“肮脏的原始积累”的判断，成了他们扒粪的源动力。发现疑点而后调查之，是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天然属性，然而，我们切不可将疑点当作事实，用道德上的怀疑取代必要的调查采访。我们要采访当事人，而不仅仅是接近消息来源的“知情人”，我们要核实传闻，而不是捕捉传闻作为拉长文章的“料”。虽然连官方的司法机构也未必有能力将涉及权力和市场的大人物调查清楚，但要求媒体调查清楚之后再揭黑，并非苛求。
据说，今天很多媒体对揭黑的兴趣，来源于《财经》的经验。一般的说法是，《财经》因为“银广厦陷阱”等揭黑文章，同时赢得了“两个效益”。闻此说，我想到了“银广厦陷阱”那则报道中的一纸证明，一张由天津海关出具的证明，那薄薄的一页纸，是调查的力量，是证据的力量。那些准备大搞特搞的媒体，在大扒特扒之前需要想一想，我们能准备那样的证明吗？
套用法学上的一个说法，除了实体正义，我们还需要程序正义。在扒粪的时候，我们同样崇尚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我们不是为了扒粪而扒粪，作为媒体，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其他什么目的出发。我们需要对市场和权力保持永远的警惕，但我们不可以怀疑一切，更不可以在莫须有的情形下，捕风捉影，任意进行舆论鞭挞。毕竟，扒粪不是泼粪，泛道德角度上的理直气壮的原罪式质问，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