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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配理论，穆勒指出，在工资问题上，短期的工资取决于供需关系，即决定于雇佣劳动者维持自己生活所需要的资本数量，也就是工资基金与要求就业的劳动者人数的比例。但劳动的价格并非由工资基金的数量来决定，而是它决定了工资基金的数量。穆勒指出，在地租问题上，土地所有者对土地具有垄断权，农民要耕种土地，理所当然就要支付地租，并且穆勒也同意前人有关级差地租的阐述。他还提出随着科学的发展，新技术成果势必会用到农业上，从而让农业得到非常大的发展，农产品的价格便会下降。在利润问题上，他沿袭了西尼尔的节制论并加以补充。穆勒把利润分成三部分：利息、保险费与管理工资。其中，利息是对资本节制的报酬，保险费是对企业主承担风险的报酬，而管理工资是对企业主管理企业、组织领导生产所付出的劳动与技能的代价。
在经济研究中，穆勒区分了经济学的动力学与静力学，开创了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的先例。他将以动态分析方法考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其遵循的法则与长期趋势的理论称为“经济学的动力学”或者“运动的学说”。而将以静态分析方法考察生产、分配与交换的理论称做“经济学的静力学”或者“平衡的学说”，此方法论述的是“静止不变的社会之经济法则”。
穆勒在对经济制度的看法上，受到了圣西门和西斯蒙第等人的影响。穆勒认为，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就是研制革除社会制度弊病的改良处方。他表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治经济学家们不应该主要研究以私有制与个人竞争为基础的社会的生存与进步条件，而人类发展现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不是推翻私有制而是将其改良，并让社会上的所有成员从中受益。
在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穆勒进行了调和折衷，他一方面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原则，另外一方面也强调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穆勒认为，自由放任原则无法自然地导致利他行为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人类应当互相帮助，穷人更加需要帮助，而穷人提出的给予帮助的要求是最有力的要求。自由放任原则无法给穷人提供帮助，最充足的理由就是由社会组织来救济急需救济的人，然而最有力的救济就是政府来制定与实施济贫法。另外一方面，个人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可是其结果却远远超出了个人利益的范围，涉及整个国家与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对于此种利益，惟有靠整体的力量，才能够予以维护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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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博采众家之长，一切为我所用（3）
穆勒的主要著作包括《论自由》、《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中若干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功利主义》等。
穆勒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就是1848年出版、之后又多次再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著作是19世纪下半期西方国家无可争议的“经济学圣经”。一直到19世纪末期，在英、美等讲英语国家的大学中，该书始终是初级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教科书。在学术理论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科学作品凤毛麟角。
《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一直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良好口碑，当然这并不在于穆勒的学说体系与理论观点的独创性，而是在于他对前人与同时代人经济学的综合。此种综合是以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为基础，同时又继承了马尔萨斯、萨伊和西尼尔等人的某些理论与见解。穆勒将这些观点以折衷与综合的方法构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穆勒本人也曾经坦然表示：我是各种矛盾学说的接受者。
书外人语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19世纪英国一位十分博学多才的重要思想家。他在哲学、逻辑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有人认为，“穆勒是洛克以后英国实验主义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在伦理学中，他主张“凡是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动就是正义的行动”。他把这一思想确立为指导自己毕生活动的目标。在我国很多人对他的名言，如“天才惟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能自在地呼吸”、“人性所厌恶的，习俗却偏将它们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等都能脱口而出。
穆勒的哲学思想的力量和弱点都来自他企图把一系列不同的线索融合在一起。他当然希望保持一个个人行为免受干扰的空间，但是他也想往自由的思想里添加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穆勒著作中左右摆动的轨迹破坏了人们试图从他的大量著作中归纳出一个框架和系统的尝试，但是穆勒根本不在乎这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做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上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他的这个观点现在听来也很有道理。
柯林尼写到，“穆勒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对科学的本质和方法的描述获得了在英国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像教皇一样。”19世纪末期激烈抨击穆勒的阿瑟·贝尔福（ArthurBalfour）抱怨说穆勒在大学的权威地位可以和“在德国哲学界雄居40年的黑格尔以及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英国著名学者哈罗德认为“自从穆勒去世后过去的50年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学者，对同时代人思想的影响像他那样深远。……对于变革，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都发挥了更大的影响。……没有人能怀疑穆勒提高了与他同一时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没能做到的。”由此可见穆勒的影响之大。
就经济学影响而言，穆勒的伟大并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某些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人们所信赖的那些真理，并让人们从他的调和与折衷思想中切实受益。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全是因为他们的天赋才华，而是他们懂得博采众家之长、一切为我所用之道。能把别人优点变为自己优点的人，一定能成为无往不胜的杰出者。当然，这需要胸怀、眼光和能力。就此而言，穆勒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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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的幸福是经济学的宗旨（1）
5 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的幸福是经济学的宗旨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边际效用学派创始人
精彩语录
表现最后效用程度的函数的变动，是所有经济问题中最关键之处。作为一个普遍法则，可以表述如下：效用程度随商品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商品数量增加，效用程度最终会减少。
从两人和两种商品的情况所得出的交换原理，对任何数量的当事人和商品也是适用的，它不仅适用于国内的一般贸易，而且适用于人群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即国际贸易。
在一个简单例证中，决不存在这样一种企图，去比较一个人心中的感情量和另一个人心中的感情量。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进行这种比较。一个人心中的感受性可能比另一个人心中的感受性大1000倍，不管我们是否知道。但是假定这种感受性相似比率在一切方向上都不同，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发现这种最深奥的差别。
每个人的心对别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感情不可能有公分母。
不是劳动使物品有价值，而是物品有价值使得人们值得为它们而劳动。
快乐与痛苦无疑是经济计算的最终目的，以最小的努力满足最大欲望，以最小厌恶的代价获取最大欲望的快乐，使快乐增至最大限度，就是经济学的任务。
我从一些数学原理引出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先前已经得出的全部主要规律，我只是把它们搞成一系列精确和有联系的定义、公理和理论，就像许多几何学问题一样。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所消费的任一商品（例如进餐）数量的增加，各自所用的最后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减少的。进餐的开头和结束之间享乐的减少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我认为，一般来说，效用的比例是商品数量的某种连续的函数。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更复杂的形式上，以供给与需求规律名义已经提出了这个效用规律。不过一旦以简单的形式对它加以适当表述，它便揭示出了问题的全部。
我想人们有些担心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著作家的影响太大。我反对容许对任何人的崇拜来阻碍研究，不管这个人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还是亚当·斯密或亚里士多德。
在哲学及科学领域内，权威历来是真理的敌人。专制的宁静，通常是谬误的胜利。在科学的共和国内，叛变与无政府的现象最终有益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我试图把经济学看做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这样处理经济学说同静态力学非常类似，而交换规律的财富性质用无穷小量快乐和痛苦来加以说明，正像静力学的学说是基于无穷小能量的均等一样。
在我看来，挖掘黄金本身对于全世界几乎总是一桩白费劳动的买卖——正像一国政府发行通货过度以致使它贬值一样，是危害人民的坏事。
经典理论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既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创立者之一，同时也是数理经济学派的代表之一。
1835年，杰文斯出生在利物浦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后，因为父亲的产业破产，他未能完成大学学业。在18岁的时候，杰文斯曾经短期辍学去澳大利亚，在色德勒造币厂当一名化验员，十几岁时他就成了悉尼造币厂的分析专家。自1858年开始，杰文斯对经济学、统计学、逻辑学和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1859年，他回到伦敦，学习逻辑学与经济学。1863年，杰文斯任职于欧文学院，不久之后，成为逻辑学、心灵与道德哲学的教授。杰文斯探讨了经济学与统计之间的关系，并且研究了太阳黑子的活动，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周期性。
1870年，弗里明·詹金发表了《供给与需求规律的图示方法》一文，它促使杰文斯在次年10月份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品《政治经济学理论》。1876年，杰文斯离开曼彻斯特，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杰文斯于1880年脱离所有教学工作，倾尽一切时间致力于研究与写作，并当选为伦敦统计协会的副主席。1882年，不到47岁的杰文斯在一次落水事故中不幸身亡。
杰文斯的主要成就是创立了边际效用学说，重新解释了交换理论与分配理论，因此成为“边际革命”的创始人之一。他具有十分扎实的数学功底，倡导数学方法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应用，开创了经济学的数理学派并将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结合在一起，为计量经济学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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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的幸福是经济学的宗旨（2）
杰文斯还利用边际法则分析了资本、劳动、地租、利润和工资等。他认为，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会引起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负效用，劳动时间愈长，负效用愈大；二是劳动收获的产品能够带给劳动者快乐。当劳动者从劳动产品中获得的边际效用等于劳动所引起的边际负效用的时候，他们便会终止劳动，此时，劳动者获得的总效用是最大的。在杰文斯看来，劳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非常经济地在每一块土地上分配自己的劳动量，劳动产品增量和劳动增量的比率会相等。杰文斯还将资本定义为：维持各种有用工作的劳动者所必需的多种商品的总称。杰文斯认为，利息率决定于边际产品和边际资本的比率，自由资本的利息率有在所有职业上互相一致的趋势。
在杰文斯所处的那个时代，传统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据着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且具有牢不可破的气势，很多经济学者都是它的忠实维持者和拥护者。但是，杰文斯却完全出于自觉地向它发起了挑战，宣称要遵循一条和传统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路线，重建自己的理论经济学。
勇敢的杰文斯将矛头直指穆勒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杰文斯认为，除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以外，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别的理论已无任何可取之处，尤其是工资基金学说更是迂腐至极。他对古典经济学发出的挑战与提出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方面是以主观主义原则为基础改写了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与原则，包括它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价值理论与价格理论、资本学说、劳动学说以及分配理论等很多方面。另一方面，杰文斯在坚持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演绎法的同时，将数学方法引入了经济学中，以数学原理（主要是运用微积分）来表述与说明经济学原理，并以此建立了“自利与效用的力学”。
效用理论是杰文斯分析的出发点，此前他曾经提出过“苦乐论”。他认为：“快乐与痛苦无疑是经济计算的最终目的，以最小的努力满足最大欲望，以最小厌恶的代价获取最大欲望的快乐，使快乐增至最大限度，就是经济学的任务。”在“苦乐论”的基础之上，杰文斯以主观心理分析为起点，以效用论作为基础，以数学分析作为工具，提出了自己的主观效用理论。他指出，效用需要由一个人的幸福或者快乐的增加量来计算。他以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