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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两位公主之一——庄静固伦公主的后人林勤多尔吉，在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说，公主坟的两座坟墓，东边埋葬的是嘉庆皇帝的三女儿庄敬和硕公主，西边埋葬的是嘉庆的四女儿庄静固伦公主，这两位公主都死于嘉庆十六年，于是埋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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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依城墙而行（3）
关于拆公主坟的场景，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说当时铁道兵战士真挖出了公主，而且肌肤胜雪，栩栩如生，但一见光就立即风化了。
对于这个说法，走访过京郊30几处公主坟的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员冯其利认为并不可信。因为这个公主坟曾经在日伪时期被盗过，陪葬和墓室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不太可能出土湿尸。
时隔多年，王梦恕不无感慨地说：“其实地铁线路只要再往旁边偏十几米，就可以把公主坟保住。可是我们当时保护文物的意识太淡漠了。”
地铁初体验（1）
1969年10月1日，第一辆地铁机车从古城站呼啸驶出。经过4年零3个月的紧张施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通车了。虽然比原计划晚了一年多，但总算赶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时候完成了。那时，正值北京战备疏散，没搞典礼，只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几位元帅先乘为快。面对这条中国人自主设计施工的地铁，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参与地铁建设的普通工人都百感交集。
由于是战备工程，并且在设备调试和管理调度上都缺乏经验，在1969年10月通车以后，地铁只是小范围接受参观性质的乘客。想乘坐或参观地铁，都需要持单位统一领取的参观券。
眼看着地铁修建完成的常华这时候非常兴奋。因为单位发的参观券数量有限，他还特意找一些老同志要了参观券。至今，常华对第一次乘地铁的感受还记忆犹新。“第一次进地铁站，觉得富丽堂皇。特别惊讶，也特别兴奋。这是咱们自己修建的地铁呀！而且当时都知道地铁是个战备工程，一旦打起仗来，我们坐着就可以撤走，心里可踏实了。”
常华对地铁站“富丽堂皇”的第一印象，几乎是那一时期所有乘客的感受。“一个车站一个样儿。大理石铺地，立柱的形状、颜色都不一样，灯光的布置也不一样。”对于这一点，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无法认同。很多常年乘坐地铁的年轻人根本看不出分别：“都差不多，没什么区别。”确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地铁一期工程的车站确实不太起眼，不论是结构，还是装修风格，都大同小异。但是在40年前的北京，这种装修已经可以称得上“豪华”了。
其实相比国外地铁站，我们的地铁站是比较朴素的。在地铁开工典礼上，邓小平同志就曾经说过，“我们的车站要朴素大方，不要搞莫斯科地铁那一套”。今天看，这个总原则非常务实。有地下宫殿之称的莫斯科地铁，金碧辉煌，每个车站都聘请了著名的设计师担纲设计，站内雕塑、华灯比比皆是，耗费了不少的人力物力。我们的地铁站虽然俭朴，但它具备了运营所需的一切要素，至今仍很实用。
另一位同样一直关注地铁施工进展的徐金华不无遗憾地说：“地铁通车的时候我正在外地当兵，直到70年代才回北京。”回北京时，徐金华就专程买票乘坐地铁，这个他眼看着从隧道修建起来的地铁，这时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他眼前。
1971年，地铁开始售票，票价只要一角钱。“有的人甚至在地铁里来回来去地坐。第一次没经验，到了苹果园站中间过不去，只好上来再买票坐回去。后来长了心眼儿，坐到八宝山就下车了，还能免费坐对面的车回来。”提起这些往事，常华呵呵直笑。
地铁初体验（2）
不少外地来京出差的人也专程赶来乘坐地铁，地铁俨然已经成了首都的一个观光项目。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作为毛主席“点将”的地铁一期工程统帅，杨勇本人直到1972年才第一次乘坐地铁。工程开工不久，杨勇就被“揪”了出来。但对一手经营起来的地铁，他有着割舍不掉的牵挂。
1972年，杨勇打听到自己的老部下安谦还在铁道兵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就请他带领自己乘坐地铁。安谦后来回忆，那一次，他带着杨勇乘了几站地铁，并简单介绍了些情况。杨勇始终兴致勃勃，看得出他很兴奋。听说，后来杨勇又带着小儿子来坐地铁，跑了好多站，他自己当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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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通车之路
地铁一期工程建成后，一直处于试运营状态。
那时，地铁的主要任务仍是战备。1971年至1975年，因执行政治任务，先后3次全线停运，累计达398天。
地铁通车仅一个月，1969年11月11日，万寿路车站至五棵松车站区间，因牵引供电系统电气保护不完善，曾发生一次火灾，烧毁两辆机车，灭火救援时造成3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次事故给刚刚通车的地铁蒙上了一层阴影。
中央领导人立刻意识到，虽然我们自主修建了地铁，但是车辆调度和管理方面的经验还很欠缺。周恩来总理在1969年至1973年间，先后6次针对地铁的安全问题做出批示，要求对地铁的一些具体安全问题，如漏电、失火、瓦斯窒息、上下车失脚、出入口拥挤等都要予以重视。安全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暂时不忙公开宣布运营。
经过10年的刻苦攻关，地铁技术人员对地铁的供电系统反复试验，1981年通过专家鉴定，认为已经基本解决了地铁主保护系统走电失火的问题。地铁一期工程终于经国家批准正式验收，投入运营。
此时，距第一次提出修建北京地铁，已经过去了32年。
（感谢谢仁德、王梦恕、谭烈飞，以及对本文做出贡献的所有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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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天建起大会堂（1）
赵耕
人民大会堂，这座庄严雄伟的建筑，从竣工那天起就在中国人心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只是我们往往更关注那些发生在其间的不平凡的故事，而忽略了大会堂这座建筑本身。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相信，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建筑，从规划、设计到施工，一共只用了1年零15天，其中，从选址到敲定设计图纸，仅用了50天时间。
苏联专家一致认为：“大会堂不适合放在天安门广场上。”
要讲大会堂的故事，必须先从天安门广场说起。
过去的天安门前是个丁字形的封闭广场：“丁”字的一横是长安街，以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作为两端收口，清朝又在这两座门外建了东西“三座门”；“丁”字的一竖是南北走向的千步廊，最下面那个“勾”则是正阳门北边的中华门。明清两代，这戒备森严的广场被形象地称为“天街”，普通百姓若想涉足其间，只有一个机会——每年霜降日前，死刑犯会被带入长安右门之内等待“勾决”。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立即着手打通天安门广场：内务总长朱启钤下令拆除千步廊，用拆下来的木料建起了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皇城南墙上南长街、南池子两个门洞也是那时候被打开的。那次改造后，东西长安街正式沟通，天安门广场由“封闭型”变成了“开放型”。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安门广场又经历了几次“微调”：东西三座门以及长安左、右门被相继拆除，原为国庆阅兵临时搭建的观礼台被改为永久性建筑。比较大的一次动作是在1955年，随着东西两侧的红墙被推倒，广场面积一下子扩出了将近1万平方米。
天安门广场的丁字形轮廓变得越来越模糊，可是，新广场究竟该建成什么样子，谁心里都没数。当年拆东西三座门的时候，北京市甚至把所有材料都保存了下来——为的是一旦证明“不该拆”，随时可以就地重建。
新广场的规划第一次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1955年末。那一年，北京市政府聘请苏联专家联合组成了“都市规划委员会”，开始谋划整个旧城区的规划改造工作，天安门广场是其中一个子项。此后几年间，“都规委”陆续拿出了10种广场规划方案。苏联专家都认为，天安门广场适合安排纪念性的建筑，没必要突出政治意义。因此所有的方案中，广场上都没出现万人大会堂的影子。只有1号和6号方案为大会堂预留了空间——却放在了南长街的南侧对景上，正是今天国家大剧院的位置。
市委领导明确表示：“突出政治，大剧院要拿出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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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天建起大会堂（2）
由于没有一个令所有人都信服的方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一直是“纸上谈兵”，直到1958年的秋天，这件事陡然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1958年9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在市政府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的通知——即建好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所谓的“十大建筑”概念就这样产生了，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份名单中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北京站和民族饭店，将近50年后才真正竣工的国家大剧院却赫然在列。
今天我们总习惯把“十大建筑”中的大多数归为“俄式建筑”之列，其实，“十大建筑”设计与天安门广场规划的过程中没留下一点苏联人的痕迹——“国庆工程”开始的时候，参与规划的苏联专家已经全部撤出了。
“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万里的话掷地有声。
此时距离1959年的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全凭中国人自己，在400天内建起10座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时间就会明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用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用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足足建了14年。
关键时刻，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北京市政府随即以中国建筑学会的名义向全国建筑界发出邀请——短短3天之内，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30多位顶级建筑师就云集北京，在他们的名单上，我们几乎看到了中国建筑史上所有最光彩夺目的名字：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
大师们要做的，不只是“十大建筑”的设计，还有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根据中央的意见，“十大建筑”中至少有三座，即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要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之内，它们的设计与广场规划也就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当时的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负责所有国庆工程方案的审核和汇总工作。据曾参加过大会堂方案设计的陶宗震先生回忆，此时经过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已经确定了：广场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正好符合黄金分割率——据说，500米的宽度是195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彭真汇报广场规划时亲自定下来的；从人民大会堂北墙到中山公园南墙间的距离则为180米。
380天建起大会堂（3）
500米×800米，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5个巴黎协和广场、4个半莫斯科红场或者40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内做设计，整个世界建筑史上根本无章可循。
何况，天安门广场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中心广场那样简单。广场规划刚一启动，“都规委”的副主任佟铮就把一位解放军军官带到了规划局。此人名叫辛毅，是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参与指挥过国庆游行。辛毅给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广场和长安街要无轨无线；二、路面要经得住60吨重的坦克；三、道路和广场要求“一块板”，不能有任何“沟沟坎坎”。
于是，西单与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和经过天安门的电车轨道都被拆除了，长安街边所有的架空线也改走地下——北京的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就此诞生。而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无轨无线”不仅是出于游行###的考虑——“紧急时刻，长安街上要能起降飞机”。
好在，除了这些功能性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没有在广场形式和建设用地规模上做出任何限制。建筑师们大胆放开手脚，没过几天就拿出了7种方案。这些方案充满了不拘一格的想象，有一种甚至设计拆去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在此位置上建设万人大会堂……值得注意的是，7个方案无一例外，全都将国家大剧院安排在了天安门广场上。
规划局把这7个方案分析、汇总之后，最终拿出了一个“四建筑方案”上报：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不料，这个方案连北京市委这一关都没过去，问题就出在了大剧院的位置上。
在规划局的这个方案中，国家大剧院恰好是大会堂的“对门”。据说，方案向市委汇报时，时任市政府秘书长的贾星五就明确表示：“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很快，规划局便接到正式通知，为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移到大会堂西面。
大剧院的意外迁出，倒使广场内的建筑布局逐渐明朗了起来：西边安排万人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则合二为一，放在广场东边——今天人们提到天安门广场，总爱说建筑布局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来安排的，然而遍查当年的文献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思路曾经影响了天安门广场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