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不要打脚，我起来你们打头好了！……
当盛国玉从昏死中苏醒过来，整间牢房已经是一片火海，敌人要毁尸灭迹。她冲出牢房，跳到放风坝上，躲进了旁边的厕所。
张学云倒下时，鲜血喷洒在傅伯雍身上，却因此保护了傅伯雍——敌人补枪时以为他已经死了。傅伯雍冲出牢门，本来也想往左手边的缺口墙跑。他知道，夏天发水，那里的墙曾被冲倒过。特务犯懒就让犯人们自己修。大家偷着往料里掺了好多沙子、石块、树根，垒起没多久就倒了。第二次修好不久又有了缺口，不过垮得不多，还没来得及修。
此时，已有幸存者正攀着墙上缺口往外爬，墙哗啦啦地塌，缺口越来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务发现了火光中人影晃动，“跑了，跑了”，刽子手一边喊一边对着缺口墙的方向一阵扫射，又有一些人中弹倒下。傅伯雍见状，连忙躲进了大米储藏室，撬起地板，钻进地沟，一直躲到天亮。
部分人策反看守逃生
特务和军警都赶去支援渣滓洞了，白公馆反倒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罗广斌把看守杨钦典招呼了过来。杨钦典是狱中同志们的重点策反对象，对陈然、黄显声等人都很敬重。陈然牺牲后，他还嘱咐罗广斌莫要太强硬，有机会出去的话照顾好陈然的母亲和妹妹。
“杨排长，我们剩下的人怎么处理呀？”“我听说，要把你押送台湾，剩下的人都处决。”“你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你要立功呀。”罗广斌说。
革命者平时所做的策反工作在关键的时候起了作用，杨钦典答应帮忙。他偷偷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还有一把铁锤。“我先出去看看有没有人，没人的话，我在楼上跺三下脚，你们就跑！”杨钦典说。出门望风的时候，杨钦典又顺便告诉白公馆周围的警卫说“###进城了”，警卫们一听，连忙撤走了。
回忆起脱险的情景，郭德贤说：罗广斌很能干，他像一个作战的指挥官。罗广斌把人分成5组，年轻人、老人相互照应。杨钦典的信号来了。罗广斌打开牢门，先跑上楼喊郭德贤。
“我听见脚步声，还以为是特务来拉我出去枪毙。”郭德贤说她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牢门打开一看却是罗广斌和周居正。罗广斌说，敌人撤走了，我们一齐冲出去。郭德贤有两个孩子，她背起一个，周居正帮忙背起一个。19个人跑出白公馆，爬上左面的山梁。
罗广斌等人走后5分钟，执行屠杀命令的特务便坐着汽车赶来了。他们见牢房空无一人，以为杨进兴已经把人干掉了，便掉头走了。白公馆看守所副所长杨进兴，后来也从渣滓洞赶回白公馆。他一看人没了，还以为是先他赶过来的特务将犯人“执行”了，也没深究。
白公馆生还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15人，以及身中3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被定为烈士。
就在先烈们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解放军重庆主力部队由重庆西侧渡江成功，长驱直入。当天晚上，在激战56小时后，解放军终于攻下南温泉，打开了重庆南大门。
但是，屠杀到了29日仍在继续，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3批押往松林坡。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
11月30日，重庆解放。
如今的白公馆依然保留着原样。墙角处一株石榴树，据说是许晓轩烈士亲手所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茁壮成长，树干从根部分出一杈，旁逸斜出地越过高墙、伸向狱外，自由地迎接着共和国的每一个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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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来得及的营救行动
上世纪80年代初，党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保存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实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写的，时间是1949年11月19日，距离“11？27”大屠杀还有8天。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这是一封求救信，是渣滓洞的革命者向地下党组织的最后求救。信写成了，由看守黄茂才（也就是蓝先生）偷偷带给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淑华马上转给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已是21日。
刘康那时是个23岁的小伙子。他一看信，急得要命，马上四处活动筹集经费、动员武装。
地下党组织也派人找到准备起义的两名国民党师长，提出三个条件：一要放开大路，让解放军过江；二要保护城市安全，不能让敌人破坏；三就是要攻打渣滓洞、白公馆，救出革命者。头两个条件，对方都答应了。唯独第三个，两人都没答应：“守卫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都是现代化兵器武装，实力太强啊。”
最后的希望就落在刘康身上。11月26日，武装营救人员基本动员好了，人是来自“中央警察学校”的进步学生，驻守机场的国民党连长、共产党员王正修和准备起义的江北十区区长陈秉国，同意借枪出来。
11月27日下午，刘康等人又开会研究了各方面情况，因为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仍无法实施。
下半夜刘康起来上厕所，突然发现歌乐山红了半边天。他连连跺脚，“糟了！完了！”
“吉祥”的求救信，刘康保存了好长时间，直到1955年才交给组织。
在发现这封信的同时，胡康民还找到一份纸页发黄的报告，上面记载的正是先烈们的最后嘱托。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有过活下去的机会。只要写份自白书，在悔过书上签个字，或者仅仅“承诺”一下出狱后不再干革命，他们也许就能与亲人团聚，就能保存生命、盼来解放——那不正是他们为之奋斗、孜孜以求的理想吗？
但是，他们不愿丧失气节，背叛信仰。
他们情愿倒在黎明前，只留下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一份血泪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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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歌乐山在哭泣（1）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
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索性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我们边哭边喊，说刘国鋕、陈然你们在哪儿啊，我们不是说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们要抬着我们的红旗，含着自由的热泪，一起冲出去吗？”57年后说起这句话，郭德贤依然泪水涟涟。
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
12月14日的《大公报》报道了人们在电台岚垭挖掘烈士遗骨的情形。“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听，歌乐山在哭泣（2）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
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调集到歌乐山下。两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绸裹尸。刚刚解放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竭尽全力，却也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收敛烈士的遗体。
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姓名和头像被镌刻在坟茔后的石墙上。1961年，根据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真实斗争创作而成的小说《红岩》问世，已成为当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它还被不断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戏剧、歌剧，几十年来经久不衰、感动依旧。若问其中的原因，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早就回答过：“《红岩》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
叛徒和特务的下场（1）
那些出卖、杀害革命者的叛徒和看守特务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先说刘国定和冉益智。一个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一个是副书记。这两人身居要职，却在被捕后双双叛变，致使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刘国定觉得自己官大，还和特务讨价还价要当少将，挂了个中校军衔，最终升为上校。被刘、冉二人直接或间接出卖的地下党员，大部分牺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馆。
重庆解放前，刘国定苦苦哀求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让他去台湾，自然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他又筹措路费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钱，只好先逃到成都，后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找罗广斌要求登记，被脱险同志认出，一顿训斥，叫他赶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个月后，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当时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于立功表现，他一见冉益智就喊：“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务！”两人边叫骂边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逻的解放军发现送进了公安机关。
1951年，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将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叛徒任达哉出卖了许建业，为敌特的大破坏立下“首功”，但仍被视为“###分子”关进渣滓洞，死于“11？27”大屠杀。涂孝文和蒲华辅“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没有再继续出卖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务枪杀。至于出卖了冉益智的余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党员，不能以叛徒论处，被送往农场接受改造。
那些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看守特务也没能逃脱法网。白公馆副所长杨进兴后来改名杨大发，潜逃到四川南充县青居乡。在那里，他换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几亩地，当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后来的减租退押和土改中，杨进兴狠斗地主阶级，因此被评为贫农，分了田地，还当选互助组小组长。1952年8月，有人偶然听到杨进兴夫妻两个斗嘴：“你恶啥子？你自己干过些啥？政府现在到处捉特务，你敢到乡上去坦白？”1955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乡亲们把这个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一调查，人们才知道，这个“杨大发”正是杀害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刽子手。杀害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制造“11？27”大屠杀，他也有份儿。1958年5月16日，杨进兴被执行枪决。
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就是小说《红岩》中的“猫头鹰”。“11？27”大屠杀之后，他被编进了胡宗南部76军80师，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当时，解放军并不了解他的底细，就当做法一般俘虏资遣了。徐贵林偷偷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地区，挑起菜担子，走背街串小巷卖起菜来。他满以为在弹子石这样的偏远郊区是不会有人认出他来的。但我公安机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并迅速实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庆解放碑前召开千人群众大会，重庆市军管会当场宣布了对徐贵林执行枪决的命令。
叛徒和特务的下场（2）
最后来说说《红岩》中的头号反派人物徐鹏飞，也就是现实中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坐镇指挥了血洗白公馆、火烧渣滓洞之后，徐远举逃往成都，后又赶到云南昆明。镇守云南的卢汉将军宣布起义时将徐远举等人逮捕，1950年3月移送重庆。
历史出现戏剧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岁的徐远举头上冒着汗，双腿打着颤，被送进了白公馆。那时，白公馆已经由军统局监狱变成了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革命者的监牢里，住进了特务头子和刽子手。1956年，徐远举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积极接受改造，表现很好。1964年，徐远举以《血手染红岩》为题写下数万字的材料，详细交代了自己破坏《挺进报》和四川地下党组织、逮捕审讯共产党人，以及制造一系列大屠杀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