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日元。相反，如果运气不好，一下子就输掉十万、二十万日元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而这些弹子赌博游戏机是那些被称做“扒金宫”的弹子游戏房提供的，就是以前陈海波和范勇经常去的地方。由于日本的法律明文规定不许赌博，所以这种“扒金宫”在名义上仅仅是游戏房，客人用现金购买仅限该店使用的代币，然后将代币投入机器中，机器画面（近年来大多换成液晶显示屏了）中的图像便会转动起来，客人随即分三次选定图像，如果三次停止的图像显示了同一号码，就算客人赢了，机器中会流出一部分钢珠，客人赢得越多，钢珠积累得便越多，最后，客人将钢珠交给店里的服务员，由服务员计数后，发给客人相应的“奖品”，也就是标志钢珠数量的小牌。比如客人一共赢了三千二百零五粒钢珠，而这家店规定五百粒钢珠等于一张小牌，那么最后客人便可获得六张小牌，剩下的二百零五粒钢珠则可以交换为一包香烟或者两盒巧克力等。这样，在形式上这家店并没有给客人提供赌博服务，但是，在离这家店约二十米远的地方，会有一个小窗口，专门“收购”奖品的小牌，比如每张收购价格为一千日元，那么刚才的客人就可以从那里换回六千日元。有一些人每天就沉湎在这种变相赌博当中，有输有赢，当然总体上说，最大的赢家永远是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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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随波逐流的人（5）
那一阵子，我偶尔也去玩儿，智子对它简直就像对自己的恋人那般着了迷——如果那时她有一个能让她从心底信赖的恋人的话，也许……
在这次闲谈后不久，我从她在的那家澡堂的店长口中得知她已经辞了那份工作。我问了理由，店长笑着给我做了一个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的姿势。
智子在注射毒品！我立即想起她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和一些奇怪的神情，原来如此。还不仅仅只是这些，后来我还从一个黑社会成员那里，听说智子还向黑社会借了十天就要收取百分之十至二十利息的高利贷，最终总额超过了八百万日元。
在歌舞伎町，有好几家这种专门为风俗店女提供高利贷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生意大都很红火。那些为还债而落入红灯区、进入风俗店挣钱的风尘女子们，有很多都因心情忧郁、逃避现实开始吸毒或注射毒品，结果，她们不但没有还清债务，还背上了更多的新债。这些女子一旦被毒品困扰，没听说过还有谁能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的。想想也是，如果她们中的谁具备能戒毒的坚强意志，当初也不会跑到这儿来挣钱了。
这样的女子我已经亲眼见到了不止五六个，她们的悲剧命运和结局都大致相同。被黑社会榨干了油水，被老板所骗，陷入毒品当中不能自拔，最后不知什么时候，便悄然从这条街上销声匿迹。
大约两个月后，我在剧院广场附近的一家弹子赌博游戏房又碰到了智子。
当时智子脸上正挂着两个又大又黑的眼袋，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两眼无光地盯着座位前的“大工源”显示画面。身体虽然还像过去那样略有些胖，但昔日饱满的两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瘦削而憔悴，那神情看了真让人心痛。我坐到了她身旁的位子上。
由于店内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我必须大声说话才能够让她知道我的存在：
“智子，很久不见了！”
听到我的声音，她朝我转过头来，小声应了一下，但整个脸就如同木偶那样没有一丝表情，然后又漠然地对着弹子机继续较劲。
每家弹子房都为客人们准备了很多如单卡收录机那么大小的塑料盒子，用来装赢到的钢珠。看到她身边空空如也的塑料盒子，我知道她今天的手气很背。
我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罐咖啡递给她，说了一句：“你的脸色不好，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她接过咖啡，嘴巴动了一下，似乎在向我道谢，但是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显示屏，我知道根本无法使她离开这个鬼门关，便无奈地走出了这家店。一个星期后，就发生了前文所述的自杀场景。
事后我从一名认识的警官口中得知，事件发生当日，智子因为注射了毒品神经处于错乱状态中，想必她当时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从楼顶上跳下来的。
智子自杀之后，大约又过了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我正在街上埋头于我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突然，背后被谁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竟是智子笑眯眯地站在身后，还是那张胖胖的脸，上面并没有写着什么特别的信息，一如既往。
“智子？你还活着！”
我有意开着玩笑。
“我可死不了。连骨头都没断一根。哎！李哥！跟我一起去弹子房赌一把玩玩吧！”
她边说边满不在乎地笑着。这女子可真是个怪人，发生了那样的事，她还照样没事人一般又回到了歌舞伎町……
第七章 犯罪浪潮（1）
所谓“斯那库”（陪酒）这一行业，本来是由日本人占据着的，但是在泡沫经济时代，来自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年轻女子大量涌入歌舞伎町，她们从日本陪酒女郎身边夺走了大批日本客人的同时，也将这些日本客人消费的大笔日元寄回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女孩的“进入”，又使歌舞伎町陪酒女郎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经争斗，逐渐形成了韩国店与中国店平分天下的格局，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店渐渐变得屈指可数。
最早的日本人经营的斯那库百分之九十都是强调“卖艺不卖身”的，大多是陪客人唱唱卡拉OK，喝酒聊天，顶多就是打情骂俏。在泡沫经济时代，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陪酒女郎为了赚取日本人钱包里的日元，开始破坏“行规”，使得日本店日益萧条。而90年代开始，中国人开办的酒店一家接一家开张，“服务项目”也越发朝着“简单明了”发展，直到今天，如果哪家中国酒店还敢称“卖艺不卖身”的话，保证它门可罗雀。
而且，很多酒店也渐渐发展成犯罪的温床。比如，到90年代末兴起的盗用信用卡的犯罪高潮，有些店主与伪造信用卡团伙勾结，在店里的刷卡机上连接一个信号读取器，客人结账时在刷卡机上留下的个人资料同时也被这个读取机获得，然后店主将这个读取机交给犯罪团伙，他们就能很快地复制出这个客人的信用卡，然后在香港、汉城等地疯狂购物。
曾经有好几个跟我有合作的店主，向我打听是否能够介绍伪造信用卡团伙给他们，因为每提供一个客人的数据，他们都可以获得非常丰厚的报酬，我一一回绝了。而且，我一旦知道哪一家店在进行这种交易，便会以各种理由解除合作关系，或者不再将客人往那家店里介绍。尽管这样我的收入会受到明显的损失，但是我不能让我领去的客人一个个遭到这种犯罪的袭击，那样不仅使我的信誉受到损害，而且，日本的警察也不会让我这么轻松地在这条街上继续站下去了。
继斯那库之后，出现了各种保健按摩店，也是走的色情的路子。首先韩国人开始经营保健按摩店，由于价格适中，效果良好而受到日本客人的欢迎。马上，在歌舞伎町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很多华人按摩店，尽管不能否认其中有的店确实是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保健按摩师，然而绝大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按摩的牌子，却做着色情的勾当。
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给客人做介绍和服务说明，我也试着进了一家名为“丝绸之路”的保健按摩店。为了体验“一般客人”所享受的接待，我没有暴露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一个东北口音的小伙子很热情地请我换鞋，并半跪式地给我准备好拖鞋，使我觉得他们的服务精神还可以。随后，东北小伙子用不太熟练的日语向我介绍他们的服务项目：“基本保健六十分钟八千日元，每延长半小时三千日元，您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可以按八折优惠。”我沉住气，问他还有什么服务项目，他很机灵地说：“我建议您试一试我们的VIP服务，六十分钟才一万五千元，怎么样？”
“哦？这个VIP都有什么服务啊？”
我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可不可以……这个——”我将两手指尖对上，向怀里扇动了几下——这在日本就是性交的意思。
小伙子有些神秘地说：“这个——您可以同小姐商量，我们，不能直接说的。”说完，拿过一本影集样的册子，打开一页，“这位，娜娜小姐，手法很好。这个，叫幸子，您看，长得很卡哇伊吧，才十九岁啊！”
我从心底感到悲哀。五十年前，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许多中国妇女身负国仇家恨，为了不做“慰安妇”，甚至以死相抗。而在国力强盛、经济发展的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孩子远渡重洋来这里从事色情行业呢？！我真的想不通，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传统尊严的迷失？
为了工作，我不得不把戏继续演下去：“这样吧，我先做个基本保健，到时候再说吧。”
小伙子将我引到一间用木板简易隔离出来的“按摩间”，这里的灯光微弱，勉强可以看到对方的五官。
小伙子退出后一分钟左右，我“指名”的丽华小姐进来了。她学着日本人的样子朝我鞠了一躬，然后用比刚才那小伙子还不流畅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然后背书般地一个词一个词地说：“请——把——衣服——脱掉，只剩下——内裤，躺到——床上。”我的天啊，真正的日本人恐怕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这样的日语水平也敢单独接待客人？我心里直打鼓。
我按照她的指示，躺到了类似国内诊疗台那样的一张床上。说实话，这位小姐的手法实在不敢恭维，要力道没力道，找穴位就更别提了。熬过了漫长的五十分钟，小姐退去，那位小伙子进来，微笑着问我是否需要“升级”，我觉得根本没有那个必要了，便对他说：“今天没有时间了，以后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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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犯罪浪潮（2）
后来，我听说这家店还算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强买强卖的行为，有的店里不管客人是否需要，派出小姐上去就扒客人裤子，然后还“克扣”客人的时间，以提高床位使用率。当然，这样的店统统维持不了多久，便吓得客人唯恐避之而不及。但是那些经营者也真是敢想敢干，到了后来，有些店开张不到一个月就倒掉，他们也不怕，因为根本也不需要回头客，凡是被拉进店的客人就狠宰一刀，到了一个月，不会再有新客人来了，或者惹上麻烦了，便关门溜之大吉，过不久换个铺面，重打鼓另开张。
然而，这些中国酒店和按摩店等的开张，使得歌舞伎町涌进了大量的华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要么是签证过期潜伏下来的留学生，要么就是经过蛇头运送、偷渡上岸的淘金客，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中国话，也带来了复杂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从常理上讲，人数越多，坏人出现的概率当然也就越大。更何况，他们来到的地方是本来就不太平的歌舞伎町，这里本来就充满了暴力和色情。
当时，在新宿、池袋这一类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在中国餐馆、咖啡馆里往往都会有中国人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谈论犯罪。他们中有的是小偷们在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有的是专靠弹子赌博游戏房作假赚钱的团伙在互相交换情报。他们以为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旁若无人地大声商讨犯罪计划。
我有时能听到闲逛在歌舞伎町的中国人说着这样的话：
“日本可真是个犯罪天堂！”
“只要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当小偷就等于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骗日本人简直比在中国骗一个小学生还容易。”
199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池袋附近办完事，肚子有点饿，抬腿随便走进一家门面有些旧的中国餐馆。
虽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但看来店里的生意并不好。除了比我先来的三个客人外，没有别的客人。我一眼看见满是油污的墙上爬着一只蟑螂，于是打了退堂鼓。正打算扭头走出去另寻一家，却听见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上的三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大声喧哗的年轻客人说的是上海话，好像谈论的不是什么好的勾当，我心里一惊，便决定在这家店坐下用餐，且听听他们要做的事情，别到时候影响了自己的生意。
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有意找了张桌子背对着他们坐下。向店里那位无精打采的中年男服务员用日语点了份烩面，然后拿起一份当天的体育报，假装看着。我虽是湖南人，但因为平日与开酒店的上海老板娘接触比较多，几乎能听懂上海话。
“不行！那儿有黑社会的把持着。”一个人嚷嚷道。
“黑社会有什么好怕的？那帮家伙平时又不会带武器。”
“碰到警察怎么办？”
“怕警察还能挣到钱？遇到麻烦赶快跑就行了。反正又没有人认识我们。”
“不过，还是不想与黑社会有冲突，有没有别的办法？”
“你怎么这么包！真有什么就揍一顿，日本的黑社会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他们三个人好像在谈一宗什么“买卖”，无法明确知道到底是何种勾当，但大体上听得出来，好像是准备从饮食店或酒吧一类的地方抢钱。我假装不经意地瞟了他们一眼，从外表看不出异于常人，与普通的语言学校学生没有什么区别，衣着上一点不像是干坏事的那种人。
可是，仅从外表是无法判断人的好坏的。
后来成为歌舞伎町最大势力的福建黑帮，他们当中不管是偷渡来的、犯罪潜逃的，还是老老实实的留学生，都一律不注重自己的穿着和打扮。在每天工作的歌舞伎町乃至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东京街头，最让我感到恐怖的人，不是那些衣着华丽时髦、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黑帮分子，而恰恰是这些穿着落伍的汗衫加廉价运动鞋、尽量躲避众人眼光、阴着脸自顾自走路的中国人。换句话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福建帮。 相反，北京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