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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花莲的当天晚上，张爱玲、王桢和与王母一起去附近的“金茂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以资纪念。就这，张爱玲也不马虎，照相前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化妆。
照相，在当时还是一件隆重的事，照相师也很认真，翻来覆去地看取景框，纠正姿势，照了很久。
这是王祯和与张爱玲合拍的惟一的一张相片，张爱玲居中，王母和王祯和分列左右。
此外，张爱玲还单独照了一张。她穿了件一字领的花衫，很宽松随意；短发及腮，目光清冽，人显得相当年轻。
其实，当时王母也并不老，充其量可呼之为“阿姨”。大二学生王祯和，相貌斯文，就更是翩翩一少年了。
那真是一个年轻的时代！
后来水晶的女同事看到这张相片，说张爱玲看起来像三十多岁，而在水晶和王桢和看来，也就像二十多岁。
1961年，台东的阳光很祥和。
——那一块山与海之间的乡土，留下的是张爱玲最后的青春！
隔天，他们乘坐三轮车，去乡下走了一个下午，到各处庙宇去参拜。
整整一个下午，她边看边做笔记，猛地就会冒出一句：“台湾真富。”
从台北来时搭乘公路局的汽车，看到沿路和车站上到处是可以用来做圣诞树的松树和扁柏，她也曾感叹过：“台湾真富，这在美国都是要花钱买的。”
在花莲的一天晚上，张爱玲还去花冈山上，看了阿美族的“丰年祭”，看得极其认真。
丰年祭是阿美族的大型民俗活动，家家户户要钻木取火，点燃兰芭子草，煮熟糯米饭，蒸好米糕，集中起来摆上敬祖先，然后歌之舞之，以为祭祀。
那种山地歌舞，场面浩大，四周围了许多人观看。张爱玲与王祯和挤到前排，坐在地上一道观看，看得出来，张爱玲真是喜欢这种原始歌舞。
有一位全身装饰得满满的山地小姐，侧面美极了，张爱玲赞道：“她可以当选为最佳侧面奖。”
在表演当中，突然停电，天气起了大风，场地上飞沙走石，鬼影憧憧，观众们都惊骇不已，惟张爱玲神态自若。
不一会儿灯亮了。当地的县长也在会场，听说张爱玲是美国来的，非常热情地邀她坐到贵宾席上去，但张爱玲没有去。
接着又有一位台北来的舞蹈家，主动跑来跟她聊天，递上名片，然后说：“这些舞，不好！如果给我编的话，可以更好。”
匆匆踏上陌生的“故土”（6）
张爱玲私下对王祯和说：“山地舞，要他来编干嘛？”
张爱玲沉浸在“本土文化”中，意醉神迷，在花莲的几天，反而很少谈文学，尤其不大愿意谈自己。
王祯和曾对她说：“你的小说真好，每个字都有感情，掷地有声。”她说：“不要说，不好，不好！”
张爱玲看过王祯和的《永远不再》，她说：“你相当有勇气，这山地生活，这么特殊的背景，你敢用意识流的手法。通常，意识流是用在日常生活、大家熟悉的背景中的。”
她的这番评点，对王祯和触动不小，以后他再也不敢随便新潮、前卫了。
对于台湾新生代的其他作家，因张爱玲看得不多，所以基本没有评价。王祯和曾遵白先勇之嘱，带了一套《现代文学》到花莲，送给张爱玲。张爱玲说自己行李多，就不带回美国去了。她在旅行沿途把杂志读完，还给了王祯和，但评语还是没有。
张爱玲与王祯和还泛泛地谈了些中外文艺问题。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作家，她从丁玲谈起，点评了一些，其中包括留在大陆的作家。张爱玲说，在大陆，都是按一种Formula模式。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
王祯和对张爱玲的小说推崇之至，认为《金锁记》是经典，是Universal全球性的。；认为《倾城之恋》是写到了极致的作品，电影完全没有办法表现。
《五四遗事》中有一段关于西湖水的描写：
船夫与他的小女儿倚在桨上一动也不动，由着船只自己漂流。偶尔听见那湖水卟地一响，仿佛嘴里含着一块糖。
王祯和对这段描写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形容词用得妙透了”。
在交谈中，张爱玲表现出对胡适尤为敬佩，评价很高，说现代中国与胡适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
她也说起了自己此去香港的目的，是要为电懋公司写《红楼梦》剧本。这剧本该怎么写，张爱玲很有点为难：“他们要的是少男少女的戏——他们电影界喜欢少男少女的戏。”
王祯和注意到，她谈的话题虽然宽泛，但只要一涉及到她自己的写作，就总是轻描淡写，不肯多说。
——经历过了人世间的淬火，张爱玲已不在乎舆论的冷或热了，她不想做神坛上的神。
张爱玲的亲和与自然，给了年轻的王祯和以极深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她在我家，捧着木瓜，用小汤勺挖着吃，边看《现代文学》，那样子是那么悠闲、自在。二十五年过去了，那姿态我居然还记得那么清晰，就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在离开花莲到台东之前，张爱玲执意要给王祯和的舅舅买礼物，问王祯和买什么好。
王祯和说：“我舅舅不缺什么东西。”
张爱玲又来了幽默感，说：“A man who has everything意即：一个全能的人。，是很难买礼物的。”
两人便一起上街去看，进了一个书店。开始张爱玲用国语和老板说话，讲着讲着就变成用上海话了，讲了很久，后来买了一支钢笔送给王祯和的舅舅。
花莲之行，在张爱玲，是奇异的感受；而在王祯和，更如梦寐一般。
此行张爱玲是低调而来。直到临走时，才有一晚报记者抓到了线索，在报上发了一条短消息，里面只有张爱玲的一句话：“来台湾是拜访亲戚。”
后来，水晶笑王祯和：“那名‘亲戚’就是你。”
王祯和自称，一生有三件事受到张爱玲“强烈的影响”。这三件事，其实都是微末小事。 。。
匆匆踏上陌生的“故土”（7）
第一件，是说国语要标准。张爱玲对他说：“你们福建人f音与h音好像分不清。”王祯和自此遇到这两个声母发音时，都要加倍小心。
第二件，是王祯和以前把“噱头”说成是“剧头”。张爱玲委婉地提醒他：“噱头，上海人是念‘ｘｕé 头’。”王祯和此后，凡是对不知发音的字，都要先查了字典再说。
第三件，是他们在看山地人喝酒时，王祯和说了一句：“他们表情很忧郁。”张爱玲没听懂，王祯和就改用英文说Sad。张爱玲笑笑说：“你讲话很文艺腔。”自此，王祯和讲话，就务求去掉这类文艺腔。
这三件小事，看得出张爱玲的率真无羁，也看得出张爱玲在王祯和心目中的分量。
后来，张爱玲到了香港之后有信来，里面提到，在香港住的地方，能听到有鸡鸣。水晶把信抢过去看，看完说：“张爱玲撒谎，香港怎么可能有鸡？”
香港当然有鸡。水晶之意，是说繁华的都市中心如何能养鸡？他曾在香港住过，所以说得振振有词。
王祯和不服，就拼命找理由为张爱玲辩护。
张爱玲从香港回到美国，为《记者》（The Reporter）杂志写了一篇访台观感，题为“Back to the Frontier”《回到边疆》，亦可译为《回到前线》。，她把杂志寄了一份给王祯和。水晶看了，对题目大有意见，说：“怎么能说到台湾是‘回到边疆’呢？”
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有臭虫。水晶又大不满，说：“怎么可以说台湾有臭虫？哪里里有臭虫？”
本来王祯和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好，经水晶一激，便也“觉得要跟张爱玲抗议一下”。恰好居住在香港的作家徐訏在报纸上发了一篇骂张的文章，王祯和就把剪报寄给张爱玲看，顺便抗议了一下“臭虫事件”。
张爱玲在回信中，并无正面答复，只是淡淡地幽了一默：“臭虫可能是大陆撤退到台湾来的。”
所谓“臭虫”，有或没有，无关紧要，关键是她的“撤退台湾”一说，显是在暗讽台湾国民党当局。她对国民党的不满或不屑，有一个近因，就是采访“少帅”的申请，被台湾当局拒绝了。
此后，张、王之间一直有通信，他们间淳朴的友谊也绵延日久。
一次，王祯和在电影杂志上看到有女演员作山地姑娘打扮的，想起与爱玲去看山地舞的情形，便把图片剪下来，寄给爱玲作留念。
王祯和大学毕业后按规定服兵役，在驻地第一次见到相思树、相思豆，觉得惊喜，也写信去告诉张爱玲。他在台湾看到张爱玲编剧的电影，认为导演没能领会妙处，拍得不好，就写信给张爱玲替她打抱不平，张爱玲仅是一笑置之。
王祯和服完兵役后，在莲花县中学做过两年的英语教员，又先后在台南亚洲航空公司、台北国泰航空公司工作。那时他可以免费飞美国，于是写信给张爱玲，说要去波士顿看她。张爱玲回信道，很欢迎，但她家比较小，不能安排他住，只能住旅馆。
那是王祯和第一次出国，到了纽约准备坐长途车，偏偏迷了路，拿着地图怎么也找不到“灰狗”巴士站，打电话也打不通，待了一个多星期，只好怏怏不乐地回了台北。张爱玲后来复他的信说：等了他一天不见踪影，到第二天，头痛了一天。
数年后，王祯和去美国爱荷华国际工作室做访问研究，此时张爱玲已在洛杉矶。王祯和写信去，说想见一面，但张爱玲拒见。她复信说：“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
王祯和由此更是后悔——在波士顿那次不该失之交臂。但他尊重张爱玲的意愿，把从花莲带来做礼物的大理石，托了别的朋友转交。
张爱玲为何要拒见？
王祯和对此完全领会，他说：“后来没见面是对的，让我记忆中她永远是青春的一面。”
——1961年的花莲，无论是艳阳还是蓝海，在他们的记忆中都早已定格。
记忆美好，就不要再去破坏它了。
1967年，王祯和因发表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而一举成名；1969年，正式进了台湾电视公司任职。
送别张爱玲25年后的1987年，王祯和在“台视”的录像室做关于张爱玲的访谈，面对采访人，他仍情不自禁：“这些事情想起来，真温暖。”
抚今追昔，他伤感而又满足，接受采访的最后一句话是：“真是奇怪，我真的能把她的每一件事、每个动作、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她喜欢戴的大耳环……”
回忆到此戛然而止。惟能见到他脸上有一种笑意，单纯而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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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中的恬然老妇（1）
晚年的张爱玲，有一部绝笔之作，即《对照记》。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可称为“私人照相簿”。里面，有一些代表她生命片断的老照片，还有一些沧桑感十足的说明文字。
在这部书里，她对自己一生的三个阶段做了点睛式的总结。在说到晚年时，是这样写的：
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
伤感，是在意料之中的；但那种急促的感觉，却出人意料。
这就是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吧。
赖雅走后的漫长岁月，于她，并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如梭地飞逝。
赖雅在时，他是爱玲的一面镜子。她可以对镜看到另外一个自己。个中的乐趣，多少年头也不算长。现在镜子没有了，再漫长的岁月也是嫌短。
1968年的世界，欧洲、美国，还有她的祖国，都不太平静，到处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对张爱玲来说，这一切，都很遥远。
她开始走入内心。
虽然那以后她仍在写作，却不再描述对于凡俗生活的那种兴致勃勃，也不再感叹人世有多少与生俱来的苍凉。
她的精神世界，退回到了五四之前。
除了修改旧作，她主要的精力，是放在翻译《海上花列传》和写作《红楼梦魇》上。那种两千年的旧厦即将崩塌之时的氛围，对她来说，有特殊的魅力。
这年，她才47岁，不论作为女人还是作为作家，都不能说是到了末路。正如有的张传作家所感叹的那样，她完全还可以再盛放一次。
可是，她为什么从此拒绝了整个的世界？
是赖雅带走了她最后的爱情？
是人间不可能重觅佳侣？
都不是。
张爱玲此时、甚或她从来就不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她念念在兹的，是人活在这个时代的意义。
二十多年前旋起旋落的遭遇，到中年以后，不知她已经反思过多少回了——
从少年时代起，她就在与一种洪流搏斗。如今，她知道了，其实这搏斗是没有意义的。
形势永远比人强。
这就是她后来终于领悟到祖先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的原因。
三代人也好，四代人也好，只要是流淌着这个血脉，谁能不被这个洪流所制驭？
大变革的中国，把多少人像沙粒一样卷起和吞没！
好强、勇敢、坚忍，都是没有用的。
悲剧之雾，幕天席地！
英语有谚云：“没有人是座孤岛。”
而张爱玲却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
不错，从这一年起，张爱玲就逐渐走向“孤岛”，大隐于市，开始了学者们所说的“幽居时代”。
几乎与她的精神退隐相同时，她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人世沉浮中的辩证法规律开始起作用了。
还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966年4月，她的小说《怨女》在台湾出版。同年，这部小说也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
这件事，对张爱玲的晚年生活至关重要。
她从这一刻起，又开始“夺回”了华文世界的市场，从一本《怨女》的涓涓细流起，直至几十年后的浩漫汪洋！
这部《怨女》在文本上的演变，曲折得让人眼花缭乱。它是由最早的《金锁记》，改写为英文的Pink Tears《粉泪》。，后来又改名为Rouqe of the North《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