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示上司，最终闹得修道院长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位贫困生。
这一来，连张爱玲的密友都为她感到大失颜面。可是，穷人——又能怎么办？她只有发奋苦读以雪耻。
她学习英文极其努力，可以背下整本的弥尔顿《失乐园》。
为了考出好成绩，她动了一番脑筋，“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结果，每样功课都能考第一。到第二年，港大文科二年级的两项奖学金，被她一人拿下，大大扬眉吐气了一回。如此一来，不仅学费、膳宿费全免，毕业后还可免费保送去牛津大学深造。
有一位以严厉出名的英国籍教授惊叹：教书十几年，从未有人考过这么高的分数！
为学业而付出的代价，是她在大学里放弃了写小说的爱好。
三年里，她几乎没用中文写过东西，给母亲和姑姑写信，也用的是英文。姑姑那时常用漂亮的粉红色拷贝纸给她写英文信，上面是淑女样的蓝色字迹。姑姑的英文很棒，爱玲对来的每一封都要细加品味。
经过一番苦学，她的英文逐渐老到，以至可以用作谋生之道了。晚年在美国时，还曾有教授夸她：英文写作比美国人还地道、还要富有文采。
对港大的老师，她多不感兴趣，但也有几个，给了她深刻印象。
教西方文学的，是一位绅士气很足的先生，最爱讲莎士比亚，讲到忘情处就掏出雪茄来，顺手点燃，在袅袅青烟中陶醉。
教古典文学的，是一位长髯老先生，穿一袭长袍，有仙风道骨的样子。爱玲喜欢听他吟《楚辞》：“长太息以掩泣兮……”
图书馆是爱玲常去的地方。她喜欢那些乌木长台、影沉沉的书架子和带着冷香的书卷气。有几间旧书库，显是好久没有人来。里面的象牙签、清代礼服的五色图版、大臣奏折……都让她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
在这里看书，偶尔抬起头来，能看见窗外斜坡上的花园，那里有艳红的杜鹃花。
路边铁栏杆外就是雾，再远，就是海湾对面的青山。坐在这里，心里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安泰感。
她把大学的这三年，当做来之不易的甜甘蔗，非要榨出最多的汁来不可。偶而出去游玩、拜访人、谈天，都感觉心里不安，以为是浪费了时间。 。 想看书来
香港的浓绿与火红（3）
惟一没放弃的爱好，就是画画，因为绘画不占用脑子吧，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神经。
应该说，张爱玲在港大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在学业方面的，因为她后来没能沿着这个阶梯往上攀。作为一个潜在的作家，她在这所生源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性，开始了对人世的独立观察。
脱离了父亲的老屋，走出了寄宿制中学，她的视野大大开阔起来。
这里不像颜色单纯的圣马利亚女校。在这里，来自热带地区的华侨子女，人生态度是恣意放任的，就像那些自顾盛放的野火花。
——这种对生活所抱有的热情，大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性格。
在港大的生活中，能见到各种很刺激的颜色。
那些女同学们，也好像个个都异乎寻常。
有个来自马来亚的女同学，叫金桃，淡黑的脸，牙齿很可爱地向外龅着。她从小在娇生惯养中长大。张爱玲最喜欢她教大家学马来人怎样跳舞。
——喏，是这样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然挥洒，唱着：“沙扬啊！沙扬啊！”
“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在张爱玲听起来，反而“更觉得太平而美丽”。
马来亚就是今天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张爱玲有一种偏见，认为那里的人生活习俗“不甚文明”，所以看金桃身上总有不讨人喜欢的小家子气。金桃晚上去看电影，见到其他富家女孩穿了洋装，总要匆忙跑回去，换了洋装再来。这种小小的虚荣，张爱玲说：“就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遮住了头，盖不住脚。”
还有一个女孩，叫月女。张爱玲初见她时，她刚抵达香港，在宿舍卫生间里冲了凉出来，新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胸前挂着小巧的银十字架，向大家含笑鞠躬。
她的父亲，是个刚刚发达起来的商人，阔了以后就迷上了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昏了头，回到家总是打孩子。因此月女的脸上，就常有一种“羞耻伤恸的神情”。
月女很天真，她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老是怕被*。可又不懂*是怎样一回事，只是整天地想着，脸色惨白而浮肿。
张爱玲很怜惜这女孩，静静地为她难过，觉得“一个人这样的空虚，像是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墙小房间”。
港大的女学生，分医科和文科两种。医科的学制特别长，竟有7年之久，又容易留级，因此有三十多岁的女学生也不奇怪。
医科女生们一点都不死板，平时在饭桌上总是大说大笑的，说一些专业内的笑话，还夹杂着许多术语。爱玲只有一次听懂了，是说一个学生真要死，把酒精罐里的一根性器官扔在了解剖室门口的路上。几个女生说着，都笑得前仰后合。
女生们并非纯洁天使，有的在同班同学中有了男朋友，有的跟有妇之夫有暧昧关系。
男同学们也敢于对她们示爱。“夏夜，男生成群的上山散步，距她们宿舍不远处便打住了，互挽着手臂排成长排，在马路上来回走，合唱流行歌。有时候也叫她们宿舍里女生的名字，叫一声，一阵杂乱的笑声”。见《小团圆》。
女同学们形形色色，匪夷所思，对张爱玲来说，这仍是一个他者的世界。张爱玲晚年时回忆：“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我也不在乎。”见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
香港的浓绿与火红（4）
但是，有一个女同学却打破了她的孤独，让她狭小的天地一下子广阔起来。
这就是她在港大结识的、情同手足的好友——炎樱。
张爱玲的一生中，包括血缘的亲属在内，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人非常少。而且这些人，从性格上说，多半不“健康”。惟有这个炎樱，是完全健康的。
无论张爱玲本人，还是如今的“张迷”，都应该感谢炎樱；在张爱玲的生命史中，只要炎樱出现了，就有欢笑。
——这是命运的安排。她们两个，居然是坐同一条船从上海来香港的。
炎樱是个混血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姑娘。父亲是*裔的锡兰人，*教徒，在上海开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早年为了跨国婚姻的事，跟家里断绝了关系。
炎樱皮肤黝黑，娇小丰满，五官轮廓很分明。从照片上看，在港大时期的她，像个英俊的小男孩；再稍长，便有惊人之美。
这姑娘笑起来很响亮，说话又快、又不讲道理。她天性饱满的热情，多少改变了张爱玲一贯的阴郁。
她本名Fatima Mohideen，“炎樱”这个中文名，是张爱玲为她取的，两个字的搭配很美。但她本人好像不很满意，自己改名“莫黛”。张爱玲说，这个听起来不好，像“麻袋”，于是又改为“貘梦”。——这是有典故的，貘，是一种专门吃梦的动物。
不过，还是以“炎樱”最为贴切吧，张爱玲就愿意这么叫她。
炎樱幽默风趣，经常出语惊人。张爱玲在后来写的《炎樱语录》里，搜集了她的一些经典名言和逸事。
她身材短小，时时有发胖的危险，但她并不担忧，反而很达观，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张爱玲解释说：“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no armful。”。
她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道：“谢谢你！”炎缨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买东西，在付账时，总要抹掉一些零头，即使在精明的犹太人开的商店里，也要这样。她把皮包里的东西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
炎樱头脑机智，文学天赋也很好，有不少话，都说得很奇崛。
她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西方有谚语云：“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意为“集思广益”；而炎樱在作文里写道：“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在枕上。”判作文卷的神甫教授看了，目瞪口呆。
张爱玲孤僻，炎樱热情。这一对密友可谓相得益彰。
她们的共同爱好着实不少，绘画就是其中一项。在后来香港沦陷时，为了打发光阴，两人就常在一起作画，一个勾图，另一个就上色。爱玲曾给炎樱画过一幅肖像，形神毕肖，颇得人欣赏。一位俄国老师，甚至要出5美元买下来。
炎樱虽不是专攻绘画的，可在这方面有天赋，后来张爱玲小说集《传奇》的封面，两次都是她设计的，在构思上确有奇思。
在香港求学期间，凡是看电影、逛街、买零食，张爱玲都是与炎樱做伴。
炎樱的父母亲在上海，与张爱玲的母亲家相距不远。有一次放暑假，炎樱起先答应留下来陪张爱玲，但不知何故，未打招呼就回上海了。爱玲有一种被遗弃感，倒在床上哭得不可开交。
据张爱玲说，她平生只大哭过两回，此其一也。可见她与炎樱的友情之深。 txt小说上传分享
香港的浓绿与火红（5）
炎樱发现，沉默的张爱玲，内心竟有那么多细微精致的感受。她对爱玲是怜惜的。炎樱在香港亲戚朋友多，去拜访的时候，也多拉着爱玲去，这也让爱玲看到了一些别样的人生。
一天，炎樱兴致勃勃，请张爱玲去看电影，爱玲照例推托。但炎樱劝说再三，说是有她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在这里，听说炎樱来香港读书，非要一见。爱玲拗不过，只得答应。
电影院在中环，已经很古旧，类似澳门早期的建筑，阴暗、污秽却又大而无当。相形之下，门前的街道显得狭窄而拥挤。广告牌上，是一些杂驳的电影画面。两人刚走到门口，便有一个人，向她们迎上来。
来的这位，是个约五十多岁的高大男子，但瘦得像个架子，穿着一件泛黄的白西装，还是一二十年前的款式。他的头发、他的肤色，都是那种很脏的白色，就像毛姆小说里流落在远东或南太平洋的白种人。只有充满了血丝的大眼睛，是麻黄色的，看得出像个印度人。
炎樱向他介绍了爱玲：“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她是我的同学，叫张爱玲。”
不料那人忽然露出非常窘迫的神色，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票，朝炎樱手里一塞，很不安地说了一声：“你们进去。”转身便要走。
炎樱连忙说：“不不，你不要走。潘那矶先生，我们去补一张票。”
爱玲呆在一旁，不明所以。只见那人摆了摆手，又猛地想起什么，把手中的一个纸包塞给炎樱，就走了。
炎樱恍然大悟，有点不好意思，笑着低声对爱玲解释道：“他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
两人打开纸包看，原来是两块带加糖鸡蛋的煎面包，用半透明的花色纸包着，外面的黄纸袋已沁出了油渍来。
电影厅很小，看不清楚影像，也听不大清声音。爱玲想到刚才那位先生的窘迫神情，心里不是滋味。强忍着看了一会儿，两人便都说：“走吧，不看了。”
坐在回学校的车上，外面有闪烁的街灯，炎樱跟爱玲讲起了那位先生的故事。
原来那位潘那矶先生，是个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他出生在香港，从前生意做得很大。后来倒了运，原因是认识了一位麦唐纳太太。
这位“麦太太”，原是广东人家的一个养女，先后三次跟人同居，最后跟的一个是苏格兰人麦唐纳，所以她自称是麦唐纳太太。
麦太太有一大堆女儿，她非要把大女儿宓妮嫁给潘先生。老潘那一边，对宓妮也是很中意的，但宓妮那时只有15岁，还在念书，不愿意嫁人。麦太太就骑在女儿身上打，硬逼着女儿嫁过去了。
这样的婚姻，当然不牢固，宓妮到22岁时，就和老潘离婚了，把他们的儿子也给带走了，不准老潘探望。老潘想念儿子，精神恍惚，从此生意就越做越亏，成了落魄的“失败者”。而宓妮却还年轻，入了洋行做事，越过越好。现在儿子也19岁了，跟着她，别人看着就像一对姐弟。
在不久后，张爱玲居然见到了这个宓妮。是宓妮请炎樱吃饭，炎樱便拉了爱玲去。饭局是在一家广东茶楼，爱玲还是在这里第一次喝到了*茶，原来是要放糖的。
传奇故事的主角宓妮，这时候已经再婚，嫁的居然是儿子的一个朋友，年纪比她小得太多，可是三人在一起生活得非常开心。
她看上去还不到30岁的样子，体态轻盈，高眉深目。爱玲看她，觉得很像自己的母亲，一顿饭吃完了，爱玲还在看着她。爱玲的母亲到过香港，炎樱是见过的。后来爱玲问炎樱像不像，炎樱说：“是同一个典型。” txt小说上传分享
香港的浓绿与火红（6）
在这段传奇里，有忍受着挫败的男人和不甘心于命运的女人，折射的东西实在太多，因此在张爱玲脑子里“潜伏浸润了好几年”。后来，终于成了她《连环套》里的故事原型。
至于炎樱是何时见到张爱玲母亲的，《小团圆》里有描述。是在1914年夏天，炎樱暑假里回上海，爱玲母亲约她喝茶，两人见过面。
在这个暑假，爱玲因为经济困窘原因，不能回家，学校又不能专门为她一人开伙，于是嬷嬷们就把她带到修道院白吃白住，算是对她得高分的奖赏。
暑假后期，母亲到了香港，专门去看了爱玲的宿舍。
看见母亲，爱玲吃了一惊：母亲明显憔悴了！也许是因为她改了发型，头发束起来，向后梳，所以显瘦。
这次母亲的穿着，也很朴素，是湖绿麻布衬衫，白帆布喇叭管长裤。大概是因为到学校来，所以尽量穿得简朴些。
母亲一见面，就解释说：这次来香港应牌友之邀，说来就来了。
她只在房间门口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