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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文艺界就有过关于“民众文学”与“方言文学”的讨论，有过“到民间去”的呼唤。但当时并未具体展开讨论。
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对文艺大众化问题十分重视，在理论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创作上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
“左联”根据文学应该属于大众的观点，在自己的文件中，一再强调大众化的重要。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指出：“在创作、批评，和目前其他诸问题，乃至组织问题，今后必须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而决不容许再停留在过去所提起的那种模糊忽视的意义中。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里当然有一些“左”的不切实际的要求，但是它对大众化的高度重视，并且要求“全体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普及革命文学，组织工农群众，从事革命运动，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却成为这次大众化讨论的纲领。
1930年春“左联”成立前后，曾就大众化问题进行的一次讨论。那次讨论是围绕着文艺的形式问题展开的。在这次讨论中，文学形式仍然是众人关心的主要问题，同上次讨论显著不同的是，这次讨论涉及到了文学作品的内容问题以及作家向群众学习等如何创作大众文学的问题。
周扬的《关于文学大众化》（载1932年7月《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格外引人注目。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文学大众化首先就是要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因此“文字”就成了先决的问题。这样的文字怎样才能创造出来呢？“只有从大众生活的锻冶场里才能锻冶出来大众所理解的文字；只有从斗争生活里才能使文字无限地丰富起来。”在形式问题上，他主张除了批判地采用旧的大众文学的形式如小调、唱本、说书等之外，更要“尽量地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如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这样一些从实际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新的形式，具有迅速反映现实，富有战斗性的特点，既能很好地表现新的内容，又便于群众接受，要大力提倡。周扬强调指出，“在这里，最要紧的是内容”。大众文学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不管题材的复杂性，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描写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斗争生活。……这需要着完全新的典型的革命作家：他不是旁观者，而是实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他不是隔离大众，关起门来写作品，而是一面参加着大众的革命斗争，一面创造着给大众服务的作品……。中国的革命文学作品至现在还是充满着‘革命’的词藻的生硬的堆砌，‘突变式’的英雄的纯粹概念的描写，对于被压迫者（很少是真正的无产者）的肤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对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含泪的讽刺。要肃清这些残余的要素，只有到大众中去，从大众去学习，产生健全的大众作品。”
（《周扬文集》第1卷第27、28页）
周扬在这里鲜明地提出的大众文学的内容和作家向群众学习的问题，反映了左翼文坛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前进了一步。从1931年到1932年的文学大众化问题的大规模的讨论，表明左翼文坛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欧化”倾向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动初期的“左”的发展，已有所警觉，并开始注意纠正。他们努力克服轻视民族传统的倾向，提倡学习群众口头语言，创造新的文学语言，这些都有助于拉近文学和群众的距离。当然，由于就多数作家来讲，还是把大众化主要理解为文学形式的通俗化，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革命文艺和群众的接近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样，大众化的实现也就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影响。结果是，“只有人在叫，没有人去干”，大众化讨论中的一些正确的主张未能在创作实践中得到贯彻和落实。诚如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6页）人们只能在历史提供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活动的最终成果，又不能不受当时条件的限制。 严酷的斗争，险恶的环境 “左联”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不断成长、发展和壮大起来的。1930年9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取缔“左联”，通缉“左联”成员，于1931年春逮捕并秘密杀害了“左联”成员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5位作家，“左联”遭到破坏。随着“9·18”事变全民抗日情绪的高涨，“左联”再度发展。1933年夏，丁玲、潘梓年被捕，应修人当场牺牲，在这前后，潘漠华、洪灵菲亦相继在天津、北平被捕，并被杀害。“左联”再次处于低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5 在危局中开出新天地（2）
丁玲在被捕前是“左联”党团书记。她被捕后，由周扬接任党团书记。“左联”立即发表《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要求把丁玲、潘梓年及一切阶级斗争的罪犯们从牢狱中释放出来”。
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进行文化“围剿”，白色恐怖笼罩大地。据刘顺元回忆，“仅1933年上半年，不到半年之内，上海被捕的共产党员约600人左右”。
这一年11月，国民党特务捣毁了艺华电影公司摄影场，同时，光华书局、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等也被捣毁，并以“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散发传单，威胁各电影公司、电影院不得摄制和放映“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影片，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1934年2月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命令，查禁“反动”书籍149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周起应、华汉（阳翰笙）、冯雪峰、钱杏村、巴金、高语罕、蒋光慈等28位作家的著作。同时还查禁刊物76种，其中“左联”的刊物有《萌芽》、《拓荒者》、《北斗》等。
1934年初，“左联”举行了一次秘密选举，选出执行委员，有鲁迅、茅盾、胡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沙汀、艾芜、夏征农、何谷天、任白戈等十多人。又选出鲁迅、胡风、何谷天、任白戈为常委会负责人。“左联”一方面要接受鲁迅的领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
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6次大破坏。
此时，红军由于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正处于极度危难之中。上海中央局的两个书记相继被捕叛变，使国民党政府掌握了地下党的机密，与中央联系的电台亦被破获，党的秘密机关90％被破坏，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及上海文委也遭到当局的搜捕，文总、社联被破坏。文委委员阳翰笙、田汉、林伯修等均被捕入狱。
形势极为严峻。面对如此严酷的局面，周扬心里非常难过。
就在不久前的除夕之夜，他还应田汉的邀请，和阳翰笙、夏衍、孙师毅一起到田汉家里去度岁，吃年夜饭，实际上是开“文委”碰头会，分析形势，商讨对策，想不到现在文委委员中就剩下了自己和夏衍两人，今后“文委”的工作可怎么办啊？周扬后来谈到他当时的心情时说：“这是他入党后所受的第一次大刺激，为工作，为友情，他伤心地哭了。”
周扬没有丝毫的畏缩和消沉，他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以更加旺盛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斗志，忘我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来。他同夏衍商量，两人作了点分工，上层主要由夏衍负责联络，下层的活动由周扬担任。周扬或亲自出马，或委派他人，在白天，更多的是在夜间，与盟员们进行联络。过了一两个月，他们便和上级接上了关系，以基督教牧师为掩护的董文学找到了周扬，说准备重新组织江苏省委，但因为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他无法和中央取得联系，“文委”正式由周扬负责。夏衍因环境险恶，要求离国暂避，董文学同意了他的要求。后来据夏衍自己说，他并未离开国内，而是在上海找了一个绝对安全的所在，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写下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泡》以及话剧《赛金花》。
此时的“文委”除周扬外，还有钱亦石、曹亮参加。董文学和周扬单线联系，在工作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周扬干得非常起劲，精神特别振奋。可惜时间不长，到7～8月间，董文学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同上级的联系再一次中断，周扬又一次伤心地哭了，比田汉被捕那次还要伤心。
革命的力量是压不垮、打不散、灭不掉的。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左翼文坛地下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仍在坚持斗争。周扬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战斗岗位，继续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艰难跋涉。“文委”经常开会，“文总”也很快被恢复，由周扬兼书记。当时的组织结构是这样，“左联”上面的领导机关叫“文总”，即“左翼文化总同盟”，党的领导组织是“文委”，即“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左联”、“剧联”、“社联”、“音联”、“美联”、“教联”等在它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文委”和“文总”内外是一致的，对各个联盟的领导都用“文总”的名义，对各个联盟党团的领导则由“文委”负责。许多问题都由“文委”集体作出决定，再由“文总”下到各盟去执行。
5 在危局中开出新天地（3）
在这段时间中，虽然由于环境十分险恶，活动有所减少，但左翼文化团体却不断得到巩固、发展和壮大。“左联”虽然有一些盟员被捕，但整个组织没有太大的变动；“剧联”党团书记赵铭彝被捕，于伶、张庚担任“剧联”领导，所属剧团、影评小组依然在进行活动；“社联”杜国庠、许涤新被捕，钱亦石继任党团书记，所属团体和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照常运作，并有了飞跃的发展；至于音乐小组，在吕骥、张曙、聂耳等的领导下更是红红火火，聂耳创作的几首最杰出的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等，都是在这一年创作并开始传播开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党员由十数人发展到130余人；由周扬找来的失掉关系的党员有章汉夫、吴敏、邓洁等，由周扬陆续介绍入党的有钱俊瑞、艾思奇、杨潮、林基路。为了适应正在如火如荼地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工作的需要，周扬把他们陆续拉进“文委”。在当时，这样做自然是有点冒险，但独木难支，为了革命工作的急需，打开新的局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8月下旬，夏衍结束闭门写作的生活，来找周扬，共商今后工作大计。此时，左翼文坛的领导阵营就更加可观了。 抗日救国开启了新的机运 民族危机的加深，为左翼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运。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和进攻上海，“左联”组织并参加了一系列抗日救国活动。早在1932年1月，上海人民成立上海各界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左联”就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参加，并派遣一些作家深入抗日前线，进行抗日宣传鼓动。“1·28”事件爆发以后，2月3日，周扬和茅盾、鲁迅、丁玲、冯雪峰、田汉、沈端先（夏衍）、华汉（阳翰笙）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及作家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支持中国的抗战。这个宣言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何梅协定”，接着便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北京“12·9”学生爱国运动，激起了全国各界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的高潮。现实迫使周扬等人必须在实际工作中改变过去那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做法。这一年的10月，在周扬家里召开了重建“文委”的会议，决定由周扬、胡乔木、章汉夫、夏衍、钱亦石组成新的临时“文委”，以周扬为书记，并进行了分工。周扬仍兼“左联”党团书记，夏衍依旧分管电影、戏剧、音乐，章汉夫协助钱亦石领导“社联”及其所属团体。这个时候或在这之前一些时候的“文委”，与当初的上海中央文委有所不同。从组织关系上看，它不是中央委派的；从工作范围来说，也是个上海地区性的组织。
周扬等人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地开展工作，面对新的形势，决计与社会各界实行最广泛的联合，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滚滚向前发展中大干一番。
“12·9”运动的爆发，在上海引起了全市学生罢课，妇女也立即成立救国会，在闹市区举行游行示威。在“文委”的支持和参与下，上海一些有名望的爱国人士，主要有律师、记者、编辑、大学教授、医生等，包括年近百岁的马相伯，以及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沈兹九、沙千里、郑振铎等300余人###，组成以宋庆龄等为首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8项抗日民主救亡政治主张。不久，又相继成立了职业界救国会（沙千里等）、大学教授救国会（王造时等）、国难救亡教育社（陶行知等），并于1936年1月28日（上海抗战四周年纪念日），由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等各救国会联合发起，筹组全国性的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出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及《救亡情报》两份不定期刊物。一个崭新的革命局面出现了。
面对这样一个崭新的局面，周扬敏锐地感到，“左联”等左翼团体这样的组织形式太不适应了。“左联”一向被人们看做是“第二共产党”，不能公开，“左联”的人，被国民党逮住是要杀头的，与共产党员同样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