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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布罗陀的水手》、《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夏夜十点半》将是探寻欲望的试水之作，然后有些哀怨。夫妻之间的爱情和习惯将在书中得到否定，如同许多被禁止的激情一样：赞扬背叛和不贞，认为它们是“爱情中最真实的东西”。
然而，在发出这种呼唤的同时，墨守陈规的爱情和夫妻生活的孤独使她写出了一些哀伤和忧郁的歌，后来又成了她的声音。于是，杜拉斯变成了一个哀叹的作家，突然响起一段音乐，让人想起克莱芙王妃１被关在修道院里为德纳穆尔先生哀哭的音乐，身处修道院的她不得不把自己埋葬。杜拉斯的语言就这样歌唱着让人失望的火热感情，她倾听着心灵的“音乐”，那些受伤的灵魂因得不到渴望得到的人而奄奄一息。所以，这些歌曲中有拉辛和他的女主人公的神秘叫嚷，贝莱尼丝们的哭喊。在那个时期，童年的地点好像又被埋葬在“黑屋”漆黑的河泥中，不再出现在口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53—1960年的小说写的也是最初的分离。强烈的愿望在压抑中慢慢流淌——没有人比她更懂得表现这种令人窒息的等待——仍然是她度过童年时代的令人窒息的殖民地的那种暴力。她的童年是孤独的，西贡渡轮上的那个小女孩常常受欲望的折磨。对杜拉斯来说，从来没有过完美的时候，有产者寻找的通常是财富，而她却相反，她质疑先前的一切生活，因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必须生活在这种无拘无束的“开放”状态中。
她所呼唤的是“清新欲望”，它将改变她过去看待人和事的目光。所以，这并不荒诞，因为对情色的这种强烈追求不仅仅是为了短暂地满足肉体的欲望，而是要重新找到原始的“清新”，以便重新认识那种情窦初开时期脆弱的快乐，那种永恒的状态。
她把自己的人物安放在这种爱情的颤抖中，加强自己的心智。这种爱情使之成为一个新型的作家，完全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她对自己有一种巨大的苛求，这将大大影响她的风格和她对文学的观念。书像激情一样具有神圣的价值，见证着她不得不忍受的那种命运，书本身就应该有那种看不见的强烈欲望和所有古老、宿命的沉重爱情。正如罗贝尔？昂泰尔姆对普隆出版社的审读员多米尼克？阿尔邦所说的那样，如果她的书出版不了，她会“自杀”的。她把这本书和书中所展现在她眼前的所有东西，以前的故事，生、死、种种难言的秘密，都当作是绝对的仪式。可能会被认为是狂妄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意识，也许有点过分，但具有真正的文学色彩，具有它在“深深的黑夜”中所承载和包含的东西。她知道应该在那个地方寻找，否则，文学成了什么东西？她不断地说，如果不是成了“体育”，那又是什么？
于是，写作成了绝对的需要，具有强制性，十分强烈。这并没有使她不高兴，她喜欢极端的状态，陈旧的时代，喜欢生活在风尖浪口。她对舒适的生活和财产不感兴趣，她声称，当一名作家，需要圣洁、神秘，她不会停止“培养”这种神秘。慢慢地，这种态度使她疏远了别人。当然，在20世纪60年代，她还是一个时髦的作者，但她一点也没有作出让步，没有像文坛的有些人那样去取悦大众。她对自己的才能很有信心，毫不犹豫地挑起事端，讽刺别人，她的语言可能非常粗鲁和残酷。她所不懈追求的，是一种天真状态，先于智慧的一种状态。所以，她写作时不喜欢有提纲，听之任之，让语言引导着她，给她以灵感，服从自己的直觉，就像服从上帝的意志。
第三章 抑制不住的迫切愿望（5）
慢慢地，写作有时将服从于句法的某种有时是怪异的要求。秘密的句法来自极为遥远的地方，来自她所探寻的古老的地方。她像卜测地下水源的人一样，也像巫婆，因为她知道女性要说的话，长期以来都被男性所篡改了。所以，当她自由的时候，她要揭示一些秘密，灵魂的隐秘。
她对马斯科罗的感情慢慢地淡了，尽管两人仍一起住在圣伯努瓦路，但杜拉斯永远需要别的东西。她精神旺盛，充满无限的活力，所以后来才能克服痛苦甚至是晕厥。她喜欢爱情，但不限于此，她更喜欢爱情产生时候所带来的东西，喜欢发现爱情所产生的热情，喜欢初恋的夜晚，爱情使人加深了对那些夜晚的了解。除了情人，还有新的故事让人发现，让人打开，敞开的口子是认识的目标，是开门的芝麻。在1955至1956年间，她有许多爱情关系，她对此并不隐瞒。约尔热？桑普兰谈起她时，曾说有一段时间别人都把她叫做“梅萨利纳”1。然而，她的美貌已经遭到了《情人》前几页所提到的那种破坏。在那个时期所拍的照片中，她的脸有些浮肿，远远没有战争年代流露出来的那种魅力。战争爆发的时候，她躲到了里瓦。男人们喜欢她的，肯定是粗鲁本能的智慧多于身体的美。然而，他们不知道，她爱的不是他们，她所真正寻找的也不是他们。相反，他们后来才发现，他们更多是成了认知的对象、探寻的工具，她用他们来更好地了解爱情的秘密。往往是她抛弃他们。后来，她把他们作为一个匿名的整体提起过：“我有些情人。”她说。探索是可怕的，她喜欢尽情地爱，因为也许所有的爱都是不可能的。在进行秘密的发掘过程中，她想起的是她的小哥哥，她依靠的是他，那个提瓮的孩子，他像洗礼一样冲水给她洗澡，他是她生命中惟一的爱。就像帕斯卡尔和雅克琳娜，就像克莱斯特，像里尔克……
但对爱情的体验把她带回了写作这火热的中心。从此，那本书具有了神秘和预言色彩。她说自己在追随那些伟大的先驱的足迹：兰波、波德莱尔……受古人的启示。书，或者是作品，如同她后来所称的那样，必须在人类和无限的世界建立起桥梁，“世界中心的黑块”，光芒照在上面，而她本能地觉得自己就是播洒光芒的人。爱情和书是同一回事，都是超越生命的东西，能让人突破自己的局限，并因此让自己见证悄悄地消失的东西，那些东西，有时会像海底的涌浪一样，重新泛起，丝毫没有受到伤损。
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开始谈话。写作，不是“讲故事”，互不相干的故事，像她所痛恨和蔑视的那些小说家那样，而是抓住奠定她的惟一的核心，也就是印度###、做事不公平的母亲、小哥哥的爱以及难以满足的写作愿望，写书是最根本的需要，写一些“神圣”的文章，她后来说。
《直布罗陀的水手》和《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已经以独特的方式反映了对这种探寻的关注，但私底下，还有更强烈、更迫切的要求：她所谓的“痛苦之源”不停地追逐着她，她必须进入这种痛苦的核心，进入童年时代的印度###。她知道，只有童年能给她以钥匙，揭开“音乐”的秘密，即内在而神秘的歌曲的音符，精神的合唱……
就这样，她松开了一点她身上的这个悲剧之结，那是谋杀，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无法安慰的失望。《整天在林中》写的是母亲对大哥的偏爱。刺还留在她身上，那本书成了惯用的驱魔法。她后来才知道，母亲并不喜欢她说的这种“直言不讳”。她声称一点都不明白女儿怎么会犯这种错误，这种错误当然使她沮丧，这太“夸张”了！
然而，这种状况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她还是回应了欲望固执的呼唤。但与热拉尔？雅洛的关系，跟她以前与别的男人的关系一样，不能再满足她想入非非的欲望。雅洛是个世俗的记者，喜欢女人，满口谎言，喜欢在圣特罗佩闲逛。如何逃脱那种童年的爱情，找回在丛林中莽撞行事所带来的残酷的甜蜜，找回瓮中流出的温暖的水带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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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抑制不住的迫切愿望（6）
雅洛的大胆比他带来的爱情更让她入迷，她和雅洛一起穿过陌生之地。她学会了喝酒，结果就更加激动。她好像发现了一些领域，能让她认识写作给她带来的生命与灵魂，她有这个直觉。而习惯跟比她漂亮的女人结交的雅洛，为了跟她好，与女演员弗朗索瓦丝？阿努尔断绝了关系，他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活力，对欲望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渴望。杜拉斯的智慧使他差点坠入了深渊，而他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这段交往，让杜拉斯写出了《琴声如诉》。安娜？德斯巴莱德和肖万的歌，是她躺在雅洛的怀里听的歌。她好像屈服于她对于他的那种强烈的爱，她想抵制，但有些不可避免的东西迫使她这样做。她就像“走向断头台”一样，她说……
她喜欢这种混乱的局面，在这种已被推向极致的混乱中，难以解释的东西清楚了，在这种神奇的紧张状态中，灵魂的秘密暴露了。
就在这种可怕的爱情中，她得知了母亲的死讯。她赶去了，后来在《物质生活》中将会讲述，是雅洛陪她去的，一路上，他们“不停地”做爱，好像死去的母亲、可恨的哥哥和她本人的相聚会使她回到西贡的可怕的日子，让她想起严重的家庭纠纷。小哥哥哭着喊着，不想听见呻吟和耳光声，话说得毫不留情。别人告诉她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和大儿子紧紧地抱在一起，一切都完成了，她的孤独和受排斥得到了最后的证明。在大哥匆匆召来的公证人那里，她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任何遗产，她也不想追讨自己的权利，失败已成定局。大哥几乎继承了一切，他马上就拿去赌了，从此，她将拒绝见他，让他自己毁灭，让他留在自己的黑夜里。后来，她得知他死于破产，死于贫穷，但埋在母亲的身边，埋在一个她甚至连名字都不想提的墓地里。在卢瓦河边，这是当然的……
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她并没有着手写书，但在她心中，作品萌生得很快，它来自已经消失的记忆，来自表面上的沉默，猛烈地、断断续续往上涌，发出失望的叫喊。与雅洛的那段爱情其实是一段虚假的关系，当时，她正在寻找最初的联系，这段临时的爱情并没有揭示爱情的本质。她知道历险是孤独的，她的命运就是写作，惟有写作。
不过，她还是出版了《街心广场》，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佣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个小贩，两人交谈起来，无所不说，又好像什么都没谈，是那些“被抛弃者”的语言，沉浸于往事之中。他们深感失望，没别的办法，除了这样空聊。就像贝克特的人物一样……
故事中出现了复调歌曲，虽然表面上看来好像不重要，而且并不成功。《街心广场》既不是一个短篇小说，也不是剧本，而可能是未来的杜拉斯风格的雏形：无法确定的文体，语言自由流动，一种没有明确参照的文体，它可以成为电影、剧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慢慢地，杜拉斯的想象空间扩大了，开始歌唱世界。著名的《音乐》开始了……
第四章 为外面的世界而写作（1）
她总是生活在极端的状态中，生活在难以想象的暴力中，或隐居或展示，用她的话来说是“处于风尖浪口”，这几个字自动来到纸上，其实她并不真的愿意，它们来到书中，来到文章里，来到“所有的东西”里。1957到1960年间，她曾对新闻感兴趣。酒精，与雅洛打得火热，使她陷入混乱状态，就像受了伤一样。她从母亲身上继承了这种自卫的本能，不是自恋，而是一种强烈的自我中心，使她能从痛苦和考验中获得新生。她接受了《法兰西观察家》的约稿，开始为报纸写东西。然而，她区别对待新闻写作、日报的专栏和文学写作，她认为书是可敬的，赋予它一种神圣的作用，但她也想让报纸上的文章更多地受到尊重，更加道德。她想尝试一种“主观”新闻，其时效性要求作者真诚而充满激情，但没有去做。“为报纸写作，”她说，“必须一气呵成。不能等待。所以，作品必须能让人感到这种紧迫性和强制性，并且允许有些差错。关于写作的这种不完美性，我并没有感到不高兴。”文学和生活上的种种意图互相协调和结合主宰着杜拉斯以后将要展现的作品，《琴声如诉》将成其象征。她想在这种暴力状态中写作，那时，被长时间遗忘在角落里的图像从黑屋里纷至沓来。让它们重见天日，就是让它们在原始的青春活力中振作起来，就像世界之初一样。
外面的世界，一切都使她感兴趣，巴黎的市场、处处可见的种族主义、强奸犯和巴黎对阿尔及利亚人盲目的压迫、明星、加尔默罗会的修女、女画家和郊区无耻的罪行。
她也应邀写稿，为稿费写稿，但那些稿子无形之中有助于杜拉斯构思神秘的故事。她有时凭直觉所涉及的现实（她写过玛丽娅？卡拉１，尽管从来没有听过她演唱），也是充满诗意的素材，她试图弄清其意义，她把某一阶段的编年史写成了一个故事，把生活中所有的事都写了进去，使之有了一种具有思辨色彩的厚度，让作品起了应有的精神作用，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她对《街心广场》中已经展示过的日常生活很感兴趣，那种迷恋来自她内心对非正义的恐惧。好像这封闭的爱情、母亲的死亡、经历过的所有考验、漫长的战争诉讼，使她心里更明、眼睛更亮了。隐居使她对周围的一切看得更清了，使她的目光更加敏锐、正义感更强。
当她转身看世界的时候，还是非常无情和痛苦的。于是，在那个时候，她产生了一种控诉的需要，想说出它的事实。特尔斐城竞技会那样的大喊大叫的演说出现在了她未来的作品中，被占时期，她已经在生活中体验过，现在，它成了文学创作的工具本身。
日常工作使她事务缠身，用她的话来说是“多种生活”把她带入了世界的痛苦中心。她意识到自己拥有一种本能，能够看得更远，听得更清。她知道，她的作品可能已经抓住情人们痛苦的爱情和极端孤独的灼热的中心，但她发现世界的故事讲述的是同样的流浪、同样的痛苦和同样的孤独。她对所有像她一样感到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同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