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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过去就会好了吗？这自然是苗香菊的一厢情愿，马德全是不答应的。马德全严肃地说：“这只是开始，阶级斗争刚迈出第一步，更重要的还在后头，怎么会完了呢？”
说这话的时候，陈家的人刚从坟地里回来，把东西搬进棚子后，他们这才有工夫到坟地里去给陈祖寿送终。马革命回到家里却是越想越觉得不舒服，就去找他爹商量，说人虽然是赶了出来，可他们在山根儿那儿又盖了草棚子，事先并没有请示过生产队，是不是违反规定？马德全明白儿子的意思，寻思了一会儿就说，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也不能把事做的太绝，总得给他们条活路吧？马革命又问，那就这样完了？马德全就说，哪里能完，既然要斗就得斗到底，这人要是都闲下来肯定还要生其它的事端。马革命这就从他爹那里出来，重新召集人去陈家的棚子。陈旺宗一听还要斗，就有些慌张地问：“我们不是已经搬出来了吗？房子也已经封了，还要斗什么？”马革命就用反问的口气说：“还要斗什么？你们的问题还没有交待呐！”陈旺宗还是不解地问：“什么问题？”
问题说起来可就复杂了，每个人的自然也不会一样。对于陈隆毓，他要交待的就是在旧社会都怎样欺压穷苦的百姓做过哪些伤天害理的事儿。陈隆毓开始时还可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说“还交待什么，该交待的十几年前都交待了，政府不也认同了吗？”
批斗陈隆毓的是以马德全为首的一批老社员，他们在旧社会基本上都是陈家的佃户，马德全把这帮老人找来，声称就是要重新揭露当年陈隆毓的罪行，把那些漏过的细节一个个都找出来。马德全说：“你虽然交待过，但交待的未必全面，坏人总是妄想投机取巧掩盖自己的罪行的。”
陈隆毓就把手一摊，“我没啥可交待的，要是你们有什么尽管说就是了。”
马德全就瞪着眼，不屑地说：“你很嚣张呐！你一个走资派反动派有啥嚣张的？”
陈隆毓的声音也大了起来，“我咋就走资派反动派了？红口白牙的你不能乱说话呐！”
马德全的声音也大了起来，“全村人谁不知道你的老底儿？你在这儿张扬啥儿？你这叫啥态度？公然和人民群众作对呐！你给我蹲在那儿，蹲在那儿想，啥时想出自己的罪行来啥时起来。”
陈隆毓知道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老话也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就不情愿地蹲了下去，虽然他这把老骨头蹲起来并不十分方便，膝盖几乎都弯不下去。马德全见陈隆毓没做任何反抗，就不再理他，转身和其它社员说话，让他们都一起想，看看陈隆毓还有什么罪行没被发现？
与此同时马革命领着年轻的社员，也在批斗陈旺宗。马革命说：“你的问题就严重了，当年你是蒋匪军，做过的坏事肯定一箩筐。虽然我们都没亲眼看见，但你别存侥幸心理，最好老老实实全部坦白，要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绝揉不进一粒沙子。”
陈旺宗就有些委屈地说：“那都是解放前的事，解放后我都向人民政府交待过，而且也接受了政府的改造，事情早就过去了，你们咋还翻老黄历呢？”
马革命摇着头说：“谁说过去了？人不死账就不会销，你做过的坏事想一笔勾销？没门儿！”
陈旺宗说：“我虽然投错了军，可我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呐？老话都说各为其主，那关羽张飞是好人，可周喻黄盖他也不是坏人啊。”
马革命把眼睛一瞪，如果不是脸上的皮肉光滑点儿，很多人都会以为这就是马德全，活脱脱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不是坏人？你竟然敢说匪军不是坏人！那全国人民咋都反对你们，啊？你们咋又都会被俘虏了呢？”
陈旺宗还想解释，“那……那都是因为那些当官的腐败，他们只知道往自己的腰包里装钱，我……我们这些当兵的实在看不下去了才都不愿给他们卖命，枪一响就缴枪投降。可当年打小鬼子的时候，我们也都是拼了命地往上冲没一个怕死的……”
马革命一拍桌子蹦了起来，陈旺宗的话也就被打断了，“胡说八道！少往你们脸上贴金，小鬼子那是你们打败的吗？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因为你们不抵抗，小鬼子才能在咱中国的土地上肆意横行，害了咱多少中国人呐，你们这些王八蛋都是帮凶！你不提我倒忘了这个茬儿。”
陈旺宗眨眨眼，嘴里还是在小声地说：“确实打了嘛，我参加了还不知道……”
马革命似乎并没有听见，还在呵斥，“别以为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你那时没抢过老百姓的粮食？没抓过老百姓的鸡？没……有没有糟蹋过老百姓家的闺女？”说到这里马革命的眼睛里像突然划过一颗流星亮了起来，他发现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看过你的档案，知道你解放前结过婚，媳妇是抢的吧，要不解放后她咋会失踪了不来找你？”
陈旺宗的问题层层推进就到了他过去的媳妇身上，这自然要让人理解成他媳妇不是失散而是故意跑的，为啥要故意跑，肯定是抢的呗！陈旺宗为过去那个媳妇的事百口莫辨，他现在的媳妇也正在为澄清过去的事费尽口舌。马红军的泼辣全村人没有没领教过的，她那肥大的身体往那儿一站，眼睛鼓鼓地瞪着，即使手里没刀也不比屠夫可爱多少。马红军揪着不放的问题是苗香菊这个资本家的大小姐当年是不是和她爹的伙计故意眉来眼去试图勾引他们从人民的队伍里叛逃，因为想来想去马红军没发现除了这个之外还能再批斗苗香菊什么。苗香菊说，“我那时才几岁，哪里懂这些？”马红军却不屑地说，“坏人从一生下来就会使坏，狼崽子咬人更厉害！”
批斗开始是小范围内的，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斗争和被斗争的对象都有针对性的是同“类型”，可后来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严重到必须要开全村的批斗大会才行，这个决策当然是在马家的家庭会议上做出的。开全村的批斗大会在屋子里就不行了，只能到生产队的院子里，院子的边上树着两根杆子，本来是用来放电影挂屏幕的，现在是白天当然不能放电影，而且也没有扯起白幕而是站着几个人。那几个人还挺搞笑的，脖子上挂着大木头牌子，用绳拴着，都拉搭到了膝盖，写的什么一般社员也不认识，他们除了自己的名字能再认出的字不多。牌子看起来也不轻，压得那几个人的头也耷拉到了肚皮上，头顶上还戴着用报纸糊的那种尖头像锥子一样长长的帽子，发明这种帽子的人本意肯定是这样想的，戴上去高高地竖着隔着老远都非常显眼，既然是挨批的人就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可他们似乎忽略了一点，挨批的人都是抬不起头来的，抬不起头来帽子戴在头上就不是垂直而是成了水平，一个个往前顶着像是牛犄角。而站他们前面像潮水一样在涌动的人群就像是斗牛士，斗牛士们抓起地上一切可以扔的东西，没头没脑地砸向这几只看起来像绵羊一样温顺的“斗牛”，喊声更是像浪涛拍岸一样此起彼伏……
“那时候学校已经停了课，大人们每天都在参加批斗会，不是被人斗就是斗别人，我们家……当然只能是被人斗。我记得，每天一早，就会有人到我们的棚子里，把我爸我妈还有我爷爷带走，我就吓得钻进被子躲在角落里发抖，我姐就抱着我说不怕不怕。大人们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也不敢去看，我们整天都躲在棚子里不敢出来，我妈临走的时候也总是叮嘱我和我姐不要出去。晚上的时候，他们就会陆续回来，一脸的疲惫和忧郁，我爷爷坐在棚子的门口闷声不响地一袋接着一袋地抽旱烟，我爸就挑着水桶赶紧到井边去挑水，好给我妈淘米洗菜做饭。还好，那时候生产队里还有我们的口粮，秋天的时候也会分给我们一些萝卜白菜什么的，萝卜埋到地窖里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挖，和新鲜的一样，白菜我妈就腌在坛子里到时能生吃也能炒着吃。后来，我爸在棚子旁边开了一块荒地，那时候允许开荒当自留地，可以自己种些粮食蔬菜什么的，队里分的未必都够吃，我妈就在自留地里种菜，这样一年中大多时候我们也能吃上新鲜的青菜。”
“有一次，我偷偷地问我姐，大人们白天都出去干什么？我姐就说大人的事小孩不要问，让我老实听话就行。我是挺老实听话的，可这并不能让他们不来欺负我。欺负我的人，当然就是李爱国了。李爱国上辈子肯定是和我有仇，我发现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家肯定就会有不幸的事发生。那天还和往常一样，家里的大人一早就被带走了，我躺在棚子里用木棍绑的木排床上，每天都是那样无聊地看着透过棚顶树枝柴草的缝隙射进来的窄窄的光线瞎想，有时候想着自己变成了一只长翅膀的小虫子从那缝隙就飞了出去，有时候就觉得从上面会突然掉进来一只鸟或者出现一个神仙也有可能，我觉得那时候除了神仙没有别的什么能救我们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了。”
“李爱国就是没事来找事的，他带着一帮孩子在我家的棚子外面，开始时是又喊又骂，骂我们是狗崽子是小牛鬼蛇神，让我们赶紧出去向他们磕头认罪。我姐就紧紧拉着我不让我出去，否则以我那时的愤怒早就冲出去了。后来，他们见我们不出去，也不敢过来，就捡地上的石头砸我们，我听到棚子周围噼哩啪啦的，棚子顶上还不时地有草叶落下来。我实在不能忍了，这都让人骑到脖子上了，换了谁也不能再忍，我就挣脱开我姐的拉扯，推开门冲了出去。”
陈根清每回说起和李爱国打架的事儿脸上都会带着得意的笑容，这种笑容应该只属于胜利者，或许是从小形成的习惯，陈根清在面对李爱国时，心理上总是有一种优势，所以说起这次打架的事他有些忿忿不平，“如果单打独斗，李爱国什么时候也不是我的对手……可那时候他的人多。你知道，从我家又开始被批斗后，以前那些和我好的孩子就不敢再和我在一起了，纷纷都跑到了李爱国那边，孩子嘛，墙头草随风倒。我出去的时候就大声地问李爱国他要干什么，李爱国看到我还是有些怕的，虽然他旁边有那么多孩子给他撑腰，我能听出他的声音都在颤，他说我们是要来斗你这个资本主义的小走狗。我就愤怒了，我是党的好孩子，是老师的好学生，以后还要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呢，我不允许李爱国这样说，我说你再说我就撕烂你的嘴。李爱国还是色厉内荏地说我就说我就说，你这个地主家的狗崽子小反动派小蒋匪军……那时候李爱国怎么可能懂那些，他一定是听他舅和他姥爷说的。就这样他还是骂我，我就扑了过去，我把他扑倒了，可我并没有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顿，因为他不停地大声喊，其它孩子就冲上来把我抱住了，我的手脚都不能动，所以本来被我压倒的李爱国就反过来压在了我身上，他们打我，踢我……我分不清有多少只手脚。后来，我姐就跑了出来，她大声地喊，但没有人听她的，她一定也想冲上来把他们拉开，但她的力气不够，所以最后我听到她在哭。不过肯定不是有人打她，因为她是女的。”
“那后来呢？”
“后来，李爱国他爸就来了，就是我的老师李韬略，那时村里就他一个老师，全村的孩子都是他的学生。李老师来了以后，他们就都不再打我，纷纷站到一边显得有些害怕，李老师就把我从地上拉起来，看到我鼻孔淌出的血弄得满脸都是，就拍了拍我身上的土，把我领到水桶那儿，从桶里舀出水来给我把脸洗干净，然后让我姐把我带回棚子里，还说以后就在里面写字画画自己玩不要到外面来。我姐就哭着问他为什么村里的人都恨我们。我记得李老师当时表情很凝重，他是叹了一口气才说，大人们的事你们现在不懂，以后就会明白的。我回棚子的时候还是恶狠狠地瞪了李爱国一眼，他这回是占了便宜，自然在那里得意洋洋，还向我做鬼脸。不过只过了一会儿，我就在棚子里听到了李爱国的喊声，似乎是在委屈地嚷嚷什么，我想一定是李老师说什么他不听才挨了打，他从小就不听他爸的话。”
“晚上的时候，我妈看到了我身上的伤，我姐就告诉了她白天发生的事，我妈就摸着我的脸一个劲儿地掉泪。我爸就劝着说好了好了，事情都过去了，小孩子吃点儿苦也有好处。我妈就伤心地说，这和孩子有什么关系，你看看，这打的青一块肿一块的……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啊！难道这人犯回错就得一辈子都背着？再说我们有什么错，他们为什么总是要和我们过不去呢？我爸就慌张地说，嘘，你小声点儿，少说两句行不行？我妈就闭上嘴不再说话，准备去做饭。这时坐在门口儿的我爷爷就把嘴里含的烟袋抽出来，也没抬头像是在自言自语，老鼠夜里老是出来啃东西，其实它们不是饿，而是在磨牙，一天不磨它就难受；蛇看到人就会窜上来咬，其实它也并不就是想去吃人，它是怕你要去伤了它。我爸和我妈听着我爷爷没头没尾的话，互相愣愣地看着，都答不上话来。现在想想，我觉得我真应该佩服我爷爷，你说是不是，萧记者？”
我觉得我也应该佩服陈隆毓，可佩服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能影响对陈家的批斗，在那个冬天，陈家的人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了寒冬的残酷。村里的人都被分派了任务，要像上班一样轮流去生产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