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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党委于九月十四日向丰县城北（于王庄）转移，两个特务营同时按照行军的秩序，一营在前，区党委机关在中，二营在后。由于在“肃托”名义下逮捕了大批干部，在干部和战士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思想相当混乱，人心惶惶。由于有一个战士步枪走火，队伍骚乱起来，二营掉转回头，就往回走，幸有军事部长张如严令加以整顿，才恢复了秩序，继续行进。白子明等对这种现象不仅不能加以冷静的分析，在战士干部中进行思想工作，以安定大家的情绪。相反却得出结论说，这是有人组织暴动，要有简单常识的人也会懂得。既然是暴动，而且打了第一枪就必然接着要大打一阵，为什么在打了一枪之后，在大家已经处于混乱的情况下，竟然不再打了呢？为什么我们的队伍乱了，而“敌人”反而罢手呢？敌人既已打了抢，暴露了目标，为什么又不再打了呢？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对这些问题，全然没有考虑，而惊慌的认定这是敌人搞的暴动，恰巧响这一枪，是在马宵鹏附近，于是就断定这次暴动与马宵鹏有关。
区党委住在丰北于王庄，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从上述错误的判断出发，再次会审被捕的人，在会审中仍然采取酷刑，实际上是有目标的严刑逼供，务必供出这次暴动的主持者才肯罢休。这与指名逼供，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严刑之下，出了成果：“证实这次“暴动”主持者是马宵鹏，具体执行者是参谋长李发，一营营长孟宪琛，还有二营营长XXX，组织干事XXX等暴动的力量就是保卫区党委的这两个营。目的是为了杀害党的领导和主要负责人。这种口供，对审讯者似乎是一种“满足”。结果这种“满足”又进一步促使了审讯者，更加惊慌失措，以致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很明显，既然区党委身边仅有点两个营，都掌握在“托匪”的手中，那又何必搞暗杀。由“托匪”的首领下—个简单的命令，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又怎么会使暴动失效呢？
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就根据这种完全虚构的漏洞百出的口供逮捕了马宵鹏、李发两个警卫营地营长，各连连长和排长，以及参谋处、政治处的所有干部共六十余人。并于当夜审讯马宵鹏，而且在审讯中采用残酷的肉刑，作为区党委书记的白子明，亲自动手毒打百般折磨，尽管使用种种酷刑，百般折磨拷打，马宵鹏仍然维护党的原则，保护党的利益，坚决不承认那些虚构的种种“罪名”虽有xx被逼当场“作证”，也毫不动摇，绝不乱说，直至被打倒遍体鳞伤，只剩下一丝呼吸道时候，仍然以诚恳的态度严肃的告诫白子明说：“子明同志，我是山东分局派过来的，我是区党委委员，你要相信分局，你要对党负责”。但是白子明等人对这位老党员的忠告，根本听不进去，继续进行严酷拷打，惨不忍睹。据刘局英同志的调查报告说：“还没有停止呼吸就拖到村外活埋了。另据白子明自己的回忆说，是活活打死埋掉的。这位苏鲁豫边区群众爱戴的老党员被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当作敌人杀害了。
与此同时，在未经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又急忙将区党委宣传科科长朱华、教育科长张基隆，一营营长孟宪琛，二营营长xxx，宣传宣传队孟宪理，宣传队干部陈雪楼，已经有关干部朱秀章、李家琪、卜昭明、徐海龙、李桂田、刘鸿昌、刘置左、范子斌等四十七名党员和干部予以杀害，被枪杀的同志，临刑时大都高唱国际歌或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了共产党人伟大的高尚气节。
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这样轻率的决定杀害大批干部，表现了他们不仅失去了—个共产党员起码应有的态度，而且也失去了一般正常人的理智。作为—个地区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处理这种状况，怎能不出大问题呢？更加令人痛心的是，这种错误的“肃托”并没到此为止，更加严重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五、两王伪造中央名义搞垮苏鲁豫区党委，继续进行大屠杀。
王须仁与王凤鸣相勾结，在湖东郭里集大量屠杀党员和干部，基本搞掉了湖边地委（仅剩了一个地委书记李毅）和改编了属地方部队之后，便将苏支四大队带到了湖西，准备向区委开刀。经过了解得知区党委移住丰北于王庄。于是率领队伍直捕于王庄，实行武装包围。
这一天是九月十八日，区党委村委在村里还开大会，举行“九一八”事变纪念。下午区党委接到群众报告，说从北边开来一支队伍，是苏支四大队来了。区党委的书记、各位部长，广大干部党员，皆大欢喜，认为这一下可好啦，主力部队来了，一切都好办了。可是等了好久却不见人来。于是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和各位部长便发生了怀疑。白子明和军事部长张如，带着警卫员到村北头寨门上，向北瞭望。这时苏支四大队已经散开，正向于王庄靠近。白子鸣在寨门上看清是王须仁和王凤鸣率领的队伍来了，赶快下来，当张如一齐出北门，要去见王须仁、王凤鸣，告诉他们不要发生误会。可是王须仁、王凤鸣见白张二人前来，便命令把机枪架好，做预备射击的姿势，并大声问白子明：你们“肃托”案件处理的怎么样啦？白子明回答：“大部分结束了”。王须仁马上厉声说：“区党委就你一人外，都是“托匪”。白子明感到惊慌异常，解释说：“不至于严重到如此地步吧”王须仁冷冷的说：“你过于相信干部了。中央命令我和王政委来，以紧张的态度处理此事，严防公开叛变。王须仁、王凤鸣伪造中央的命令，又摆了这样武装进攻的架式。白子明的心绪本来就处于慌乱状态，对事件已经不能冷静分析了，遇到这种情况，更是无法辨别真伪，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听二王的摆布，二王当场把张如逮捕起来。二王问白子明带来的警卫员可靠吗？白子明说：“不见得可靠，于是就缴了这位警卫员的枪。二王和白子明带着张如和警卫员到了不远的巩大庄。
在二王逮捕了张如的时候，被区党委的一个警卫员看见，就赶快到区党委向部长们报告：“白主任被扣，张部长被逮捕。”这时区党委王文斌、郝中士、赵万庆、孙衷文等四位部长听到这种情况感到非常惊慌，他们还不知村北来的到底是什么队伍。他们分析：可能是游击四大队被托匪掌握搞暴动了。并且认为不可能是主力四大队，因为他们和广大干部党员一样，对主力军是无限信任认为主力部队是不会扣留白子明的。这时由于“肃托”把整个领导人的思想搞乱啦。把整个干部队伍的思想搞乱啦。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与主力部队的会合上．谁能想到，现摆开阵势的这支部队，正是主力四大队。部长们没有分析出一个头绪，没有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来．便决定派人去侦察。同时加强了防备。
王凤鸣等到了巩大庄，告诉白子明：“区党委的各部部长都是“托匪”，又说：中央有命令（电报）来，要我负责来处理边区的“托派”问题。其实完全是伪造。中央根本没有给过王凤鸣这样的命令。白子明将信将疑．不敢提出要王拿中央命令看看，以辨真假。实际上是在二王的威胁下屈服啦。于是按照二王的意思，给区党委各个部长写了一封信：王部长来此传达中央的决定，请各部长速来开会，很明显，二王是借白子明之手把区党委的几位部长骗出来而逮捕之。
由于怕别人送信不可靠，便派王须仁的警卫员去送．到区党委后，王文彬等几位部长看了信很自然的产生了疑心：既然是白子明来的信，为什么不由白子明带去的警卫员送来，而由别处一个不认识的人送来呢？想到刚才得到白子明被扣，张如被捕的报告，感到其中必有文章，于是就把王须仁的警卫员绑起来吊打审问。审问结果确实是主力四大队，信是王须仁、王王凤鸣叫白子明写的。王文彬等几位部长感到其中有诈，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便由王文彬执笔给白子明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彭雪枫同志有急电来，有要事相商，请速回区党委研究。交王须仁的警卫员带回。同时又派组织部巡视主任张子敬前往查看形势。
二王看到区党委几个部长没有上当，不仅不出来，反而要白子明回去。于是又将队伍拉出，再次准备武装解决区党委。这时，白子明提出不能打，这样牺牲太大。队伍刚到十字河，就碰到了张子敬。白子明看到张子欲就说：“子敬，你先回去我就来。”子敬感到白的话中含有区党委准备的意思，即拼命跑回报告给几位部长，准备迎击。几位部长感到不应给自己的队伍发生冲突，一则加强警戒，一则派保卫局长孙鹤一前往看看到底是不是主力四大队。这时主力四大队的队伍已到寨外，正撞孙鹤一出来，见了二王（王须仁、王凤鸣）证实确实是主力四大队来了。王凤鸣对孙鹅一说：“请你回去给大家解释清楚，不要发生误会。
孙鹤一回去，向区党委几位部长报告确实是我们的主力四大队来了，这才放了心。王文彬认为既然是自己的主力部队来了，就亲自到寨外去过接他们。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刚出寨门就被逮捕了起来。几位部长见王文彬去后，又是久久不回，便知有变。于是迅速把队伍撤出村外，隐蔽在村西庄稼地里，再派孙鹤一带一警卫员到村里探听消息，正好这二王和白子明带著队伍进村了，直捕区党委住处，在街上又遇见了孙鹤一。孙提一提一马灯，对王须仁一照，看看是谁，正好孙鹤一带来的警卫员正找王文彬。大喊王部长你在那里？这下可闯祸了。王须仁说“这明明是来人暗杀我，你孙鹤一有计划的用灯照我。而那个特务员就来找我。”随即把那位警卫员的枪缴了，把孙鹤一扣留起来。
深夜白子明再次致函区党委几位部长，仍说是王部长亲传达中央决定，请速回来，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社会部长赵万庆、青年部长孙衷文等，没了主意也就去了。见面后并末立急逮捕，只说天已晚了各自休息去吧。事实上当夜把两个警卫营给改编了。
第二天（九月十九日）一早就逮捕了赵万庆，孙衷文二人，并把郝中士软禁起来。对区党委机关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除少数软禁外，其余全都捆绑起来。随将队伍带到了鱼台县谷亭镇，到谷亭镇后，再次进行疯狂的大屠杀。
这时的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由于害怕自己被二王作托匪杀害，他由于政治上的幼稚，放弃党的起码的原则，已成了二王进行反党反革命的工具，对二王的反革命破坏行为不仅不做斗争，反而积极的跟随二王一起审讯被捕的同志们。首先是审讯区党委的几位部长。
王须仁、王凤鸣、白子明会审王文彬、张如两位部长，使用酷刑有七十多种之多，被打得死去活来．这两位我党的老党员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顽强意志和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气节，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决不承任莫须有的“托匪”罪名。王、王、白三人并不放手。王须仁大发反革命怪论：“这两个人这么硬，正是老托匪的有力证明．”又说：“托匪的纪律只有老“托匪”才能守住的”。对他们说服教育是毫无可能的。”这就是说：越不承认被他们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就越加证明是“托匪”，更是非杀不可．白对这种反革命的怪论不但不予驳斥，反而接受了下来。
在审迅中，王须仁一再逼张如、王文彬，必须供出在中央的“托匪”。这就暴露了他们的更大的反革命阴谋。竟然要杀向山东分局、杀向一一五师，直到杀向我党中央。对于这种严刑逼供一一遭到王文彬，张如两同志的严词拒绝。而白子明看到王须仁如此恶毒，如此疯狂的阴谋，不仅没有给以应有的批判和制止，反而听之任之。
王、王、白尽管对王文彬、张如两同志残酷施刑反复摧残，并没有从这两位同志口中得到任何东西。虽有区党委的另一个部长当场作作证咬定他二人是“托派”。他们仍然坚贞不屈，绝口否认。于是王、王、白召开会审大会，把这两位党的好干部枪杀了．他们杀死了两个区党委的部长既没有请示山东分局，更没请示中央。尤其甚者王凤鸣竟胆大包天。再次伪造中央的名义，贴出布告，说：“是奉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将王、张二人除决。目的是在欺骗党员欺骗群众，*党员*群众。
至此二王等所发动的“肃托”运动到底是个什么性质已经很清楚了。在枪杀王文彬、张如两位区党委部长的问题上，白子明是有责任的。当时他为什么不以区党委书记的身分，提出和坚决请示山东分局呢？在王凤鸣伪造中央名义出布告时，他又为什么不提出反对呢？政治上幼稚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仅仅归结于“幼稚”就说不过去了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区党委青年部长孙衷文，由于对他的审讯，使案情的扩大，达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地步。现将孙衷文对这个问题的回忆，摘录几条如下：
“我在被带到湖边地委（注：事实这时湖边地委已不存在）的第二天就遭审讯。审讯人王须仁、王凤鸣、白子明，当时他们三人主要是失有白子明出面恐吓和诈逼，二王就一面吓虎一面用刑，当场还有一批武装保卫人员，帮助施刑。白子明一上来就肯定说：我是被常俊亭拉进托派组织的，要我立即招供。白子明这样首先出面，对我精神压力很大。马上在我思想上引起了混乱．他不仅是党的负责人，而且对我很了解，从地下党就在一起工作过。据了解，白子明、孙衷文二人在济南“乡师”时就是同学，在学生时代都入了党．在一个党组织中过生活，后又一起在地下党的济南市委工作。抗战爆发后，又一起到鲁西南组织工委，后又一起参加了苏鲁豫特委，都在一起工作，而且关系也较密切。这时白子明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