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点，李立三喜冲冲地推门进来。“你猜，找我有什么事？”他兴奋地对全家人说。李莎认真猜谜，怎么也猜不准。“我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李立三激动地向大家宣布。李莎愣住了：“怎么可能呢？共产国际早就把你开除了，你连党员都不是。”“我们党没有接受这个决定。今年召开‘七大’，照样把我选上了。刚才苏共联络部部长潘友新亲口向我转达，还同我握手祝贺呢！”这个意料之外的喜讯给李莎一家人带来了真正的节日欢乐，她们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下举杯迎接1946年的到来。
“！！！”元旦的钟声敲响了。新的一年开始了。
这个意外的喜讯，给李立三全家带来了真正的节日欢乐。李立三充满着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万分感激的心情，含着热泪对李莎说：“我们党的政策就是伟大。有的党，谁犯了错误，就要坐牢杀头。我们党，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我就是最现实的例子。”李立三和李莎全无倦意，两人兴奋地交谈着，一想到就要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以往所受的苦难就算不得什么了。李立三向李莎憧憬着中国革命的灿烂前景，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投降，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全国人民通过抗战烽火的洗礼，锻炼得更加强大，更加坚强，总有一天，我们会打败蒋介石、打败国民党，使中国获得解放的。我们也要建立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也要搞集体农庄。国家新生，医治战争创伤，会有很多工作适合我做的。”他再一次向李莎表示：“我可以到报社去当编辑，当校对，也可以充当俄文翻译，您还可以到中国去教俄语……我要把这许多年浪费的时间补过来，我要殚精竭虑，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立三当选中共中央委员（2）
李立三讲得情真意切，全然没注意到李莎已是泪流满面。李立三知道李莎为什么哭，因为又要分别了，他们这对恩爱夫妻是难分难舍的。
李立三安慰李莎说：“亲爱的，不要哭，这次分别和前几年的分别是不同的，不是生离死别，而且，你曾说过要去中国，我先回国打前站，待工作有了头绪，我来莫斯科接你，我们还会在一起，那时，我们就永远也不分开了。”
李莎含泪点头。她知道，李立三一直盼望着回国，好不容易盼来了这一天，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他回国。何况，他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将参与中国革命重大政策策略的决定，他属于中国共产党，属于中国人民，他应该去为他的祖国效力。
从感情上讲，李莎真的舍不得放李立三走，他们经历了李立三的牢狱之灾，又经过了卫国战争的逃难之苦。作为妻子，李莎想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让李立三充分体味家庭的温暖，爱情的芬芳。但她也懂得，革命者要服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小家要服从大家。当然，她也清楚这次的分别，只不过是短暂的分居，因为李莎已经做好了去中国的精神准备，她选择了李立三，同时也就选择了中国。作为中国人的妻子，她将与丈夫携手并肩，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
想到这里，李莎擦去眼泪：“亲爱的，我已决心去中国，你先走，我随后也是要去的，带上我们的女儿，让她看看爸爸的祖国是多么美丽而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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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为“立三路线”作了结论
由毛泽东主持起草，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立三路线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决议》在指出“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之后，提出“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诬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决议》在列举了立三路线所造成的危害后，实事求是地指出：“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决议》还指出：“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
毛泽东为李立三“竞选”
李立三因犯“立三路线”错误，虽经多次检查，共产国际仍一直停止他的党籍，如前所述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给他的错误作了结论：“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的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六届三中全会“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毛泽东又为我党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党的七大李立三当选为大会代表，由李富春代他填写了“代表登记表”；在大会选举中，由于毛泽东的举荐，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大会共选出中央委员44人，按得票多少，李立三排第15名。
党的七大推选李立三为中央委员一事，对李立三震动很大。他对党、对毛泽东怀有真诚感激的心情，顿时精神大振。李立三在谈到毛泽东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时，十分激动地说道：“1930年我犯了路线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想起来就十分痛心。我曾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对待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等到我离开中央的工作岗位，决心重新学习、从头做起的时候，米夫、王明却把这个办法用在我的身上，使我吃尽了苦头。我犯错误的时间不到半年，他们叫我在苏联作检讨，却没完没了。把我搞得像小媳妇一样，不敢多说半句话，不能多走半步路。他们实际上是要置我于死地。在那种处境之下，如果思想不健康，缺乏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就会丧失信心，看不见前途，对未来失去希望。”接着，李立三又非常兴奋地说：“在苏联过了15年之后，突然接到党的七大选举我为中央委员的通知，后来又读到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信任和关怀，《决议》对历史问题所作的精辟透彻的分析，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兴奋、激动、感激，而又悔恨和惭愧。有人说，这是毛主席为李立三‘竞选’中央委员。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把我从政治的、思想的牢笼中彻底解放出来了。那种被解放的感觉，我敢说，不亚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的人，获得释放，重新得到了自由生活的权利，那样令人感到幸运和喜悦。因为这实在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绝处逢生了。”李立三还说：“党如此信任我，我自当好好地为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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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托郭沫若带信给党中央
李立三与郭沫若，早在1927年共同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时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当时，李立三是起义的发起人之一，两人都是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但在那次起义失败之后，两人天各一方。李立三因犯“立三路线”错误，被迫流落苏联，身处逆境；郭沫若也因蒋介石的“通缉”，东渡日本，双方便失去了联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下落。
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党中央就向苏联交涉，让李立三回国工作。直到8月底，苏共联络部部长潘友新才对李立三说，你多次要求回国，现在批准了。为做好回国准备，他让李立三先看一些中共中央的文件和国内的报纸，以了解国内情况。这位苏共负责人曾经问李立三，你对于被捕的事情有什么意见？李立三回答说：“被怀疑是难免的，现在弄清楚了，苏联是正确的，斯大林是英明的。”但是这位负责人只告诉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消息，却迟迟没有告诉他什么时间可以回国。
1945年6月，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和中国学者的身份，来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纪念活动本来安排在6月16日至28日进行。但郭沫若于6月9日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绕经印度、伊朗，路上耽搁太久，直到6月25日才抵达莫斯科，只赶上纪念活动的末尾。在苏联的特别优待下，单独给他安排了50天的参观游览活动，直到8月16日才离苏回国。时过18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立三同老友远在莫斯科重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在此期间，李立三在莫斯科多次去看望郭沫若，两人长时间叙旧。后来郭沫若在《苏联纪行》中写道：“李立三强烈地思念祖国，思念旧日的战友和同志，差不多的旧友，他都殷殷地问到了。”郭沫若启程回国前，李立三请郭沫若带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党中央向苏联交涉，准许他尽快回国工作。
郭沫若从苏联回到国内，把李立三在苏联的情况向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作了汇报，同时转交了李立三写给党中央的信件。经党中央与斯大林、苏共中央的再次交涉，才无条件地准许他回国。
李立三归心似箭
李立三获准无条件回国了，他要抛雏别妻，他和李莎又面临别离之痛。
1946年1月16日，在莫斯科火车站，李立三行装在身，即将登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同行的还有杨至诚、袁牧之等人，他们将取道海参崴，然后再转乘苏联的军用飞机回国。月台上，李莎和亲友们来为李立三送行。李英男从李莎的怀里跳下来，抱住李立三喊：“爸爸，抱我。”李立三抱起李英男：“英男，爸爸回中国了，你要听妈妈的话，过一段时间我来接你和妈妈去中国。”“不，爸爸，我要和你一起走。”李立三笑了：“英男听话，先不走，将来跟妈妈一起去。”李莎抱过李英男，嗔怪道：“英男，妈妈抱，爸爸就要上车了。”
开车的铃声响起来了。李立三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道别，最后，他拥抱住李莎和李英男，吻别她和女儿。李立三登上了火车。火车一声长鸣，徐徐开动了。李立三从车窗伸出手来，向送行的人们招手致意。李英男大声地喊：“爸爸再见！”当她回过头时，发现李莎在默默地流泪，她用小手给妈妈擦泪，像个小大人似地劝哄李莎：“妈妈不哭，我也不哭。”这么说着，两滴眼泪从她那细嫩的脸蛋上滚落下来。火车开出好远了，李立三还在向亲人们招手。
李立三后来说，坐在火车上，闲来无事，闭目回顾这15年的生活，真是不堪回首。由挨批判到成为阶下囚，他一直处在###的风口浪尖上。所幸的是他没有被摧垮，没有被险恶的